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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民粹主义研究前沿(下)

更新时间:2019-03-11 13:49:18  |  来源: 孙立平社会观察


 

谈到拉美民粹主义在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化转型,人们自然会想到欧洲新民粹主义。
 

实际上,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 or new populsim)这一概念最初就是用来描述欧洲民粹主义在20世纪后期的某种“重新回归”。之所说是“回归”,是因为在20世纪上半叶,民粹主义的动员形式曾经被欧洲法西斯主义所利用。或许是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恶,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大多不愿提及民粹主义的这段极不光彩的经历。
 

然而,这种对于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关系的刻意回避可能会遮蔽人们对民粹主义历史进程、实际面目以及它可能带来的不良政治后果的真切认识。应该看到,无论是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他们所发起的法西主义运动在其早期都具有一些左派倾向(尽管有时这种倾向是故意做出的姿态),他们总是力图把法西主义与传统的反动势力区别开来并采取那些能够赢得工人大众的支持的政治策略,可以说,没有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有效“驯化”与“接管”,法西斯主义就不可能最终获得政权并取得大规模的扩展。即便是在法西斯主义完全右倾化的时期,它对传统政党体制的藐视与摧毁、它对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消解与颠覆、它对全体民众直接参与政治权力的极度鼓吹与宣扬、它利用排外心理挑起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情感,无不显现出法西斯主义所统摄的部分民粹主义的“征候”。
 

对于法西斯主义内含的民粹主义要素的探索在1970年代曾由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所关注,[34] 1990年彼得•弗里采(Peter Fritzsche)在一部地方史专著《法西主义的预演:魏玛德意志的民粹主义和政治动员》(Rehearsals for Fascism:Populism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Weimar Germa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中对民粹主义政治“冲动”何以会演变为一种纳粹运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讨。虽然绝不能够把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混同起来,但不可否认的是,民粹主义也可能像齐泽克所说的那样潜在地蕴含着某些“原始法西斯主义倾向(protofascist tendency)”。[35]
 

正是由于民粹主义在欧洲曾经与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在20世纪后期,随着一些极端右翼政党和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在欧洲政治舞台的频频出现,人们开始惊呼民粹主义在欧洲的“重生”。齐泽克在与拉克劳的论战文章《抵御民粹主义的诱惑》(2006)中这样写道:“法国和荷兰对欧盟宪法方案说‘不’使我们见识了民粹主义最新的动人故事。对于那些持技术统治论的开明的自由派精英来说,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原始法西斯主义,是政治理性的死亡,是以盲目的乌托邦狂热为借口出现的反叛”。[36] 
 

当然,欧洲民粹主义的一系列动人故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之中。以保罗·皮科内(Paul Piccone)为首的《泰勒斯》(Telos)杂志编委和撰稿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敏锐的感染力对欧洲民粹主义迅速做出了的学术响应。在整个90代,《泰勒斯》刊载了几十篇关于民粹主义的学术论文(并且该杂志在1991年秋季号和1995年春季号推出了二个民粹主义研究专栏),这些文章从同的角度和层面探讨了民粹主义与“新政治”、民粹主义与民主、民粹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司法制度、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与右翼政党、民粹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与后现代、民粹主义与生态、民粹主义与种族主义、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地方主义、民粹主义与全球化、民粹主义与文化等等不同的论题和关系。
 

一如鲍里斯·弗兰克尔所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中,近期以来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不断高涨,而《泰勒斯》杂志一直从理论上呼应这种运动并为之提供丰厚的‘后现代的民粹主义’的理论滋养”。[37]《泰勒斯》因此成为那个时代展示民粹主义观念的“万花筒”,任何一个想深入了解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状况及种种不同面相的人都不可绕过《泰勒斯》这个学术窗口。综观《泰勒斯》作者群对民粹主义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像皮科内(Paul Piccone)、乌尔门(Gary Ulmen)、伯曼(Russell Berman)、卢克(Tim Luke)、阿德勒(Frank Adler)这些“泰勒斯人”对欧洲民粹主义都持有一种较为包容而乐观的态度,他们承认民粹主义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政治效应——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演化为种族主义、偏狭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排斥性理论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坚持认为,民粹主义并不必然具有右倾的甚至反动的性质,相反,它在后现代境遇之下完全应该成为左派争夺的地盘,民粹主义所倡导的地方自治、直接民主、反精英主义、反同质文化等等这些基本观念完全可能发展为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理论。保罗·皮科内甚至提出,“一种后现代的民粹主义就是左派的事业的延续”,因为,“它可以恢复被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麦卡锡主义所破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精神”。[38] 
 

