寒竹、李世默：也谈英国的保守主义——与张力奋先生商榷

更新时间：2015-10-26 16:53:21  |  来源：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

2004年，蒋庆先生在撰文批评刘军宁用自由主义曲解埃德蒙·柏克的保守主义时，曾列举了F.J C. Hearnshaw、Russell Kirk、Hugh Cecil和Robert Nisbet等著名保守主思想家对保守主义的定义，指出刘军宁等国内学者常常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自由主义观点去诠释保守主义。当然，张力奋先生的这篇时评并不像刘军宁那样从学理上全面讨论保守主义，因此本文仅对张文中谈到的几个观点来谈谈英国的保守主义。

埃德蒙·柏克

在谈张力奋先生关于保守主义的观点之前，笔者先澄清一下保守主义与进化论的关系，因为张文谈保守主义的切入点是进化论，文章标题就是《中国应向英国借鉴“进化论”》。张力奋先生谈到，英国是达尔文的故乡，英国更能体会社会良性进化的价值与途径，强调社会进化而非革命的思想具有保守主义的意义，由此张文引出了对英国保守主义的论述。

张文把进化论与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初衷应当是好的，是要积极地肯定保守主义。而且从词语的一般意义上看，张文的看法似乎也有道理，社会缓慢而有序的进化与主张政权更迭的革命相比，当然更有利于社会大众的福祉。但张文从进化论来切入保守主义的话题，很容易误导读者对保守主义的理解。

作为生物学的进化论本身其实仅有演化而并无进化的意义，把进化论翻译为演化论更符合达尔文学说的原意。但当斯宾塞和白哲特、索姆奈等人把达尔文学说运用于社会领域时，进化论成了一种进步主义，人类社会被解读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化过程，优胜劣汰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进步的指向性。本文并不讨论社会进化论是否有道理，而是想指出西方的保守主义通常并不主张进步主义，尤其反对社会发展的目的性。像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这样具有保守主义思想的历史哲学都不同意把历史解读为从低级到高级的线性发展过程。所以，张文从进化论切入到英国保守主义是从字面上意义上的推断，这种切入方法有可能使得读者把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混为一谈，并不利于对保守主义的理解。

下面具体谈张力奋先生关于英国保守主义的观点。

当下的中国为什么需要借鉴英国的保守主义？张力奋先生主要谈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给当今社会留下的弊端：1949年后的中国革命以及建政过程中，建立了高度的计划经济与社会控制，但对中国社会组织及其传统的破坏极为深重，有机的社会体系快速瓦解，阶级斗争导致阶级间的对立与冲突。张文并断言中国近代革命把传统戳得千疮百孔。革命轻漫历史，导致集体和私人记忆的断层。由于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给社会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后遗症，所以张力奋先生认为可以借鉴英国保守主义来恢复中国的传统。

把保守主义与革命简单地对立起来的观点并非张力奋先生一人所有，赞扬保守主义的自由派学者大都持这个观点。近几十年来，学术界一些人在讨论英国保守主义时形成了这样一个逻辑：英国近代的保守主义发端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与英国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相比，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不好的样板，而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激进性比法国大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关于革命的评价应当改写，当下之中国应当用英国式的保守主义来改造。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曲解了英国保守主义。

英国保守主义是不是从抽象的意义上反对一般革命？保守主义是不是否定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在中国倡导保守主义的自由派从来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众所周知，英国保守主义以反对法国大革命出名，但他们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并非抽象地反对一般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因为对法国大革命“有一种深深的恐惧”，他们认为执着于自由平等抽象概念的法国大革命对英国的现存秩序构成了威胁。英国保守主义反对法国大革命是为了捍卫英国的现有制度与秩序，而不是抽象反对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埃德蒙·柏克的成名之作《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就是要捍卫英国的现存制度。

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后，激烈批判英国政府的《革命协会》（revolution society）和《宪法协会》（constitutional society）两个激进团体的一些人，高度赞扬海峡对岸发生的大革命，他们认为英国政府同样不具有合法性，英国应当像法国那样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再来一场革命推翻现政府。正是为了防范在英国发生推翻现有政治秩序的革命，埃德蒙·柏克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专门驳斥了《革命协会》（revolution society）的主要代表普莱斯。

