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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 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上):世界变局

更新时间:2020-02-06 11:24:07  |  来源: 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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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近身的世界
 
告别2019年,一个年代(decade)落下帷幕。新世纪迈进第三个十年,世界的面容仍晦暗不清。混沌与动荡经年已久,大变局中的人们或许不再惊慌,但却难以辨识,更无从把握自身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可谁还会在乎老黑格尔的陈旧概念?既然历史目的论早已被时尚思想抛弃,时间之矢也就无所谓确定的方向。

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德国在11月举办系列纪念活动。福山在柏林墙遗址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他对“历史终结论”毫无悔意,并坚信“推倒柏林墙的精神长存”。云集的欧洲政要们在谈论“冷战终结”的意义,而与此同时“新冷战”的言说已经甚嚣尘上。已经终结的历史斗争似乎正重新开启。
 
可是“End”一词不只是“终结”还有“目标”的涵义。福山自己说过,他也是在双重意义上将这个词写入他的书名,因此“历史终结论”也就是“历史目的论”。黑格尔和马克思相信,时间是一个矢量,世界历史有其方向,终将达成人类共同的目标。福山只是这个思想传统晚近的继承者,他认为在历史观的意义上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声称这是中国人不太容易误解他的原因(可是他偷换了马克思确定的最终目标!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喜欢他)。现实进程中的历史“故事”远未终结。但福山的问题是,我们何以能就此断定世界历史(人类的故事)不会有共同的目标?

因为共同的目标依赖于汇聚或趋同的经验证据,福山曾坦言他受到上世纪中叶“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的影响。但当下的现实世界遍布着汇聚的反例:英国脱欧、美国退守、WTO上诉机制失灵,NATO成员争议四起,经济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勃兴、分离主义、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汹涌、贸易争端的加剧,以及全球化的衰落(似乎只有中国仍然积极推进全球化,并畅想人类的共同命运)。的确,在过去的一个年代,我们见证了历史方向的逆转,分裂与离散开始主导时代潮流。人们讲述着各自不同的“小故事”(历史),而“大写的历史”及其目标似乎已消失隐匿。

政治理论家沃尔夫(Alan Wolfe)在《新共和》发表书评,为福山的新书《身份认同》(Identity)而惋惜,断定这是昙花一现的著作。他赞叹三十年前的那部名著,称之为“大观念”之作,虽然论点错误,却石破惊天、足具份量。正如马克思哪怕错了,也不会是“次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沃尔夫哀叹当下缺乏大观念著作,期盼那种能在纷乱谜团中为人辨析引导性线索的作品。

但大观念之作再次出现了。著名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9月出版新著《唯有资本主义》(Capitalism, Alone),阐述当今世界已汇聚在同一经济体系中,它的语汇成为世界各地的通用语言。米兰诺维奇的论题像是打了对折的终结论,砍去了福山版本中的自由民主制,留下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世界体系的框架。他论证指出,目前最主要的冲突与竞争汇聚在这个体系内部,只是发生在其东西两种变体之间,“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以及“政治的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两种形态都有各自特点的缺陷,但处在同一体系之内,它们共同的演化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历史。这个体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利润,但在社会平等和道德状况方面相当令人堪忧,这正在侵蚀健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政治理想。或许,目前的现状只是通向更好世界的道路中一段崎岖坎坷的阶段,正如十九世纪粗鄙资本主义的改良过程。但这种进步可能没有历史必然性。

姑且不论他使用的范畴是否恰当,米兰诺维奇在分裂与离散的潮流中提出了一种汇聚的论述,这与人们的现实感大相径庭。我们熟知的常识是“冲突导致分裂和离散”,“共通才会汇聚和融合”。这位经济学大师似乎缺乏常识。

然而,人类的大历史恰恰(主要)是一部“冲突而汇聚”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经由冲突,达至共通,终于汇聚”的故事。这是林肯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故事,也是欧洲经由二战、战后和平进程,最终走向欧盟创立的故事。

当下的冲突与离散趋势,恰恰因汇聚本身而起。全球化过于迅即,也过于紧密地将原本相距遥远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纳入同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体系,可称之为“近身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地球村”(麦克卢汉只说对了一半),而更像是“地球城”,汇聚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带着千差万别的方言、习俗与信仰。差异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是许多人偏爱城市的原因),但也埋伏着冲突的隐患。

