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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山客: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科学总有“忽悠人”的感觉

更新时间:2016-10-10 15:17:08  |  来源: 国关前言通讯

管理员按:社会科学存在国别性吗?中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体系吗?“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真的是在忽悠人吗?怎样做才能拿出像样的成果并且摆脱仅仅是喊口号的现状?微信号“国关前沿通讯”特约评论员太平山客将发表三篇连载文章,讨论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科学。这是第一篇文章《社会科学的国别性与建立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必要性》

社会科学的国别性与建立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必要性 

中国特色社会科学是近些年来学术界讨论越来越热的问题。中国国内有四个代表性的机构一直在推动其发展: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潘维)、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研究所(杨光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胡鞍钢等)、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苏长和、张维为等)。这些机构和学者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学界和民间对其努力和成果还存在误解,总是觉得有某种“忽悠人”的感觉。但笔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确存在国别性,美国式学术体系的训练有一定的缺点,建立中国社会科学体系有其必要性。这个努力不应该放弃,新一代学者应该坚持下去,继续探索。之前的基础较弱、经验不足,我们走了一些弯路,因此应该吸取一些教训。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社会科学的国别性与建立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必要性,第二部分以上述四个机构的发展为案例,讨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以后应该注意什么问题,给出了一些建议(国家应怎么做、学术机构应怎么做、学者应怎么做)。第三部分以10个具体的学术问题为案例,分析建立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局部成功经验,供以后参考。 

普世派与非普世派的争论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体系”的学者,往往是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比较而言,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如心理学、社会学)很少对这么宏大的概念和辩论感兴趣。因为政治学者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更加关心,这个问题在今天备显突出。

非普世派认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非常必要,如果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考察中国的实践,经常是驴唇不对马嘴,连削足适履都未必能做得到。西方人提出的很多概念、方法,在中国完全对应不上,不能满足指导中国实践的要求。或者认为西方社会科学多多少少存在意识形态性,方法论的表面繁荣导致其发展僵化停滞,背离经验事实。因此中国需要先解构西方的社会科学,再重构自己的社会科学。在政治观点上,非普世派往往是“中国模式”论的支持者。

普世派认为,我们不应刻意突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虽然并不否认存在大量差异,但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社会科学方法在中外案例比较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如果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存在谬误或对中国的误读,我们完全可以它的高墙之上做出不断的修正和完善即可,中国学者自己没有能力再另外建立一座完全的不同的高墙,盲目批判西方社会科学方法是一种不谦虚的表现。在政治观点上,普世派往往是“中国模式”论的怀疑者。

不过,双方之间也存在一些共识和对话的基础。双方都承认西方社会科学有一定的价值,都认为不能完全抛开西方理论另起炉灶。即使是普世派,也承认美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存在某些问题,中国不可重走美国走过的弯路。即使是非普世派,也认为中国应该吸收和借鉴西方理论特别是研究方法中合理的部分,形成自觉自主的中国学术体系,中国学者不可能与既有的体系彻底决裂和割舍,事实上没有必要也做不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普世派,还是非普世派,他们都主张做实证性的研究,都把政治学看作了一门科学,以艰苦的科学实证方法来对待具体问题。这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政治课有很大区别,不是纯说教灌输;也和纯哲学思辨在根本上不是一个研究路径,双方都反对仅仅通过大脑运转和“读经读史”来解决现实中的复杂问题。中国学派的支持者与怀疑者,都是社会科学家,本身并不存在认识论、方法论上的根本分歧。中国学者在报纸上撰写评论时,往往都具有某种“宣传性”的特征,要与官方话语基本保持一致,但只要能认真地做具体学术研究的学者就是好学者。评价学者的水平,主要还是看他的学术论文的水平,而不是报纸上的评论。

社会科学本应该追求中立性、去价值性、最大化的普世性,但事实上这并非易事。一个直接体会是,有的中国学者在向国外杂志投稿的过程中,使用了非常科学的方法,论证非常严密,但是却被国外杂志的编辑和评审人拒稿了。在他们看来,文章的结论,不符合他们的价值理念。文章的结论是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看法,没有受到政府媒体宣传的影响,但他们认为这就是政府媒体操控的结果,而不关注具体的研究技术问题。有的外国学者觉得,中国学者所使用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方法,不过是在为政府的立场进行辩护。这是很典型的例子,更加说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必要性,以及中国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和与国际学界同行进行对话的迫切性。

不过,中国特色社会科学还是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更多的是来自于普世派。有人说这就是一种新形式的说教。有人讽刺,“既然你们说西方人做的菜不好吃,整天喊口号说自己做的菜比人家更好吃,那你们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做出一道菜给大家看看呢?”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个困境,政府、学术机构、学者应该有所反思。