但是，如果说18世纪英国保守主义反对法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捍卫英国自身的基本制度与秩序，那么，英国当时的制度从何而来？这个制度与革命是什么关系？这才是准确理解英国保守主义的关键。

了解欧洲历史的人都知道，18世纪的英国制度来自17世纪的革命，其中既包括1688年的“光荣革命”，也包括1640年的暴力革命。17世纪的英国革命奠定了18世纪英国制度的基础。当然，暴力革命都有弊端，英国的暴力革命也不例外，后人应当反省，但这不是否定英国革命的理由。事实上，英国保守主义从未以反对抽象革命的理由去否定英国在17世纪发生的革命，也没有以这场革命中的弊端去否定革命本身。富有保守主义传统的英国人即使对在革命中大权独揽、镇压议会，并把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的政治强人克伦威尔也持历史主义态度予以高度尊重。1899英国议会给这位曾经严厉压制议会的政治强人在威斯特敏斯特议会广场塑造了铜像以资纪念。今天人们可以看到这座克伦威尔的铜像比许多国王的塑像更为巨大和雄伟，这足以证明当今英国人对三百多年前那场革命的高度肯定，这才是英国保守主义尊重历史传统的表现。

   克伦威尔

所以，人们不应轻言英国保守主义反对所有革命，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英国保守主义反对的是钟情于抽象理念的法国大革命，反对的是对自身国家基本秩序构成威胁的法国大革命。但英国的保守主义，甚至包括绝大多数的英国人从未想到要以否定暴力的名义去否定奠定现代基本制度和秩序的17世纪革命。在英国保守主义看来，当推翻专制腐败制度的革命成为历史，这段历史也就成为现代制度与秩序的根基，成了应当维护的传统。保守主义与钟情于抽象理念的政治激进派不同，保守主义承认对历史的反省，但从来反对用翻烧饼的方式来评价历史，从来反对割断历史，哪怕这段历史并不完美。

但遗憾的是，同样是对待历史，中国一些自称是赞同英国保守主义的自由派学者却与他们推崇的保守主义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在他们的文章中，中国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基本是负面的。他们认为这场革命摧毁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摧毁了传统文化，撕裂了原本和谐的传统社会，二十世纪的革命似乎成了中国今天所有的弊端的根源。根据这种历史观，中国今天要走出困境，就需要以保守主义来改造经历过革命的中国社会。本文在此并不打算讨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利弊得失，本文谨想说明，保守主义这个概念在一些人那里成了瓦解当下中国国体的历史合法性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跟英国尊重历史传统的保守主义基本没有关系，甚至与保守主义的宗旨背道而驰。

不过，中国的自由派没有真正理解英国保守主义是有原因的，因为二者在哲学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很大。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自由派学者论述问题的方式有着强烈的唯理主义和线性史观的倾向，这跟英国保守主义信奉的经验论哲学完全不同。中国的自由派大都相信人类社会有一个美好的普世模式，这个普世模式在西方国家已经成为现实，中国人只要通过启蒙就能追随西方国家从而进入理想王国；他们坚信自由、民主和人权应当具有一种放之四海而有效的普遍形式，在他们讨论自由、民主和人权等问题时，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神学目的论和普世主义的论述方式。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导致了一些中国学者常常不由自主地用自由派的逻辑来解读英国保守主义。

英国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中世纪的唯名论和近代洛克、休谟等人发展起来的英国经验论。在唯名论看来，自柏拉图以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将普遍性视为独立的存在，并且将普遍性神圣化是完全错误的。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个别事物，所谓普遍性或共相仅仅是人们为了便利而给个别事物赋予的“名称”。由于唯名论在英国的强大传统，后来的弗拉西斯·培根、约翰·洛克、乔治·贝克莱和大卫.休谟等从认识论的角度揭示出大陆唯理主义把普遍概念凌驾于个别经验之上的虚妄性，强调个别与特殊的真实性，这给英国保守主义奠定了独特的哲学基础。今天我们读埃德蒙·柏克和其他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常常看到这些保守主义者运用英国经验论的方式批评普遍主义。