疏远的人们可以漠视差异,在遥遥相望中和平共存。但在近身的世界中,彼此迂回和缓冲的灰色地带大大收缩,差异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难以调和,冲突容易加剧(从前完全无法想象,某个运动员的一条推文就足以激发抗议和反弹,掀起一场话语对抗的风暴)。于是,“脱钩”成为一个似乎现成的选项。

但我们很难离开这个近身的世界,或者付出的代价不可承受。正如厌恶城市的人们在踏上返乡之路后,很快会发现记忆中的乡村已面目全非,越来越深入地被织入了城市之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在米兰诺维奇看来,这是唯一仅存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离散并不是汇聚的反题,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因此,“受不了你,却离不开你”(Can’t live with you but can’t live without you)这句流俗的台词正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侧影,我们完全可能只是处在“冲突而汇聚”的曲折进程中。是的,历史是有方向的,但并不直线前行,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这样说。

但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不会同意。他相信冷战之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只是“大幻觉”(The Great Delusion),至多是短暂间奏,世界再次回归冲突的时代,这是政治的常态。这位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声称,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每一次交战中,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获胜。他甚至提出了哲学论证:自由主义失败的缘由在于其个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但这是错误的哲学,因为人类“天生就是社群动物”(他邀请了亚里士多德来点赞),必定依赖于共同体而生活。

不过,按照这位理论大师的“政治哲学”,人类至今还会生活在宗族、部落至多是封建王国的政治社群之中。对于部落人而言,民族国家(更不用说欧盟)完全是妄想的乌托邦。如果人类可以突破部落,走向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那么为什么“想象”必定到此为止?为什么民族国家是政治共同体唯一和最终的形式?米尔斯海默对当下国际冲突的洞察并没有错,但这是依赖特定时代条件的历史政治学解释,本不必用半吊子的哲学伪装成一个“大观念”。
 
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在经验意义上呈现出离散与汇聚的双重性,或许很难断言哪一种才是大趋势。谁知道历史有没有方向?说不定古人说的对,历史是循环的,而历史的线性进步只是启蒙哲学家的幻觉。但是,今天让人们汇聚的力量不只是美好事物的吸引。全球气候危机,极端主义势力对安全的威胁,高新技术发展的多种挑战,以及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所有这些都不是民族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汇聚不必因为彼此喜欢,而是因为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这要求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那么,“新冷战”是无可避免的吗?有人相信甚至期待“注定一战”,因为《左传》早就说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是,后来陆九渊又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的传统智慧是如此丰富,让离散与汇聚都会有据可循。但如果米兰诺维奇是对的,如果双方已经处在同一体系之中,那么“新冷战”将是一场(与旧冷战完全不同的)“世界内战”,这大概需要在哈贝马斯所说的“世界内政”(Weltinnenpolitk)的框架中才得以恰当理解以及应对。

未来会怎样呢?中国智慧也穷尽了不同的可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高明的见解。但罗贯中没有读过《人类简史》,看不清长久而缓慢的变量。在大尺度历史的研究考察中,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发现“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脆弱的新共识:美国对华战略的分歧
      

“你听到的撕裂声,是两个巨大经济体开始脱钩的声音。”名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感叹着。他曾期许一个不断“变平”的世界,而今却惊讶于它日益醒目的折痕。《金融时报》将“脱钩”(decoupling)选作年度词汇,因为“美中关系的蜕变可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经济事件”。
 

变迁的节奏出乎意料的迅即。“新冷战”之说不久前还像是可疑的传言(一年前BBC文章的标题称之为“耸人听闻”),到了2019年已被许多论者当作既定的事实。

“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发明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坦言,“在短短一年间,美国人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恐惧骤然上升。曾经只是少数危言耸听者的立场,现在成为华盛顿的新正统。”他3月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反省自己“读了太多的基辛格”(作为基辛格“钦定”的传记作者),而忽视了老朋友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注定一战”的前景。他相信,“虽然我们未必注定要打一场热战,但我们肯定是走上了一场冷战之路。”

他12月在《 纽约时报 》 的文章正式宣布 :“中美国”所描述的伙伴式共生经济关系已不复存在,第二次冷战在 2019年已经开始。他认为,新冷战未必是坏事,肯定好过默许对方接管世界,而且还有可能缓和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至于美国能否再次赢得冷战,弗格森完全没有把握,因为今天中国带来的挑战远非昔日的苏联能够相比。他预期“这场新冷战会变得更冷”,而且将会比特朗普的任期长久得多。