为什么社会科学的确存在国别性

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就三十年的时间,其表现是中国高校大量引进有美国学习经历的博士生和学者。这使得美国学术体系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备受推崇。比较而言,美国的大学数量、名校的数量、培养的博士生数量都多于其他任何国家,这使得其他国家(主要指欧洲)的社会科学传统备受压制。在中国,从美国回来的学者占主导地位,他们往往看不起具有英国体系(前殖民地)背景的学者,认为英国人研究学问太浅显。当然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美国博士培养时间要长于英国,美国博士至少要5-7年才能毕业,甚至更长,而英国体系只需要4-5年。美国认为自己的大学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一般绝不招聘欧洲培养的博士生前来任教,极度封闭,其他国家的学者难以打入北美学术圈。在中国的大学中,美国海归在几家顶级名校的年轻学者中占据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已经成为一种话语霸权,他们的研究范式往往受到新一代年轻人的崇拜。笔者并不反对中国高校继续吸引美国背景的博士,甚至认为应该继续扩大规模,以提高中国学术的科学化水平。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些问题。事实上,美国、英国、法国三个国家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是有很大不同的,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里仅简要提出。

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鼓励定义自变量和因变量,探索双方之间的相关关系或者因果关系,这需要非常高的技术手段,炫丽的数字和模型往往是其突出特征。但这样的研究往往存在一个缺陷,就是自变量本身要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事实上,寻找独立性强的自变量并非很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自变量本身还要随着另一个因素发生变化。这就需要给研究设置各种不同的前提或者假定。定量研究追求的标准化、结构化、可重复的研究过程,往往对前提有苛刻的要求,这样研究的解释范围也会受到限制。自变量具有稳定独立性的研究,在形式上大多表现为缺乏一定的思想,文章枯燥乏味。因此,尽管社会科学的“普世性”不失为一个完美的口号,但为上述设置的前提和假定,这就决定理论可能仅适用于少量具有可比性的案例之间,理论的普遍化的努力往往是有一定边界的。

中国政治学应该继续推动定量研究的发展,这并一点笔者并不反对。但很多著名的以定量为长的学者,都告诫学生,定量方法要慎用而不能滥用,才能维护定量的声誉。在美国的社会科学体系中,能流传后世的作品,也往往不是定量研究,而是那些敢于挑战学术传统和权威、解决现实问题的著作。美国政治学家中流传后世的名字往往不是定量学者,至少与美国数量庞大的定量学者不相称。有的学者或许以定量而著名,但他获得学界最为好评的作品却不是定量的作品。

英国社会科学就与上述不同,英国体系一般并不要求设置自变量和因变量。美国社会科学关注的是自变量和因变量是什么关系,英国不仅关注这个问题,还要关注“自变量本身是哪里来的?”甚至这个问题比前一个还重要。而对于“自变量本身是哪里来的”往往不是通过数量模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英国背景的学者那里,往往是可以进行解构的。研究影响自变量的条件,可能要比研究自变量影响因变量的条件更有趣,更有价值。不同国家的背景因素不同,因此自变量本身就是有巨大变化的,这决定了在这个国家适用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那个国家。请注意,这里说的不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二者毫无关系。

美国主流社会科学重点关注的是方法技术。在美国,定量研究是潮流,因此学生只关心那些可以被量化的概念,对于不能量化的概念,则不感兴趣,学术研究成了寻找数据的过程。例如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少数领域的研究过于发达,例如冲突(战争、内战、调停)、IPE、国际组织的运作、问卷,目前增加了话语的量化分析等内容。基本上,国际关系几家顶级杂志所关注的内容,80%与上述话题相关,其他话题则很少被人关注。国内政治领域中,可以量化的研究要广阔一些,但也是狭窄的。选举当然可以做定量,但很多我们熟悉的概念,比如政体与政治制度、民主与专制、集权与分权,都是小样本,在定量上都难以操作。美国社会科学培养方式的一个结果是,一部分美国学者一生只能循规蹈矩地做研究,视野比较狭窄,陷入“精致的平庸”的陷阱。尽管笔者并非同意刘瑜的某些观点和讲话的动机,但她的一些提问值得其他人反思,并非没有价值。

与英美不同,法国的社会科学反对学科之间的分野。法国社会科学保留了人文的特征,文史哲共融共通,重视田野方法。当然在英语霸权主导的世界,特别是美国学术体系主导的世界,法国的社会科学只能被边缘化,对外影响力极小。 

建立新的理论概念体系 打破西方社会科学的价值局限

前面提到的几位学者,以张维为、苏长和、杨光斌为代表,都曾经在不同场合提到过,中国社会科学的关键,是要建立自己的概念体系,中国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构成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这个工程非常巨大,只能一点点进步。为什么“概念”如何重要呢?这是因为美国式学术体系的固有缺陷造成的。