对民粹主义研究卓有建树的著名学者保罗•塔格特虽然没有像保罗•皮科内那样热切地提出“左派的民粹主义转向”问题,但他与皮科内一样不赞同仅仅用“新法西斯主义(neofascism)”或“后法西斯主义(post-fascism)”来概括欧洲民粹主义的总体面貌。保罗•塔格特在新近的一篇文章《当代欧洲的民粹主义与代议制政治》(2004)中运用他在《民粹主义》(2000)一书对民粹主义概念的理论规定来分析欧洲民粹主义新发展。保罗•塔格特指出,“近期以来,人们对民粹主义的兴趣与日俱增,而对欧洲的关注几乎全部集中在极右翼民粹主义上面”,这种独占性的关注无疑阻塞了人们对欧洲民粹主义的全面认识,因为,欧洲民粹主义并非仅有唯一的表现形式,“还有另外一些线路同时存在,而正是这些不同的支脉将民粹主义扩展到种种迥然不同的政治现象之中”。[39]
 

塔格特认为当代欧美民粹主义至少有三种具体的表现形式:“第一种是像2000年燃料抗议运动或反球化运动之类的社会运动动员”;“第二种是欧盟的各种政治力量所表现出的欧洲怀疑主义(Eroscepticism)”;“第三种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40] 
 

依塔格特之见,对欧洲民粹主义现象及其特征的通透分析有赖于一种较为适宜的民粹主义研究范式。迄今为止,对于民粹主义的探讨,主要存在着三种范式:一是仅仅把民粹主义看作是一个“复活”的概念,用它来描述某一特定现象的特征;二是试图区分不同的民粹主义种类以提供一个综合的民粹主义类型学,这方面的典范是玛格丽特·卡诺婉(Margaret Canovan把民粹主义分为Agrarian populism与Political populism两大类型,然后再把Agrarian populism分populism of farmers,populism of peasants,populism of intellectual;而Political populism则又被成四个亚类型:populist dictatorship,populist democracy,reactionary populism,politicians’ populism )[41];三是主张民粹主义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正是这些共同的特征使人们能够建立一种分析民粹义的普遍可用的研究方式。
 

塔格特认同最后一种研究范式,他认为,作为一种“理想型(ideal type)”的民粹主义应具有五方面的品格:(1)民粹主义对代议制政治持有一种敌意;(2)民粹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他们与“人民”在一起,居于权力合法性之源的中心地带(heartland);(3)民粹主义缺乏实质性的核心价值,因此它可以依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4)民粹主义是对极端危机感的一种反应;(5)民粹主义具有自我局限的品质(the self-limiting quality)。基于这种民粹主义观,塔格特断定,欧洲民粹主义的产生既依赖于代议制民主,同时又是对这种政治运作方式的缺陷的一种不满和挑战,可以说,民粹主义并不是反对“民主本身”而是源于“民主的赤字”。
 

欧洲三种不同形式民粹主义都声称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是,它们指称的“人民”并不具有同一的内涵,也就是说所认谓的“中心地带”永远是一种话语构造。不仅这三种民粹主义动员形式之间缺乏共有的价值取向,就连不同新民粹主义政党也缺乏相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在此意义上,民粹主义是“空心的”。欧洲民粹主义在根本上来源于人们对政党体制、对民主的合法性、对公民身份、对一体化的同质的文化规范的危机意识。而由于欧洲民粹主义总是以一种新奇的“边际效应(marginal effectiveness)”来袭扰主流的政治形式,它在呈现出不落俗套的非常规性和例外性的同时也往往只会捕获那些少数具有强烈的反惯例主义者,迄今为止,在欧洲也没有出现成为绝对多数的民粹主义政党。
 

保罗•塔格特关于欧洲民粹主义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他的“三分法”对于人们认识欧洲民粹主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应该看到,即便欧洲民粹主义果真只具有这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的“份额”也是极不对称的。无论如何,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是20世纪后期至今欧洲民粹主义现象的主导形态,正如穆德(Cas Mudde)指出的那样,“如今,民粹主义主要与激进右翼联系在一起,在学术及媒体文章中最受人关注的当代民粹主义范例是像海德尔的自由党、勒庞的民族阵线之类的激进右翼政党”。[42] 
 