面对剧变的节奏,聪明的弗格森凌乱得露出了机会主义的底色。而矢志不移的理论大师米尔斯海默则如少年般容光焕发。从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问世以来,他一直几乎孤独地呼喊着“狼来了”,十八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他期待的“狼”,也迎来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荣归时刻,将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重新压倒充满幻觉的自由主义理论。七十二岁的米尔斯海默2019年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巡演”布道:“自由国际秩序”(如其近著的书名所言)是“大幻觉”,只可能在一个自由国家主导的单极世界中短暂存活,而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单极格局,注定会导致新的竞争与冲突。

这里没有什么是非对错,而是国际政治“零和博弈”的冷酷逻辑使然,大国必定会伺机扩张,寻求区域霸权,进而引发大国间冲突。因此,冷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从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8月在澳洲“独立研究中”(CIS)举办的辩论中,当被问及“新冷战”是否会来临,他明确回答说“我们已经在新冷战之中了”。在著名学术刊物《国际安全》春季号发表的论文中,米尔斯海默意味深长地写下一行小标题:“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1990-2019”,以墓志铭的格式宣告了这个秩序的寿终正寝之年。

年底传出消息,中美即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这个好消息既来得太迟、似乎也不足够好,安抚焦虑尚可却难以振奋人心。2020年伊始,《经济学人》推出了封面专题“两极分离”,告诫人们,“不要被贸易协定所迷惑”,因为“地球上最大的裂变”正在发生,“两个超级大国的分裂将会完全改变世界经济,而代价之高难以想象”。
 
无论以“新冷战”还是“脱钩”来判定当下的势态,都暗示着中国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乃至对抗将成定局。但是,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见证了太多论断,起初言之凿凿,转瞬过眼云烟。焦虑不安的时刻很容易对盘根错节的脉络失去耐心,并将仓促的惊人之语误作深刻的洞见。

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转向全面的“遏制”(containment)战略吗?这取决于对中国的认知。冷战之后西方对于中国的发展存在三种主要的论述:崩溃论、演变论与威胁论。它们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地占据主导地位。崩溃论者不相信中国会发生亲西方的改变,但将赌注压在中国发展的有限时效性。每年都有分析家考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以及政治隐患,预言这种高速成长不可能长期持续,最终会走向崩溃。演变论者认为,中国在进入自由国际秩序之后,必定被这个秩序所约束和塑造,终将实现和平演化,虽然未必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但至少能够与西方维持互补合作、良性竞争以及和平共存。而威胁论坚信,中国强劲的崛起以及反西方立场都不可能改变,因此迟早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

如今在华盛顿的精英看来,“崩溃”希望渺茫,“演变”遥遥无期,于是“威胁”便成为关于中国的主导性论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崩溃论和演变论虽然衰落却没有灭绝,若今后卷土重来也不会令人意外。

那么,弗格森所谓的“华盛顿的新正统”是什么呢?近两年来,一种“新共识”在西方政界与思想界流传:美国以往基于演变论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失败了。不断崛起的中国并未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样,温和地融入美国创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成为挑战这个秩序的“修正力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现在应当放弃过去温和的接触战略,代之以更为强硬的方式以“规制”中国,这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理论基础。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当下美国分歧严重的两大政党精英之间罕见的(甚至唯一)的共识,也是美国外交界、智库以及学术界许多人士的共识。

然而,这种共识会是可靠的吗?老基辛格曾对共识问题有过评论。在二战之后,美国卷入的大多数(对朝鲜、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最初都获得了两党广泛的支持共识,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开始瓦解。然后达到了一个转折点,退出战略变成了主要的辩论议题”。他就此总结出一个原则性的教训,“如果进入战争只是为了最后有一个退出战略,那么当初就不应该在那里开始。”这是基辛格2011年在威尔逊中心一次演讲的开场白。八年之后,在中国贸易谈判僵持的时刻,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他这番洞见格外令人回味,对中美双方都是如此。如果发起“新冷战”最终只是为了停战,那么今天就不应该开始。
 
