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落实港人国民身份，迅速强化国家认同
更新时间：2018-08-17 16:46:11 | 来源：转载
新增选民比例不利于建制
与“一国两制”有关的三个地方台湾、香港和澳门，台湾岛内的“国家认同、国族认同”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两岸关系的重要因素。而在香港，近年已经逐步显现了非常类似的问题，我们从新增选民政治取向的比例，以及“自认本土”占年轻人的比例大幅上升到超过30%（注1），就可以看到这种危机。
可以说，如果现在不着手处理香港与内地“身份认同差异”的问题，港人的“国民认同”不能真正落实，“国家认同”必将成为香港与内地的一个重要的矛盾滋生焦点。
而如果能够落实港人的“国民身份”，不仅能够通过强化“国家认同”迅速增加大量的爱国爱港铁票，对抑制“港独”思潮、消融“港独”土壤，也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年轻人与内地缺乏利益关联是重要因素
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之所以产生“国家认同、国族认同”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年从大陆撤台的老一代逐渐凋零，第二代第三代台湾年轻人与大陆的血缘逐渐疏远和亲情迅速淡化，很多年轻人被称为也自视为“天然独”（注2）。也可以说，“一国两制”在台湾岛内之所以难以得到广泛认同，被台湾分离势力在舆论上妖魔化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很多选民对大陆缺乏“国家认同”、与大陆缺乏切实的利益关联也是重要原因。
具体到香港，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虽然香港已经回归20年，但是由于中国内地户籍制度的原因，绝大多数港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国民待遇”，随着老一代逐步退出舞台中心，加上教育与传媒的负面引导，“国家认同、国民认同”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问题与趋向。
选举社会最重要的是扩大选民基础
香港已经进入选举社会，从目前香港的政治生态看，若想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除非废除选举制度，否则爱国爱港选民的基本盘是必须认真经营的领域。自香港回归以来，如果将立法会直选议员的投票比率简单对照，可以发现，回归之初，反对派与建制派的得票比率是6:4；其后建制派的认受性有所提高，大约为5.5:4.5；但是近年的对比重回6:4，甚至有进一步拉大差距的可能，比如6.5:3.5。而根据2016年的一项调查，78%的年轻人支持该年就实行立法会直选（注3），根本就无视“循序渐进”的民主政治发展原则。
一个可预测的结果是，如果没有积极主动的对策，这种选民结构与心态的变动趋势是令人担忧的。而香港目前的传媒、教育、司法都是以非建制力量占据明显优势，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个基本原则之下，即使建制力量有全面改观的意图，短期内改变这种“弱势”状况的机会也不大。就是说，依靠香港内生性的动力，短期内难以阻止非建制选民基础的进一步扩大，更不要说扭转整个局面。如果还是像后过渡期和回归之初那样，将主要焦点放在拥有投资能力的商界，已经很难扩大爱国爱港选民的基本盘。毋庸讳言，当选票越来越具有决定香港的日常运作稳定与否的政治能量的时候，支持爱国爱港力量的鐡票数量必须增加；围绕扩大鐡票所做的努力，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大幅加强。
立法会直接选举的趋势——如果建制选民不能占多数将有大麻烦
而对国外反华政治势力来说，让“一国两制”以失败收场，或至少让“一国两制”难以顺畅运行，将是长久的战略安排。从香港反对派此次针对特首选举所做的全面动员，以及近期针对梁振英特首所进行的所谓调查来看，反对派及其背后的境外反华势力，绝对不会因为更换一个特首就会偃旗息鼓、改弦易辙、和谐共建。可以说，搅局与斗争，特别是通过夺取更多的立法会议席操控香港政治生态、扰乱社会经济，牵制、抑制行政主导，将是一种常态；在掌控司法权、挟持立法权的基础上，争夺行政管治权，乃是长期的战略目标。认为反对派会因为更换一个特首就会愿意实现和解、共建香港，那是太过善良；认为反华政治势力支持的反对派在此次特首选举之后已经不会再掀大的风浪，那是对反对派能量的过分低估。
对于国家主体来说，既然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并需要根据《基本法》调节民主选举这个游戏规则，那麽如何在香港扶持、壮大爱国爱港的基本盘，增加建制派的铁票，就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除了需要尽快开始着手就香港的司法、传媒、教育问题进行长远的规划并寻求解决办法之外，应该而且必须尽快从“操之在我”的领域着手，通过开发、扩展香港选民中的爱国爱港力量，实现鐡票的快速增长。
如何才能迅速扩大建制“鐡票”——必须长期保证爱国爱港议员在立法会内占多数