且不说上世纪90年代已有大量关于欧洲右翼政党的研究著述,单从最近几年来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依然是欧洲民粹主义研究的所聚焦的中心领域。2004年以来,这方面比较重要著作有贝克尔的《新右翼民粹主义》(2004)[43]、贝茨的《1990年代西欧的排斥性民粹主义及其超越》(2004)[44]、费西的《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2004)[45]、吕德格芬的《民粹主义的挑战:法国的政治抗议与种族民族主义动员》(2004)[46]、鲁扎的《重造意大利右翼:区域性政治、民粹主义与“后法西斯主义”》(2005)[47]、吕德格芬(主编)的《排斥性运动: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主义》(2005)[48]、卡特的《西欧的极右翼:成功还是失败?》(2005)[49]、吕德格芬的《从税务民粹主义到种族民族主义动员:瑞典的激进右翼民粹主义》(2006)[50]、穆德的《欧洲的激进民粹主义政党》(2007)[51]、艾伯齐塔和麦克唐奈(主编)的《21世纪的民粹主义:西欧民主的幽灵》(2008)[52]。
 

概览欧洲民粹主义研究的最新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困难的问题已经不是关于民粹主义概念的适当性及其分类,而是如何解释民粹主义在当代欧洲的“繁荣昌盛”局势。在《21世纪的民粹主义:西欧民主的幽灵》(2008)一书中,马斯特罗保罗(Alfio Mastropaopo)追问道:“我们如何说明这一的事实:尽管传统政党不仅拥有持久的思想传统、相当可观的政治技巧和巨大的财政资源,而且它们往往受到那些阻碍新生力量进入的常规的有力保护,但是,几乎在西欧的每个地方,民粹主义者却能挑战这些传统政党并占据它们一度所占据的地盘?在欧洲的政治场景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促成了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出现及其成功” ? [53] 
 

而像拉克劳、莫菲之类的新左派理论家最萦绕于怀的问题则是:在欧洲,中下等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为什么抛弃了左翼政党而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热忱选民?一味地埋怨“人民”的政治幼稚、不屑一顾地认定右翼民粹主义不过一时得逞、简单地把右翼政党选举战的胜利归结为中左政党长期执政的自然反弹,粗暴地把右翼民粹主义者划为反动透顶的一邦,这些可能都不利于也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较为成功地赢得底层人民拥护的原因。
 

民粹主义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汉斯-乔治·贝茨(Hans-Georg Betz)提醒人们必须认真对待右翼民粹主义的最新演变尤其是要看到欧洲右翼政党在冷战之后所做出的策略调整和种种灵活的应变努力。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当代欧洲的右翼政党在一系列政治行动上非但不因循守旧、仇视进步、反对民主、压制人民,而是表现出在发展民族国家经济上的锐意改革、在保护地方文化上的大声疾呼、在促进民主之深化上的激进追求、在贴近人民生活方面的亲切朴实作风。
 

贝茨强调,把握当代激进右翼的本质特征的关键在于要清醒认识到“它既是极端的同时又是民主的”,因为,“当代激进右翼的一个最重的创新就是:它有能力把它对作为表达并代表各种利益的最好体制的民主的正式支持与其深刻的反自由主义政治信条(正是在此意义上,它才可能有资格被称为极端主义者)很好地调和起来”。[54]
 

不无巧合是,2007年以来关于欧洲民粹主义的学术探讨似乎就是在回应和验证贝茨的上述论断。2007年问世的两部民粹主义研究专著——《欧洲的激进民粹主义政党》和《自由主义边缘的政治:差异、民粹主义、革命与煸动》——以及2008年刚出版的《21世纪的民粹主义:西欧民主的幽灵》均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作为切入口和侧重点。穆德(Cas Mudde)给《欧洲的激进民粹主义政党》确定的议程就是分析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民粹主义;在书中,他批驳了德国一些学者提出的所谓右翼民粹主义乃是西方民主体制的“标准病理学(normal pathology)”的观点,在他看来,民粹主义话语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主流,而民粹主义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政治恰恰在于它内在具有的民主的时代精神(Zeitgeist)。[55]
 