当前华盛顿的新共识很可能是短暂而脆弱的。至少,在2019年的大量相关讨论中,已经出现了许多质疑的声音。首先,三十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可以化约为单纯的接触战略?其次,这种政策是否真的完全失败?最后,也更重要的是,什么才是恰当的替代性选项?在笔者看来,一个未被明述却更为致命的反诘是:即便接触战略的失败是一个事实,这本身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其他选项(比如“围堵”战略)将获得成功,或者不会导致同样的甚至更加严重的失败。这种深层的不确定性,塑造了当前各种对策提案的竞争性、尝试性和暂时性的基本特征。

实际上,目前的所谓共识主要是消极性的,就是承认必须反省以往对华战略的失误,但并未达成关于“应当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积极共识。正如蓝普顿(David Lampton)所指出的那样,当接触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就会出现对于引导性政策的竞争。

在混乱的争议中,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强硬派”与“审慎派”的不同取向,他们在如何认识与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

强硬派的基本取向是坚定“对抗中国”,在媒体、智库、国会和白宫中都有其代表,有些是传统的鹰派人士,也有些是幻灭后的演变论者。最近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重启“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这是冷战年代旨在对抗苏联威胁的组织,在里根执政时期影响力达到顶峰,委员会中有几十名成员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职务。但随着苏联的衰落和解体,这一组织已经名存实亡,只是在2004年为防范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有过短暂的活跃期。2019年,在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Stephen Bannon)的策划和主导下,这一组织再度复活,目标是针对“中国的威胁”。

据《纽约时报》报道,班农、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前众议院院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人出席了4月的开业典礼。当他们呼吁“警惕中国”时,全场起立鼓掌。班农宣告: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事件,百年之后,人们将因此记住我们”。文章指出,委员会认识到当今美中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这使得来自中国的威胁不同于苏联。但为应对这一威胁,华盛顿政府正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各种冷战手段。

有趣的是,威胁论也可以和崩溃论发生新的联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在 7月 16日接受辛克莱广播公司( Sinclair Broadcast Group)的一次访谈中比较了中国和苏联,表示在贸易战中一直有一种意图彻底终结威胁的“潜流”。但究竟如何处理当今中国与昔日苏联的差别呢?破解不了这个难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仍是游荡的幽灵,无法复活为围堵战略的升级版本。

实际上,强硬派推动的对策方案并不那么成功。很难说“当前危险委员会”在塑造对华政策中能发挥什么作用,正如一位被解雇的总统顾问还能有多少政策影响力一样可疑。班农与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是“脱钩”战略的始作俑者和积极推手。但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注意到,即使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对此也存在着矛盾的观点和声音。副总统彭斯在10月24日威尔逊中心的演讲中声称,“时而有人问及,特朗普行政当局是否在寻求与中国脱钩?答案是绝无此事!”直截了当地否认这会是政策的选项。与他一年之前在哈德逊智库发表的所谓“新铁幕演讲”对比,彭斯似乎显露出相对温和的转变。而国务卿蓬佩奥10月30日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表现出比彭斯一周前演讲更为强硬的基调,但在强调中美政治价值观冲突的同时,也指出双方存在着“共同之处”,容留了“有条件缓和”的回旋余地。

显然,华盛顿仍未确立清晰一致和稳定的对华战略。许多智库正跃跃欲试。“国家亚洲研究局”(NBR)11月发表的报告《部分脱离》(Partial Disengagement),试图为美国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中提供新的全面战略。报告颇有新意的标题暗示着脱钩与接触的某种折中,但纵观其四个要点会发现,基本取向是脱离远远压倒接触。这同样会陷入脱钩战略的困境。主撰稿人之一在接受路透社的访谈中透露,他们着力传达的要点是,美国必须联合欧洲等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但当前外交政策却走向疏远和失去盟友的歧途。
 
NBR的报告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要求特朗普注重“统一战线”的呼吁早就不绝于耳,蓬佩奥本人也曾在布鲁塞尔的演讲中呼唤“高尚国家的联盟”。但强化欧美同盟的紧迫需求总是会受到“美国优先”的牵制。12月初纪念北约成立七十周年的峰会再次表明,特朗普难以达成兼顾两者的平衡。对于这样一个民族主义者总统来说,国际统战事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命,这也使他很难像强硬派期望的那样“坚定地应对中国”。

《纽约时报》的文章评论说,“对于美国能够或应该做些什么并没有什么共识”。美国领导人仍然在面对两难的选择:“继续接触的道路,会使美国容易受到经济和安全的威胁”,但走向脱离(disengagement)的道路则“可能削弱两国经济,甚至有一天可能会导致战争”。