那就是：要通过落实更多与香港相关者的“国民身份”，通过“身份认同”实现“国家认同”，迅速扩大爱国爱港基本盘，大幅增加建制派的“铁票”票源，持久地保障爱国爱港议员在立法会中占据多数。
“一国两制”原本是为了台湾设计的，很长一段时间也有通过香港成功实践“一国两制”垂范台湾的意图，其中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乃是是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重要标志。中共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以“两岸一家亲”作为国家统一的的基础，以融合发展作为国家统一的路径（注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7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持续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带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布局中，“经济融合发展”的理念，对保持和促进香港经济的长期“繁荣”非常重要；而“社会融合发展”，则对通过“身份认同”维系和强化“国家认同”，从而保持香港社会的长期“稳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内地身份证已经远比回归之初具有吸引力
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初及之前的后过渡期，由于当时的香港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内地，多数港人对于能否拥有中国内地的“国民身份”、享受“国民待遇”兴趣不大，甚至有所畏惧，所以中国内地才有为了让港人放心的“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梁振英特首在一次会议中曾经表示，当年筹备回归时几乎把什麽都想到了，所谓“五十年不变”就是有个假设，认为在五十年之内，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超越香港。但是，内地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以令整个世界惊奇的速度实现了大跨度的超越。
国家的发展与超越，已经通过航天技术、高铁技术、军事装备，被很多港人看到了；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地位，通过内地游客的消费，也被很多港人感受到了。在这种新的背景条件下，“国民身份”、“国民待遇”对港人的吸引力，远比以前为大。
回归之初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愿景“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这个愿景在当时的氛围之下，确实令不少港人人向往、期待。但是现在的情况是，CEPA等非常有利于香港整体经济的中央惠港政策，绝大多数利益归于财团和商家，而拥有选票的大多数普通民众，对中央给予的惠港政策出现“无感”状况。特别是回归之后香港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年轻人在香港的生活压力不断上升；对大多数只能圉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谋生的年轻人来说，基本没有机会分享中国内地的发展成果；加上舆论环境的误导，他们对内地的抗拒心理就很容易形成。甚至可以说，“国家好，香港更好”如果长期都是停留在口号阶段，对港人的“国家认同”不仅没有意义，还会成为心理逆反的某种依据。
目前香港的传媒教育司法环境——很难完全依靠内生因素培育“国家观念”
不少观点都已经提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只是实现了“主权回归”；香港社会目前的状态，表明还没有真正全面实现“人心回归”。香港这些年由于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加上反对派势力搅局造成政治纷争不断，一些舆论更是刻意美化港英时代的辉煌，蓄意将回归后的成就贬为黯淡，在过往对内地的经济优势已经消失，而香港社会过往形成的心态优势正经历自傲与自卑艰难纠结的阶段，部分年轻港人在“看不到前途”的状况下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自闭症”。年轻人的这种“自闭症”短期难以自愈，且容易产生过激反应。而且，在非建制传媒力量明显占据优势的香港，这种“自闭症”很容易被误导，比如将今日香港经济的发展迟缓，包括香港对内地的优势不再，简单地归咎于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由此将怨气指向香港回归，直接危害“国家认同”和政治取态。但是，在香港目前的舆论环境下，这种“自闭症”需要善意的外力，柔性破茧。就是说，了解国家发展，才能避免井底之蛙；分享发展成果，才能实现真正归心。