我们知道,无论是在定量还是在定性研究中,我们都需要把现象简化为可观察的变量,否则无法进行科学的研究。在定量研究中尤其明显,为了操作研究,我们需要把概念简化为可测量的变量,给概念或变量下定义。具体过程是,先弄清某个概念的次级概念,然后再确定每一个次级概念的测量指标,再进行量化处理。但是,在对抽象的概念进行操作化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主观价值的影响。即使是表面上最为科学的“定量”研究,也难以避免这种影响。目前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在方法论技术水平上是可以对话的,或者说能力正在提高,但在概念使用和界定上进行对话,存在一定难度。有时如果完全接受西方的概念,我们就进入了话语陷阱之中。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学的排名。我们知道,大学排名有不同的版本(QS版、US NEWS版、泰晤士版、上海交大版),每一种都是基于量化的,形式上都是非常科学的。但是,结果却大不相同,有的学校在这个版本中排名很靠前,在另一个版本中却非常落后。人们往往认为,这一种很“科学真实”,那一种很“荒谬可笑”。这就是取决于哪一个指标更加重要,以及如何衡量指标。不同的机构,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而且每一种肯定都很主观,根本无法形成一致的认同。有的重视教学水平,有的重视科研,有的重视硬件,有的重视就业率和学生工资,权重不同,看似都有道理。因此,大学排名的不同版本之间,永远处于争议之中。类似地,如何衡量政治学中的“民主”概念,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国家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而且每一种标准都无法摆脱主观价值的影响。西方的标准,将是否有普遍选举看作是民主的最重要指标;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执政者的品德,反对不正之风,重视执政的效果而非程序。孔子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作是老百姓对国家政权机关人员的起码要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孔子反对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的不良风气,要求统治者避免苛政。

客观性是社会科学的基础,这本身是学界共识,但任何国家的研究者都难免会加入自己的主观信念,完全的客观性超过了任何一个研究者的现实能力。有的时候,学者意识到了自己具有价值观,有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所有事实都是“价值渗透”的,文化、历史和利益都会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判断。很多政治科学大师都有某种宗教情怀,如阿尔蒙德,以推广西方制度为使命。韦伯造就说过,选择什么样的问题来研究,本身就涉及到价值。有的西方学者很愿意研究中国的民主程度,但却不研究中国政府是如何带领数亿中国人民实现脱贫的,这就反映了他们的学术价值偏好,他们愿意研究中国的负面而不愿意研究正面。中国各级官员有严格的晋升制度,官员在决策时有自己的纠错机制,并且有独特的基层民主和协商民主制度。这些内容,如果从细节上挖掘,如果研究者能有欧美研究方法的训练,都会产生丰富的研究成果。我们就是要创造出一些新概念,让西方学界关注他们不想关注的问题。这些概念更加反映中国政治社会的真实面貌,这是西方学者因其价值局限所忽视的。而且,在收集数据过程中,研究者也需要进行价值判断,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一部分人的数据容易收集,因此他就关注这一部分人而不是其他人。当然,笔者并非主张中国学者放弃客观性,研究者无法通过去除价值观的办法来实现客观性,就只能努力减少其消极影响。科学的研究本应该减少价值的干扰,但问题在于,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时,有些时候是具有意识形态特征和明显的主观性的。是他们迫使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概念和话语体系。因此中国学者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更多地求真求实,才能打破西方部分学者的偏见。这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是更高的要求。

判断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还是在于理论能否解释现实的经验困惑。如果能解释经验困惑,那么理论就是有价值的,即使在技术手段上需要一点一点进行完善。这总比中国人去拾人牙慧更有意义。例如,近20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一直在不断提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事实上,这些学者并非无聊。完全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西方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经验事实。如果西方的理论能解释中国的行为,还需要“中国学派”干什么?在国内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领域,如何解释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难题。如果以西方的理论概念为标准,中国显然是错的;有人认为认为中国是对的,成就是很多的,但理论上又无力解释,这说明我们在话语和概念上的不足。

尝试“以我为主的实证主义” 

以国际关系学为例,英语国家办的杂志,往往有两大类。一类是保守型杂志,以IO为代表;另一类是变革型杂志,以EJIR为代表。相对而言,保守型杂志更占据主导地位,它们更加重视方法技术上的要求,但一般不发表对学科体系进行批判的颠覆性文章。前几年,就已经有中国学者在具有变革型的EJIR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与主流理论完全不同的理论,近两年也有技术水平较高的中国学者在最顶尖的保守型杂志上发表文章。整体上看,目前整个西方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都处于沉闷时刻。因此,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政治模式、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对外行为模式,都成为刺激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我们可以尝试“以我为主的实证主义”,改变套用西方文献提出研究假设,再用中国经验来证实或证伪假设的做法,而是从中国经验出发概括出新的理论。不仅中国学者对此感兴趣,还能刺激西方学者对此有所兴趣,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问题。中国政治学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SSCI杂志,我们也可以制定审稿标准、发表标准,吸引外国人给我们投稿,提高我们的话语权。如果都延续西方已经建立好的路子去循规蹈矩,我们还有什么创新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科学不仅是中国学术界发展的需要,以后还可以推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接下来将列举10个具体的学术案例,分析建立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局部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