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锋：古代中国的儒家对外政策传统

更新时间：2019-07-02 16:02:39  |  来源： 国政学人

在论述儒家对外政策的历史传统前，作者首先质疑、反驳了儒家和平论这一流行观点。儒家和平论强调：儒家思想决定了古代中国王朝的防御性、迁就性的大战略以及具有和平性质的对外政策。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和平主义是儒家对外政策的主导传统，并在具体实践中得以体现。他们强调古代中国将和平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维持着古代东亚的和谐秩序。中国创造出了一条与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大国都根本不同的和平发展道路。这种和平主义来源于儒家思想的“和合”理念：和平、合作与融合(peace,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但作者认为存在大量的历史事实与这一观点相悖，它们表明古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并非仅以和平为特征。儒家和平论强调古代中国领土的扩张仅仅是文化同化的结果，但这难以解释秦、汉、唐、明、清等朝代的扩张。扩张与征服并非仅仅是元、清等异族“征服王朝”的“特长”，而且也是秦汉宋明等汉族王朝的基本手段。因此，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认为：“战争，而非儒家思想，解释了古代中国如何从战国时期的黄河流域扩张成为清代的大陆帝国”。同时，作者强调中华文化具有同化作用的观点也有其前提条件。同化无疑是中华文化的独特功能之一，它有助于中华文明的发展与政治的扩张，但它还远远不足以取代强制与行政控制成为古代中国扩张的主要手段。强大的中国王朝往往难以完全通过文化的吸引同化周边民族。
 

作者强调为了以惩罚性远征的形式对某些“失德”的周边政权发动“适当的战争”，儒家思想从未放弃武力使用作为对外政策的合法工具。在先秦与汉唐时期的儒家思想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其强制性。但在这一部分，作者并未关注先秦与汉唐时期的儒家思想，而是从明朝初期统治者的话语中推导出了一套官方的新儒家对外政策理论，并考察其是否包涵了对武力的合法使用。宋朝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儒家思想成为明清时期具有主导性影响的国家意识形态。作者选取了明初洪武与永乐时期的案例，并强调他所推导出的理论仅仅反映了明初统治者的观点，只是新儒学对外政策理论的一个特定版本，并不应被理解为具有普遍性。
 

明朝初期新儒家对外政策理论表现为：帝国皇帝作为天下的家长与最终权威，应以“德”对待他的臣民（包括帝国内部的臣民、外部附庸与超出其管理范围的人民），具体表现为“仁”与“恩”。其使用武力的条件非常清晰：当其他政权统治者被认为通过制造动乱背叛了帝国皇帝的“德”时，以及在中国鼓励他们按照儒家原则进行自我改进的努力失败后，武力可能会被使用。因此，作者强调即使明朝初期的统治者认为战争是解决彼此争端的最后手段，但这主要不是出于防御，也不是为了占领、征服或殖民，而是为了纠正和惩罚周边政权的“失德”行为。在完成军事行动后帝国军队也应当撤离。作者强调这种行为更具进攻性，或者至少是主动的，因此有悖于儒家和平论的观念，用“儒家惩罚主义”(Confucian punitivism)来形容儒家对外政策的强制一面或许要好于“儒家和平主义”。
 

如果儒家和平论不是儒家对外政策的可靠传统，那什么是呢？作者选取了明朝与蒙古的关系作为本文的分析案例，强调相比于与朝鲜、日本等其他政治单位的关系，这对关系更能清晰地体现出不同状态下两种截然相反的儒家对外政策传统。
 

古典的先秦儒家思想认为“夷”有能力理解、尊重、发展“德”和“礼”。“华”应像对待自己的同胞一样，以“仁”去对待他们。那些成功实践“德”和“礼”的夷人，更应被视为文化上的华人。因此，先秦儒家思想管理“夷”的关键原则是基于其“最终可变性”(ultimate mutability)。通过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潜力，夷人是可以被转化的，中国应尽可能获得这种文化上的收益。教化，而非排斥或孤立，被视为儒家对外政策的最终目标。然而，宋代新儒学思想极其不愿意承认夷人的转化潜力。作者强调由于辽、金这两个游牧政权处于与宋朝平等、甚至优越的地位，宋代统治者不得不认清这种转化的困难。因此，他们选择建立一种几乎绝对的政治、文化屏障来保护中华文化的纯洁性与独特性免遭外来侵蚀。总之，古典的先秦儒家思想与宋代新儒家思想分别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作者接下来探讨了为何明朝不同时期的对外政策采取了这两种相反的儒家传统。作者认为明朝中晚期的对蒙政策具有特殊性与仇外倾向，这体现了儒家对外政策的排他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在对外政策中取得突出地位依赖于一个主要条件和两个促成条件。主要条件是：其他政权对中国的安全与权威构成严重威胁。促成条件是：中国物质实力的衰弱、国内决策中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基于外在威胁的严重程度，作者又进一步区分了排他主义传统的两种不同战略：排他性理想政治(exclusive idealpolitik)与排他性现实政治(exclusive realpolitik)。
 