应该说，当初制定“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因素，就是相信是当年香港社会主流具有比较强的“国家认同”，其中包括一些反对共产党但是具有“国家认同”的社会精英。而今，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后出生和香港回归前后出生的中青年，其常年身处的教育环境和舆论环境大多是强调“两制”、忽略“一国”，甚至是长期贬抑、排斥中国内地的，这个群体在心态上很容易对内地产生误解与误判。加上回归之后贫富差距拉大、内地经济全面超越香港，而这个结果又被很多别有用心的舆论归结为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造成的，所以香港年轻人对于“国家认同、国民认同”，在比例上较之上一代迅速下降。毋庸讳言，新增选民的政治倾向，已经证明了这种危机。“港独”这种在香港特区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思潮”，正是在这种土壤中滋生的；尽管不可能实现，但是对香港社会稳定的破坏极大，对“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危害极大。
根据一份香港中文大学的民调：近三成香港年轻人自认“本土派”（注6）。如果加上认同“温和民主”的年轻人，这个比例在香港年轻人群体无疑将会过半。从2016年立法会选举新增选民的政治取向看，新增年轻选民对爱国爱港阵营的支持比率明显低于非建制。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还是依照目前的方式继续走下去，爱国爱港阵营的整体得票比例逐步下降将无可避免，香港社会与内地的隔阂还会进一步加深。这对于已经进入选举社会的香港来说，想要以比例越来越小的爱国爱港鐡票维系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保障“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将越来越艰难。
通过身份认同和国家发展利益分享——逐步由国家认同产生“国家观念”
香港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之首，港人长期以来在华人社会形成的优越感，在内地综合国力大幅提高的大背景下已经毫无疑问地被弱化了，产生失落情绪在所难免。如果不能通过利益分享使港人对国家发展从内心深处产生“与有荣焉”的自豪感，那麽在爱国爱港力量难以主导话语权的舆论环境中，这种情绪失落必然会被别有用心者归咎到香港回归这个中国中央政府主导的巨大变化上来。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幼稚，使得普通港人很难理性地思考香港与内地不同的进步速度问题，而是会被简单的政治误导所影响。因此，消弭失落、点燃希望是解决之道；而在可见的将来，香港反超内地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如何分享国家的发展成果将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路人相遇，由于相互之间一般并无关联，所以也就无所谓认同。但是如果想要超越路人的关系，就需要通过某种关联实现某种认同。人与人、人与社团、人与家乡，包括人与国家之间，都需要相互关联才能产生认同。
就香港目前的社会舆论环境与政治生态来说，传统中华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在教育、传媒处于反对派明显占据优势的语境中，很难在短时间产生“国家认同”的内生动力。但是如果通过利益分享例如“身份认同”这种善意的外力驱动，就可以诱发“国家认同”的内生动力，可以让大量拥有选票的普通港人对内地“从无感变有感”，也就是外力通过内力促成转化。对香港这个高度关注个人利益的商业社会来说，“财不得则人心散”。正能量的大道理往往难以奏效，切身利益的的相互关联最为重要。
“身份认同”直接影响到“国家认同”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以往是在国力贫弱的时候，面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中国被迫将香港割让、将子民抛弃。而现在国力强盛，民族复兴在望，已经没有理由把那些没有外国户籍（包括愿意放弃外国户籍）的香港公民长期拒之“中国国民”门外。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两地户籍藩篱，是在当年内地经济远远低于香港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种藩篱使大多数香港民众的“国民身份”徒有虚名，也对香港社会的人心回归直接形成了阻碍。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承认双重国籍，但香港公民本身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注7），并不是外国人，从本质上说并不属于“双重国籍”的原则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相关政策调整使那些没有或者愿意放弃外国国籍的香港公民获得“国民身份”。而通过包含利益分享的“身份认同”达至的“国家认同”，对于扩大爱国爱港阵营、夯实铁票基础，具有直接而快速的实际效用。