强硬派的政策努力并不那么成功,但卓有成效地提升了威胁论的声音,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红色恐慌”。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上强劲的民族主义与反美话语也传到美国。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下,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发生明显变化。皮尤(Pew)研究中心8月13日发布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unfavorable)看法的比例从一年前的百分之四十七跃升为百分之六十,而表示好感(favorable)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二十六,这两项指标都创下了(自2005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历史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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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趋势,许多审慎的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与不满。《华盛顿邮报》7月3日刊登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由哈佛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和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等五位中国问题专家撰写,同时有九十五位来自学术界、外交政策界、军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签名联署,其中包括十多位最具声誉的中国研究学者。公开信表示“深为关切”美中关系的急剧恶化,认为这有损于美国和全球的利益。作者虽然对北京感到不安,但同时认为“美国的许多行动直接影响了两国关系的螺旋式下滑”。公开信提出七点陈述,旨在纠正现行对华政策的取向。

公开信指出,美国对于中国造成的严峻挑战需要予以“坚定和有效的回应”,但目前对待中国的方式根本上是事与愿违的(counterproductive)。作者认为,应当避免夸大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者的可能。中国并不是“经济敌手或生死攸关的安全威胁,需要在每个领域予以对抗”。许多中国精英人士相信“对西方采取温和、务实和真诚合作的方式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利益”,而华盛顿的敌对立场会削弱这种声音的影响,反而助长了民族主义。

美国无法有效地延缓中国的崛起而不损害自身,如果迫使盟国与中国为敌,最终会被孤立的是美国自己而不是中国。作者建议通过与盟友合作保持威慑,并与中国共同加强危机管控来处理安全风险。同时,敦促采取竞争与合作平衡的策略应对经济以及全球性的国际问题。最后作者指出,联署公开信的人数之多表明,“并不存在单一的华盛顿共识——支持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敌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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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联署公开信受到媒体广泛的关注,意味着反对强硬派的审慎观点正在集结并进入公共舆论。但这并不是一时兴起的立场宣示,而是来自学术界(尤其是中国研究领域)许多学者基于长期研究的见识与判断。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国际安全》秋季号发表研究论文《秩序世界中的中国》,通过对经济和安全等多个领域中的证据考察指出,那种判定“中国是挑战国际秩序的修正力量”的主流观点缺乏可靠的经验检测,而依据这种判断来制定对华政策是草率的。傅高义最近在与日本学者加藤嘉一的对话中指出,那些宣称接触战略失败的美国人对中国没有深入的理解。他们低估了市场开放和国际化对中国变迁的作用。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从不相信接触外部世界会让中国放弃自己的文化,但认为这会对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造成深远的影响。

加州大学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多次指出“反华版本的红色恐慌”是有害的,将会破坏两国人民之间仅存的善意。她与夏伟(Orville Schell)教授共同主持完成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报告,题为“路线矫正”(Course Correction),在2月发布。报告没有回避来自中国的挑战及其风险,也对中国一些相关政策提出了坦率的批评,但他们反对美国转向新的遏制政策,主张需要更新而不是放弃以往“基于原则立场与中国接触”的战略,建议适时调整对华政策中合作、威慑和施压的权重分布,以“巧妙的竞争”(smart competition)将中美关系带入更具合作性和稳定性的轨道。

同样,著名政论家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也主张,需要坚持“接触加威慑”的对华战略。他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务》发表长文《新中国恐惧》,已经引起学术界和智库的热烈反响。作者指出,强硬对抗中国的所谓“新共识”源自对中国挑战的恐慌,但这种恐慌感是严重误判历史的结果。首先是对国际自由秩序真相的误判。这个秩序自始至终都存在例外的挑战和破坏力量(有些甚至来自美国自身),因此从不是完美的秩序(早已有人戏称其为“既不自由、也非国际,而且无序”)。它从未有过真正的“黄金时代”,但也没有传言中的那种衰退,因为其核心属性——和平与稳定——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就处在这个秩序中,并没有摧毁它的意图和能力。其次,“新共识”误判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历史。自尼克松时期以来,美国从来没有奉行过单纯的接触政策,始终与威慑并用。这个战略的宗旨也不是企图让中国演变为“西方式的自由国家”,而是约束中国的国际行为,就此目标而言,以几十年的历史尺度来评估,这个战略并没有失败。扎卡里亚批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马拉松》中所构想的中国“意欲统治世界的秘密计划”。从中苏结盟到分裂,从“文革”到市场化改革至今,“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它已经历了一些奇异的扭曲和转向”,足以终结整个“秘密计划”。基于误判和恐慌的对华政策注定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行的或者代价高昂的。扎卡里亚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够保持冷静,耐心继续奉行接触加威慑政策,就有希望将中国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是更明智的政策选择。
 