作者强调包容主义传统在对外政策中取得突出地位同样依赖于一个主要条件和两个促成条件。主要条件是：其他政权对中国的安全与权威没有构成严重威胁。促成条件是：中国的物质实力优势与国内决策中存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作者认为明朝初期洪武与永乐年间的对外政策体现了包容主义的传统，上文所探讨的明初新儒家对外政策理论也是这一传统的体现。在本部分最后，基于明朝中后期对蒙古罕见的包容主义政策，作者强调包容主义对外政策的关键性条件是：其他政权对中国的安全与权威没有构成严重威胁，无论这种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被建构出来的。这种威胁程度的强弱是影响中国与其他政权互动的内生性关系条件(relational condition)。
 

作者强调排他主义与包容主义构成了古代中国儒家对外政策的两种主要传统，两者都以中国传统的人性观为基础。这种人性观念认为“华”比“夷”更值得信赖，把夷人尤其是游牧民族，视为奸诈的、贪婪的。每当双方关系出现问题时，古代中国官员就将“夷狄之性”视为根本原因。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的文化观念，它建立在“华”“夷”文化的根本差别上。然而，除了某些极端主义的新儒家思想，这种人性观本身并不是排他主义的，而更像一种原始的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在实践中，它也并没有放弃吸收和同化夷人及其风俗习惯，并因此逐步丰富了古代中国的主要传统。认为“华夷有别”的人性观是要为所有民族指明一条普遍的文化发展道路，即：“夷”可以通过文化的进步成为“华”，而“华”也可能因文化的倒退沦为“夷”。这导致了在前文所讨论的条件下，包容主义与排他主义两种不同政策传统的出现。作者认为包容主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儒家对外政策的主流传统，排他主义传统虽然具有持久性，有时也具有影响力，但总体上来看并不是古代中国精英的主导认知。
 

在这一部分，作者强调古代中国的包容主义与排他主义传统、以及其实现的关系条件对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具有重要启迪。作者首先考察了当代中国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并从规范与实践的角度分析这些思想基础是否合理有效，进而分析了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价值。
 

根据前文探讨的儒家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历史，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儒家“包容性关系主义”(inclusive relationalism)大战略，并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首要目标。首先，在更为实际的层面上，该战略旨在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互信的关系。第二，在更为远见的层面上，该战略试图将“仁”作为国际关系的核心道德目标，而从建立一个“仁”的国际社会。其核心概念是：关系、互利、信任与仁。作者强调儒家思想不是利用特定的关系来实现工具性的目的，而是把建立关系作为社会互动的目的。作者认为，2012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话语已经包含了某种程度的包容性关系主义（译者注：本文写于2015年），而当今的任务则是鼓励中国将这种包容性关系主义战略更多地付诸实践。同时，考虑到古代中国实行包容主义政策传统的关键条件，作者强调对中国安全与主权的外在威胁程度可能是当代中国包容主义政策的一个关键变量。如果其他国家希望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具包容性与关系性，那么它必须相应地采取包容性与关系性的对华政策，以减少中国对外在威胁的担忧。
 

当代中国对外政策能从儒家思想中获得某些启示吗？为回答这一问题，作者考察了儒家思想在对外政策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及其理论与历史基础。与传统观点相反，作者认为儒家和平论并不是儒家对外政策的可靠传统。包容主义与排他主义构成了古代中国儒家对外政策的两种主要传统。两种传统的实现并不是由儒家文化或古代中国的实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古代中国与其他政权互动的关系性条件，尤其是周边政权对中国安全与权威的威胁程度。作者强调对外政策所采取的包容主义或排他主义传统是中国对外关系互动中的偶然结果，并进一步论述了两种传统背后的人性观。最后，作者认为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对外政策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启示。2012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话语已经包含了某种程度的包容性关系主义，而当今的任务则是把这种大战略更多地付诸实践。同时，作者强调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将深刻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包容主义进程。

(张 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