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柏克强调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反对以抽象权利理论与普遍观念来解释社会国家的起源。柏克认为，人类从原始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并不遵循一个普遍的模式，不同原始状态的自然权利并不转化为普遍的人权。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原始人所进入的原初社会不可能相同，所以，不同的原初社会给与社会成员的权利必然也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初的差异，世界上才有那么多不同的民族国家。柏克在这里说出了一个保守主义的重要原则，这就是人类的发展应当是百花齐放，应当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所谓统一的普遍模式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柏克根据经验论原则对“普遍权利”的批判。柏克认为权利不是一种抽象的普遍存在，而是具体的某个人或者某个民族的权利。世界上并不存在凌驾于各个民族传统之上普遍的“人的权利”，正如世界上只有英国人或者法国人等具体的人，而不存在抽象的、普遍的、没有历史传统的人一样。伯克把这种超越国家与民族，超越具体社会结构中人的普遍权利称之为“虚幻的人权”。上个世纪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对埃德蒙.柏克区分具体人权与普遍人权的的保守主义理论作了肯定并进一步作了阐述。阿伦特指出，“无须读过伯克的理论，也能看到正是人的抽象、赤裸裸的存在才是他们最大的危险。……所以他们坚持自己的国籍（他们以前的公民资格的最后一种象征），将它当作仅存的和人类之间能被承认的纽带。他们不信任自然权利，只相信民族权利”。“从一开始起，在宣称不可分离的人权中就包含了一种吊诡，即它重视一种好像根本不存在的‘抽象’的人，事实上，即使连野蛮人也生活在某一种社会秩序里。……因此，全部人权问题迅速地同民族解放问题纠缠混合在一起；只有自己的民族主权的解放才能使人权得到保障”。

英国保守主义对国家的看法也常常被中国的一些学者所误读或忽略。柏克并不相信国家产生于一纸契约：“国家不是一天、一群人的选择结果，不是激愤、轻率的选择结果，而是若干世纪、若干代的慎重选择结果，是某种比宪法优越千百倍的东西造就的结果，是由独特的环境、时机、脾气、性情、以及长时间内才能显露出来的道德习惯、政治习惯和社会习惯造就的结果。”在柏克之后，大多数的保守主义思想家都强调国家先于并高于个人，个人必须忠诚于国家。

此外，中国的自由派学者在谈到西方的保守主义时，最为赞赏的是保守主义主张小政府，张文也谈到了这一点。这种说法没有错，但却是片面的。不错，几乎所有的保守主义学者和保守主义政治家都主张“小政府”，但是，保守主义主张的“小政府”主要是在讲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不是全面论述国家和政府的意义与价值。事实上，国家必须在军事上强大、国家必须拥有政治权威，几乎是所有保守主义政治家的共同主张。有两个基本事实大家有目共睹。第一，大多数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和几乎所有的保守主义政治家都赞同爱国主义，都主张建立强大的国家军事机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保守主义立场著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在任内都曾大幅度增加国防军事预算，扩张军备，对外都采取了强硬的军事手段；第二，尽管保守主义政治家主张大市场、小政府，但在维持国内秩序问题上却是主张“强政府”，主张用强有力的铁腕对付任何违反社会秩序的骚乱行为。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任内对劳动运动和街头骚乱的严酷镇压曾经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如果人们真的以为保守主义主张的理想政府是无为而治的“守夜人”，那就偏离了事实。

本文赞同今天的中国可以借鉴保守主义的思想，但是，借鉴的前提是要真正了解保守主义。如果以自由派的话语来诠释保守主义，否定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意义，否定现代建国和当今基本制度的历史合法性，否定中国道路与制度的中国特色，以抽象的普遍概念来引导中国当下的改革，这就走到了保守主义的反面，反而有可能跌入雅各宾主义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