“身份认同”直接影响到“国家认同”，也必然可以影响到政治取态。在回归已经20年的今天，如果还是对香港公民和中国公民在身份归属上加以硬性区隔，特别是通过身份归属的强制取舍，刻意“割断”原本存在的“国家认同、国民认同”的利益关联与情感维系，在香港目前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必定无益于爱国爱港选民基础的保持，更不要说扩展。
目前内地对港人的身份认同——属于人为制造了港人的心理隔阂
毫无疑问，中国内地一直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制度安排，这在国与国之间无疑是有其实际意义的。但是具体到已经回归20年、旅行证件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特区护照）”的香港来说，原本的题中之义就表明香港公民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只给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护照的人保留或发放内地身份证，同时规定内地身份证领取者必须宣誓放弃其他国家护照和国籍及签署相关文件，违反者会受到法律惩处，就会在法律上解决双重国籍的问题。
客观地说，规定内地来港人士如果领取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必须放弃中国内地身份证，或者港人要想获得内地身份证就必须放弃香港身份，等于在中国辖下的内地公民与香港公民之间硬性设置了加深隔阂的藩篱，刻意割断了相互融合的关联纽带。如果说在香港回归的后过渡期和回归之初，为了消除港人对香港前途的过分疑虑，这种“香港公民身份”和“中国公民身份”的区隔还有一定的“过去意义”的话，在回归20年的今天，这种身份区隔造成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地域身份”上的隔阂，更重要的是暗示性地导致了“国家认同”上的隔阂甚至排斥，无疑属于容易被误导、被利用的自我设障。
融合发展是理论基础
习近平主席曾说：“统一不是形式上的统一，而是两岸人民心灵的契合，心与心能够完全互相接受。”（注6）这个重要观点，对已经回归的香港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习主席的“融合发展”理论，已经指出了方向，那就是应该从现在开始，尽快在能够“操之在我”的范围，打破人为隔阂，拔除身份藩篱，通过“身份认同”这个关联纽带，强化“国家认同”，大幅增加爱国爱港的鐡票数量，保障“一国两制”能够成功实践。
当然，打破旧有藩篱，在香港一定会有阻力，会引起反对派的扰攘；在内地也有困难，需要相应修改一些既定的法律法规。但是为了香港的一国两制能够成功实践，这是值得做而且必须做的改变。应该看到，反对派在扰乱并企图控制香港管治权方面多方出击，港独分子甚至无视政治道德底线将黑手伸向单纯幼稚的中学生。如果不能通过大幅增加爱国爱港阵营的鐡票数量对反对派进行有效反制，台湾的选举生态就是前车之鉴：今天的台湾，将是明天的香港。“爱国”的声音会越来越弱，分离的思潮将可能泛滥成灾。
尽管很多港人对内地的“中国公民”身份了解不多，甚至不免在内地如果决定可以给合资格港人颁发身份证之初，会受到深感威胁的激进反对派的冷嘲热讽。但是对合资格的香港年轻人来说，如果获得内地身份证并依法享有权利与义务，等于多了一条生存之道，多了一片生存空间，有志者必然会多方尝试，成功者必然会激励他人。假以时日，必然会让越来越多的青年港人了解国家并产生“国家认同”，在政治上成为爱国爱港鐡票。而对那些早期移居香港并在当时的政策法规下不得不取消内地户籍的港人来说，能够重新获得内地身份证，并依法享有规定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无疑是立刻强化了归属感，巩固了“国民认同”和“国家认同”，政治取态必然受到积极正面的影响，不仅会大幅迅速增加爱国爱港铁票，无疑也会有力地缩限“港独”等分离主义思潮的生存空间。
其实，反对派之所以长期误导港人以有色眼镜看内地，就是害怕港人在了解内地并分享内地的发展成果之后，因滋生“国家认同”而影响政治取态，并将这种“国家认同”迅速传导。
内地身份证可以在三个群体迅速扩大建制选民基础
简要而言，有三个部分的主动权，完全操之在中国内地，可以即刻落实，对壮大爱国爱港鐡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一是给予到内地工作、学习的香港籍中国公民颁发内地身份证（考上内地大学和内地有半年以上雇佣关系的给内地身份证，方便他们长期留在内地工作和学习）。这个群体一般超过十八岁，多数都是已经具有投票权的香港公民，让这个群体通过享有“国民待遇”这种利益关联，强化“国家认同”，可以逐步扩展爱国爱港阵营的鐡票基础。（涉及约十万人甚至更多。）
二是让原有内地户籍移居香港已经成为永久居民但是愿意恢复内地身份的香港籍中国公民及其子女，补发内地身份证，可以以内地人身份寻找工作、进行某些商业活动包括购买股票及作为旅行证件，并在按规定缴纳费用之后可以享受社保、医保及购房等国民待遇。这样，通过“身份恢复”可以使这个群体保留与中国内地的利益关联。这个群体数量庞大，且掌握大量选票，吸纳这个群体，对于迅速大幅增加爱国爱港的铁票群，非常重要。（涉及至少两百万人）
