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我们进退两难。即使我们都同意做对工人阶级最有利的事情，我们应该支持什么行动呢?我们不只是想让通胀失控，但“对通胀采取措施”似乎等同于提高利率，这将伤害我们当中最贫困的人。

那么，央行应该做些什么呢?一些人建议抛弃传统的利率机制，拥抱价格控制。这在经济学界引起了许多激烈的议论。但是为什么呢?如果贝利可以要求工人不要要求涨工资，为什么建议政府要求公司不要提高价格会如此荒谬——尤其是考虑到最近的利润破纪录?正如经济学家多米尼克•利斯德(Dominik Leusder)所言，“信息似乎很明确:价格控制是好的，但只针对控制劳动力的价格。”

目前，中央银行主要关注的是避免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这种观点认为，假设工人有足够的权力，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他们会要求提高工资以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当工资上涨时，物价将再次上涨，这将导致工资上涨更多，如此循环往复。换句话说，危险的、失控的通货膨胀是工人要求更高工资的过错。

但如果我们回到基础，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故事。通货膨胀通常被理解为物价的普遍上涨。这是不会发生的。当公司决定涨价时，价格就会上涨。因此，通胀与企业决策之间的关系要比通胀与工人要求更高工资以满足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晰和紧密。那么，为什么对通货膨胀的默认反应是让工人承受价格上涨快于工资上涨的痛苦，而不是让公司牺牲一些创纪录的利润呢?

工资-价格螺旋故事的力量和对价格控制建议的强烈拒绝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当前有限的货币政策框架服务于社会中一个群体的利益——私人金融。

当代主要的货币政策机制致力于通过确保稳定的价格(以2%的通胀率的形式)，以及自2008年以来通过金融监管，来维护私人金融体系的稳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并不奇怪，因为这就是它设计的目的。在美国，美联储是在1907年的金融恐慌之后建立的，目的是确保私人银行体系的稳定和成功。在英国，英格兰银行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追求利润的私人机构，其创建的目的是为私人银行业服务，并为战争融资。

如今，美联储和英国央行是各自国家的货币政策权威，设计和执行管理货币供应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作为民主政治的尖端，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然而，在获得公共政策权力的过程中，美联储和英国央行都没有放弃与私人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联系，也没有放弃服务私人金融体系的根本目标。

这就是造成这种棘手局面的原因。我们今天拥有的是独立的中央银行，旨在利用公共政策的巨大权力，服务于社会的一个部门——私人金融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贝利要求工人不要要求涨工资，而不是要求公司不要涨价。这也是为什么，当涉及到当代货币政策体系时，我们有一个正面，富人赢，反面，穷人输的情况。

如果货币政策平等地服务于社会的所有部分，它会是什么样子?简单的回答是，这样的货币政策看起来会更像其他种类的公共政策——它会更政治化。实施这样的货币政策将意味着在当前二元高通胀或高利率的基础上，扩大一系列可能的政策，纳入可能不会优先考虑资产持有者利益的政策。

一些人发现，很难想象除了传统的短期利率调整之外，还有其他政策选择。这本身就证明了主导货币政策制定框架的力量。但是，当然还有其他选择:价格控制、信贷指导和信用准备，以及公共银行业务(各种形式)，这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采用一种更民主的方法来制定货币政策，并不一定需要采取这些具体的政策选择之一。然而，民主的决策方法确实要求决策过程不受操纵，无论结果如何，最终的政策将服务于社会中某一(少数)群体的利益。就像掷硬币一样，正面朝上，我赢，反面朝上，你赢——为我们双方提供了促进自身利益的机会，建立一种公平、民主的方式来实施货币政策，需要考虑当代正面之外的其他选择，即富人赢(高利率)，反面朝上，穷人输(高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