阿迪蒂(Benjamin Arditi)在《自由主义边缘的政治:差异、民粹主义、革命与煸动》中对民粹主义理论家卡诺婉(Margaret Canovan)的一个流传甚广的命题“民粹主义是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populism is a shadow cast by democracy itself)”做出了全面的响应与修订。卡诺婉不同意把诉诸“人民”以反对既定的权力结构和主流观念与价值的民粹主义看作是政治的一种病态形式,她告诫人们不要忘记,“民粹主义者都把自己看作是抒发了民众的怨恨、表达了被政府当局、主流政党和媒体压制或忽视的人民意愿的真正民主主义者,他们大多喜爱‘直接民主’——即通过全民公决和民众的直接参与做出政治决定,而他们所声称的目标就是兑现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诺言”,[56]因此,我们不能草率地把民粹主义定性为打着民主的幌子蓄意破坏民主,而是要通过民粹主义透视民主的复杂性并反过来通过民主来探索民粹主义的生成机制,无论如何,民粹主义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提供了特定时机的怨情的社会背景,而在于民主核心处的民主的两个面向(a ‘redemptive’ and ‘pragmatic’ faces)之间的内在张力,基于此一考量,卡诺婉得出了如此的结论:“民粹主义并不是过度落后的征候,而是民主自身所投下的阴影”。[57]
 

阿迪蒂对卡诺婉从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内在联系以及民主自身固的拯救维度与实用维度之间的紧张性出发来剖析民粹主义现象产生的原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他同时指出,卡诺婉借鉴并吸收了欧克肖特(M. Oakshott)关于政治现代性的特征是信仰的政治与怀疑的政治的交互作用的观点把民粹主义视为民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之间断裂势必使人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认为民粹主义乃是民主拯救性与民主的实用性的暂时失衡的产物,这不可避免让人想到民主的两个面通过某种耐心的努力完全有达到某种平衡的可能性,而如果一旦有了这种平衡,那么,就会出现民主没有阴影可留的局面,但是,如果民主真得没有了任何阴影,那么,且不论“民粹主义是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终究化为了泡影,而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言说里面岂不是仍然暗含了民粹病理学的因子?另一种是把民主的拯救性与民主的实用性的之间的裂隙构想为结构性的时机失当,即是说,民主的拯救性与民主的实用性的“相遇”不是太早就是太迟,因此由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的过剩或不足所造成的张力将被无限期地消耗下去(即永无耗尽之时),既然二者在时间上的不相合不是偶然性的而是构成性的,那么,当然就不再有二者的平衡趋合问题,但是由此人们可能会问:为何把这种不可避免的常态所必然派生的现象称之为阴影呢?为什么这种常态的紧张关系必定产生民粹主义而不是其它别的什么东西呢?
 

在《自由主义边缘的政治:差异、民粹主义、革命与煸动》一书中,阿迪蒂主张用“幽灵”来代替“阴影”,由此把“民粹主义是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置换成“民粹主义是民主的幽灵”。他认为,幽灵性在民粹主义的三种表现形态中经历一种由隐而显、由弱而强的“闪现”:
 

其一,民粹主义可能是代议制(它与对代议制政治的自由主义的民主式理解相容但并不与之完全一致)的一种特殊形态——这种形态正面临着种种微妙的变化:比如,政治的景观化与大众传媒改变了政党活动家与官僚的进行政治动员的方式,传统的程序性和等级化组织机制逐渐被广播、电视、网络这些更便捷更直接更时尚更个性化的方式所淘汰,而民粹领袖恰恰不失时机抓住并有效利用了这些变化;
 

其二,民粹主义被指称为参与式民主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往往脱离了政治沙龙的成规却无须为它的鲁莽致歉,右翼民粹主义者不用超出民主体制之外也能够扰乱并更新被政治精英所操持的政治过程,由此,阿迪蒂提出,民粹主义的政治活动可能在自由主义民主秩序的“粗糙的边缘”上展开。
 

其三,民粹主义可能利用人民对体制化的运用程序的不信任、对主流政党的政治腐败的不满、对国家统制的权力主义之合法性的质疑来攻击或威胁现存的民主框架并有可能使用一些非民主的手段(只要他们的行为被理解为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在此意义上,民粹主义完全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越过了民主的边界而现形为民主的敌人。[58] 
 