联署公开信、谢淑丽等人的报告以及扎卡里亚的文章,都反映出审慎派构想另一种战略选项的努力,实际上是对以往接触战略的更新改造。这种选择试图克服强硬派的简单鲁莽与代价过高的冒险,但也对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判断力和灵活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其可行性还取决于中美双方沟通互动的诚意与效果,因此具有较大的实践难度。强硬派与审慎派都意识到新的挑战,彼此的分歧与竞争在于何种战略才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有效性。

面对中国崛起的新趋势,在“恐慌的”强硬派与“不安的”审慎派之外,过去那种乐观而友好的“亲华派”(panda huggers)已经所剩无几。值得中国欣喜的是,毕竟还有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这样的老朋友在发声。新年前夕,雅克在《卫报》网站发表文章,题为“过去十年属于中国,下一个十年亦将如此”,宣告我们将会看到“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将继续分崩离析,同时,中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影响力将与日俱增。这个过程将是不平坦的、不可预测的,有时是令人忧虑的,但最终是不可抗拒的”。自从2009年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以来,雅克先生始终站在“唱盛中国”的最前列。他的论述如此激昂与鼓舞人心,必将载入“讲好中国故事”的史册而被后世铭记。

无论如何,传说中既成事实的“新冷战”无法照搬旧冷战的剧本重演。

如果接触不再可靠、遏制无法适用,而脱钩代价过高,那么华盛顿的“新共识”注定是脆弱的。特朗普的矛盾在于,既不愿在经济方面脱离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又想在技术等领域构筑壁垒。两者都符合美国利益,但要两全其美则需要一个更杰出的剧本。在此之前,现成的只有“受不了你,也离不开你”的通俗剧台词。

美国也很难组建一个联合对抗中国的同盟。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最近的民调显示,大多数欧洲人(包括百分之七十四的德国人、百分之七十的瑞典人和百分之六十四的法国人)在中美冲突中宁愿保持中立。欧洲不可能割裂与美国长久的纽带关系,但也无法承受削弱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平均每天高达十亿欧元的贸易值)。很难想象在一个全面脱钩的对峙格局中欧洲会何去何从,这也需要一个非凡的剧本。

中美贸易谈判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预示着两国关系可能进入一段僵持与拉锯的时期。在新年之初,欧逸文(Evan Osnos)在《纽约客》发表长文《美中较量的未来》。他在两国各界进行大量采访后得出结论说,最可行的未来是“一种不稳定的共存”,这种共存建立在双方都欲求“斗争而不毁灭”的关系基础上。这是一个平庸但可信的剧本。不过欧逸文做出了警告:“对每一方而言,最大的风险是盲目,源自无知、傲慢或意识形态的偏见……为了避免灾难发生,双方都必须接受迄今为止尚未接受的真相:中国必须认识到为寻求掌控而过度扩张所引起的愤怒,而美国必须调整适应中国的存在。”最后他指出,美国要迫使中国回到过去的位置就太天真了,现在要做的是“与中国未来的道德愿景展开竞争”。
 
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

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许多惊天动地的变革在之前完全难以想象。2月中旬在中美贸易新一轮磋商之后,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媒都转发了一篇公号文章,其中写道“美方提出的一些结构性诉求,乍一看似乎咄咄逼人,但仔细想想,很多何尝不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正要做的?”这是挑战引导变革、冲突促进汇聚的可能性之光在社会微观层面的投影。

在宏观的视野中,文明从来是彼此遭遇的,始于隔膜与误解,经由漫长反复的竞争和冲突,伴随艰难的对话和理解,促成相互塑造和转变,最终得以汇聚在一个求同存异、和平共存的近身世界,虽然远不是“天下大同”。

或许,世界历史在当代最宏伟的戏剧正拉开帷幕,只是没有现成的剧本。

(作者刘擎系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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