三是从内地考上香港各大学并愿意留港工作的学生，包括海外留学在港工作并依法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时候可以保留内地户籍并领取回乡证。这个群体虽然目前还不是很多，但是他们与内地有着天然的血脉关系，只要给他们这种制度安排，愿意留港的人数必然会有所增加，而这群人基本上是爱国爱港力量的铁票。（涉及十万人或更多）
上述三个群体是目前香港最容易通过“身份认同”迅速培植或强化“国家认同”的群体，如果内地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相应的政策变通，让这三个群体可以同时拥有内地身份证和回乡证，将迅速强化爱国爱港阵营的选民基础，大幅增加爱国爱港力量的铁票，对香港今后的选举具有重大意义，可以在抑制“港独”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内地户籍制度单向调整不受香港法律限制
对精通选举政治的反对派来说，必定会反对中国内地做出上述安排，甚至会给上述安排扣上破坏“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大帽子。但是，这种安排属于内地政策法规的调整，可以不必考虑香港司法的因素，只需要防止反对派在香港立法会通过相关临时限制条款即可。
既然国家对于务实操作上更为困难的台湾，都将“融合发展”作为国策，没有理由不对已经回归20年的香港采取“融合发展”的方式。更何况，国家在“身份认同”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法规调整，在香港会更容易产生实际的政治效果。
即使最初愿意领取内地身份证的港人不多，但此举会充分表达中央政府给予“一国两制”下爱国爱港者的真心关怀，必然会逐步强化“国家认同”。
身份认同有利于缩限港独生存土壤与空间
“身份认同”的政策与法规改动当然会有一定难度，但是值得去做。身份的隔阂非常不利于人心回归，直接影响到“国家认同”乃至政治取向。举例而言，现在香港一个激进反对派的头面人物仅仅是少年时期移居香港的，原本与内地有着直接的身份关联；如果他和他的父母依旧保持内地身份证，享有部分内地居民的权利，比如在内地依法交纳法定费用可以享有医保社保、可以在内地依法买卖房产和股票，或者他不会那麽毫无顾忌地高举“港独”大旗，走向极端之路。
当然，要保持一定的政策弹性，对那种敌视内地者、触犯刑事者要有所保留。对那些政治上不友善的人，还是要采取一定的限制，列出黑名单，不能让他们分享内地的成果，这对香港社会也有一定的对比与警示作用。
“国家认同”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就目前的条件看，这种通过内地身份维系、培植、强化“国家认同”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首先：香港公民本身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并不存在双重国籍的原则性矛盾；只要规定内地身份证领取者必须宣誓自愿放弃其他国家护照和国籍及签署相关文件，违反者会受到法律惩处，就会在法律上解决双重国籍的问题。而让港人拿到内地身份证并在一定范围内享有国民待遇，拥有相关的权利和相应的义务，有利于迅速通过“国民身份”的资格认定，强化“国家认同”，大幅增加爱国爱港的鐡票数量。
其次：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已经不像后过渡期和回归之初那麽大，甚至某些城市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香港。也就是说，内地身份较之回归之前，已经大大增加了吸引力。尽管这样的安排，在最初可能被反对派批评嘲讽包括阻挠，但是相信接受内地身份证的港人群体会逐步增加。
再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一带一路的国策完全吻合，香港是其中的重要节点，通过“身份认同”强化融合发展，符合中华民族复兴的总体战略。
具体到政治效应和操作层面：
首先，在新中国建国前后由于战乱等原因由中国内地移居香港、具有较强的“国家认同”的老一代港人逐步凋零的情况下，通过“身份认同”，与改革开放后移居香港、回归后因私来港留学工作、有香港身份并在内地学习工作一段时间的群体强化“身份关联”，可以维系、巩固、培植“国家认同”，这三个群体的选民总量，较之内地人口总量当然微不足道，但是相对于香港的七百多万人口，已经占有不小的比率；如果他们的“国民身份”得以落实，可以成为爱国爱港力量的中坚，迅速增加爱国爱港阵营的铁票数量。而且，这对于缩限“港独”滋生的政治土壤，会具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其次，上述群体在可以获得内地身份证的同时，当然也要承诺不可从事违法乱纪的事情，否则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利益上，可以遵循相关规定购买房屋、股票；如果可以依法交纳相关费用，还可以享受医保社保。（由于部分来港人士当年是农村户口，必须声明不再享有再次获得农村土地分配的权利，避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其三，在领取中国内地身份证的时候，只要明确规定内地身份证领取者必须宣誓自愿放弃其他国家护照和国籍，违反者会受到法律惩处，就会在法律上基本解决双重国籍的问题。这样，部分拥有外籍身份的港人，在申请领取中国内地身份证的时候，就会衡量是不是需要放弃外国国籍，从而也就避免了双重国籍的问题。