显而易见,阿迪蒂在一定程度上沿着民粹与民主的关系的探索路径进一步完善了卡诺婉对民粹主义生成机理的卓越分析,而他关于民粹主义乃是民主的幽灵的宣称无非为了是彰显民粹主义既由缘民主而生又因民主而“游荡”甚至因民主而扭曲的“悲情”。我们惊奇地看到,《21世纪的民粹主义:西欧民主的幽灵》(2008)基本上是在援用卡诺婉和阿迪蒂的理论模式来描述奥地利、意大利、瑞士、德国、瑞典、荷兰、法国、英国和爱尔兰这九个国家的民粹主义的幽灵性。
 

《21世纪的民粹主义:西欧民主的幽灵》的最后结论是:民粹主义的幽灵之所以在西欧甚至在整个欧洲徘徊,是由于右翼政党在传统政党体制僵化无力、大失民望的情势下,运用种种新的交流与动员方式(尤其是现代传媒)巧妙地把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引发就业压力、安全担忧以及种族的、民族的、文化的危机特别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民众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联结起来从而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富有强烈个性色彩的较为成功的民主斗争。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1卷,第428页,人民出版社,1990

[2]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1960年代就著文称毛泽东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5)中称民粹主义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朱学勤先生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民粹主义与“文化大革命”》,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8年第3期)中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粹性质的政治运动。1998年,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称毛泽东“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

[3] Paul Taggart:Populism, p1,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

[4] Chantal Mouffe: The ‘End of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ght-wing Populism, in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p50,Edited by Francisco Panizza,Verso,2005

[5] 1970年代后国外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的著述,值得提及的有帕梅拉•麦金利(Pamela S. Mckinsey)的《柴可夫斯基与俄国民粹主义的起源》(1975),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1978)、娜杰日达•布罗娃(Nadezhda Burova)的《民粹主义的过去、现在与未来》(1980年英文版)、春木棉(Hauki Wada)的《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革命》(1975日文版)和乌拉姆(A.B. Ulam)的《革命之前俄国的先知与阴谋家》(1998)。

[6] Eduard Shiles:The Torment of Secrecy:The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Security Policies,Free Pres,1956.

[7] O. Gene Clanton:A Common Humanity: Kansas Populism and the Battle for Justice and Equality,1854-1903,Sunflower University Press,2004

[8] Connie L. Lester: Up from the Mudsills of Hell: the Farmers’ Alliance,Populism,and Progressive Agriculture in Tennessee,1870-1915,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6

[9] Charles Postel :the Populist Vis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 Ted G. Jelen: Boss for Boss:The Perot Phenomenon and Beyond,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

[11] Jame L. Hunt: Marion Butler and American Populism,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3

[12] Lloyd Rohler:George Wallace:Conservative Populist,Praeger Publishers,2004

[13] Norman K.Risjord:Populists and Progressives, Rowman &Littlefield,2005

[14] Antony J.Adam and Gerald H.Gaither: Black popu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Praeger ,2004

[15] Joe Creech: Righteous indignation:religion and the populist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Illiois Press,2006

[16] Cher Krause Knight: Public art: theory ,practice,and populism, Blackwell ,2008

[17] Philip Abbott:“Bryan,Bryan,Bryan,Bryan”:Democratic Theory,Populism,and Philip Roth’s “American Trilogy”,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37,No.3,2007,p431-452

[18] The Populist Chameleon:The People’s Party,Huey Long,George Wallace,and the Populist Argumentative Frame,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Vol.92.No.4,November 2006,p355-378

[19]法学领域中的民粹主义研究可参阅John Pratt: Penal Populism,Routledge,2007;关于环境保护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可参阅John M.Meyer:Populism,Paternalism and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ism in the US,Environmental Politics,April 2008,Vol.17,Issue2,p219-236

[20] Paul Taggart:Populism, p25,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

[21] Ernesto Zedillo:Lula:The End of Latin American Populism? Forbes,Vol.170,Issue13,2002,p1

[22] Kenneth M. Roberts:Latin America’s Populist Revival, SAIS Review,Vol.27,No.1(Winter-Spring 2007),p3

[23] Kenneth M. Roberts: Social Correlates of Party System Demise and Populist Resurgence in Venezula,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Fall 2003,(45:3),p35-57; Populism, Political Conflict,and Grass-Root Orga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Comparative Politics,Jan.26,Vol.38 Issue 2,p127-148;

[24] Kurt Weyland:Populism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ism,in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Michael L. Conniff,ed.1999; 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34(1),2001;

[25] Steve Ellner:Revolutionary and Non- Revolutionary Paths of Radical Populism:Directions of the Chavista Movement in Venezuela,Science & Society,Vol.69,No.2,April 2005,p160-190;The Constrating Variants of the Populism of Hugo Chávez and Alberto Fujimori,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Vol.35,Feb 2003,p139-162

[26] James Peteras:Latin American Strategies:Class-Based Direct Action Versus Populist Electoral Politics, Science & Society,Vol.69,No.2,April 2005,p152-159

[27] Stéphanie Rousseau: Women’s Citizenship and Neopopulism: Peru Under the Fujimori Regime,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Spring 2006,(48:1),p117-141

[28] José Pedro Zúquete:The Missionary Politics of Hugo Chávez,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Spring 2008,(50:1),p91-121

[29] Kenneth M. Roberts:Neoliber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World Politics,48,October,1995,p88

[30] Kurt Weyland: 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p3, Comparative Politics,34(1),2001

[31] Kurt Weyland: Neopopu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Unexpected Affiniti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31,(Fall 1996),p3-31.

[32] Kenneth M. Roberts:Latin America’s Populist Revival, SAIS Review,Vol.27,No.1(Winter-Spring 2007),p6

[33] Steve Ellner and Daniel Hellinger: Class, Polarization,and Conflict,p226,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3

[34]拉克劳在1977年所写的《法西斯主义与意识形态》一文中对法西斯主义的民粹主义动员做了出色的意识形态分析,可参见,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p81-142,NLB,1977

[35] Slavoj Zizek: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Critical Inquiry,Spring 2006,Vol.32,No.3,p557

[36] Slavoj Zizek: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Critical Inquiry,Spring 2006,Vol.32,No.3,p553

[37] Boris Frankel:Confronting Neoliberal Regimes: The Post-Marxist Embrace of Populism and Realpolitics,New Left Review,No.226,November/December 1997,p1

[38] Paul Piccone:Postmodern Populism,Telos No.103,Spring 1995,p79

[39] Paul Taggart: Populism and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Europe,Jour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October 2004,9(3),p270-271

[40] Paul Taggart: Populism and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Europe,Jour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October 2004,9(3),p285

[41]可参阅Margaret Canovan: populism,Harcourt Brace,1981

[42] Cas 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39(4),2004,p549

[43] Frank Decker:Der Neue Rechts Populismus, Leske und Budrich,2004

[44] Hans-Georg Betz:Exclusionary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1990s and beyond:a threat to democracy and civil right? UNRISD,2004

[45] Catherine Fieschi:Fascism,Populism and the French Fifth Republic:in the shadow of democracy,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

[46] J.Rydgren:The Populist Challenge: Political Protest and Ethno-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in France, Berghahn Books,2004

[47] Carlo Ruzza:Reinventing the Italian Right: Territorial Politics,Populism and ‘Post-Fascism’,Routledge,2005

[48] Jens Rydgren(ed):Movements of exclusion: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the Western world,Nova Science Publishers,2005

[49] E.Carter: The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Success or Failure?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5

[50] Jens Rydgren :From tax populism to ethnic nationalism: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Sweden,Berghahn Books,2006

[51]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parties i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52] Daniele Albertazzi and Duncan Mcdonnell(ed):Twenty –first Century Populism: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Palgrave Macmillan,2008

[53] Alfio Mastropaolo: Politics against Democracy: Party Withdrawal and Populist Breakthrough,in Twenty –first Century Populism: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p36,Palgrave Macmillan,2008

[54] Hans-George Betz: Against the current-stemming the tide: the nostalgic ide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radical populist right,Journal of Poltical Idelogies,October 2004,p312-313

[55]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parties i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56]Margaret Canovan: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1999),XLVII,p2

[57]Margaret Canovan: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1999),XLVII,p3

[58]Benjamin Arditi:Politics on the edges of liberalism: difference,populism,revolution,agitation,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


(作者/周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