其四，是否领取内地身份证与是否放弃外国身份，完全出于自愿，没有强迫性质。这等于国家给港人提供了关怀性的选择，但是并没有强制。
其五，这是完全由内地单向操作，不受香港法律影响。因为香港是承认双重国籍的，中国内地单向有条件承认，不需要经过香港立法和司法的准许。
毫无疑问，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部署，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香港应该努力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中，通过融合发展，焕发新的活力。而目前香港如同一个病情深重的患者，仅仅依靠自身的抵抗力已经难以康复，需要借助外内服外敷的药力，固本培元，激发活力。就是说，香港内生的正能量不足，需要外力推动，以期最终引导内力向好的方向转化。而落实港人的“国民身份”，迅速增加爱国爱港鐡票数量，就是在香港这个选举社会最为有效的举措。
总之，中国回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只是第一步，关键还在于人心回归。在回归20年到来之际，我们必须承认在人心回归这个问题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麽，通过“身份认同”维系和强化“国民认同”、“国家认同”，主动让大量港人分享内地的发展成就、参与内地的发展进程，让来港学习和工作的人士继续与国家的发展保持关联，才是归心之道，这对迅速大幅香港爱国爱港鐡票数量、抑制“港独”、保障“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注1）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于4月14日在明报撰文，指中大民调中心在今年3月8日至24日间，进行了两年一度的“市民对传媒及舆论的看法”意见调查，通过电话随机抽样，访问了1012名18岁或以上、能操粤语的香港市民。以年龄划分，18至29岁市民中自认为本土派的比例较高，但该年龄段中仍然以选择温和民主派的占最多，有38.7%。但相比上几代香港人而言，年轻人极少是建制派的支持者，18至29岁选择建制派的比例仅为2.8%。
（注2）天然独：又称自然独，台湾政治名词与主张，泛指生于1980年之后的台湾人世代，在这个世代中，多数认同自己的台湾人身份，支持台湾现状是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但这个意识型态不一定延伸到支持台湾宣告“独立”。这个说法一般被认为起源自台湾民主进步党主席蔡英文在2014年发表的谈话，经由新闻和林浊水等人的论述而开始传播，在太阳花学运之后成为流行名词。相对而言，主要生于1980年代之前的旧世代，认为台湾必然要与大陆统一的人士，被称为天然统或当然统（维基百科）
（注3）救世军“青年人对立法会的工作表现和新一届立法会选举”调查发布：青年人认为现时的立法会议员不能代表他们的声音，期望下一届2016年一人一票直选立法会议员。有七成八（78.1%）的青年人“赞成”一人一票直接选举立法会议员（全面直选）；极大部份“赞成”全面直选的青年人（77.1%）都希望“下一届（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就推行直选。
（注4）杨毅周论习近平对台思想之统一路径
http://www.CRNTT.com 2017-01-20 00:08:01
（注5）中大民调：近三成香港年轻人自认“本土派”
端闻2016-04-14
（注6）《吴伯雄：习近平说两岸统一是心灵契合》，新华网2013年8月8日
http://www.fj.xinhuanet.com/hxla/2013-08/08/c_116866162.htm。
（注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八条和附件三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考虑到香港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作如下解释：凡具有中国血统的香港居民，本人出生在中国领土（含香港）者，以及其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的具有中国国籍的条件者，都是中国公民。
(王平，中国评论通讯社副社长，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该文源自作者于2017年6月在深圳大学参加香港澳门基本法研究会等主办的“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与落实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研讨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