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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 社会陷入“道德危机”? 真相没那么简单

更新时间:2019-04-26 16:01:25  |  来源: 文化纵横

导言

 

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40年了,我们应该对伦理道德这个特定领域的变迁做一个基本评估。我不太同意很多人说中国这些年正在经历的是道德危机。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客观地讲是道德转型,而不是道德危机。

 

我从3个不同方面来梳理过去40年来中国道德变迁的主要轨迹。首先是价值观方面的变化。通过考察一系列价值观体系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从过去那种强调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向一种强调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体主义伦理的转变。这个转变是正在进行过程中的,无人可以预知它将来会转变到什么方向去。但不管怎样,因为这种转变,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我们的道德主体也在经历着类似的转变。这是一个重新塑造自我的过程,其中充满了很多挑战。一个最简单、最基本,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便是:在巨变的时代和社会里,做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做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内在挑战,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色。
 

第二条主线,是探讨我们之所以对道德危机的感受这么强,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的判断标准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从先秦一直到晚清,都有一个相对稳定、单一,甚至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权威的存在。而这个道德权威给我们的标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共享的。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所有人的行为,得出的判断也大致差不多。但是从某个时候开始,那个单一的、绝对权威的标准坍塌了,代之而来的是不同的标准。换句话说,道德判断的标准发生了多样化的变革。如果这种情况是真的话,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做出的判断,可能是整个社会总体道德很不一样。道德景观也发生了多样性的变化。
 

第三条主线,是在过去的40年中,公德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我们的危机是道德危机或道德滑坡,或者是我讲的道德变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就是公德。我们对公德怎么看和如何判断公德的发展,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整个道德景观的判断。

 

道德危机抑或道德转型?
 

80年代出现了三信危机,即信仰、信任和信心危机。背景是共产主义道德及道德观。80年代开始,对这种道德观出现怀疑、质疑和挑战,给人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当时媒体的讨论、社会的公共舆论都在讲三信危机。
 

接踵而来的是商品化大潮。这种情况下,接踵而来的是对商业、商品化的恐惧。我还记得1979年,中央电视台登的第一则外商广告是西铁城手表广告。之后,很多观众来信抗议,说我们堂堂的中央电视台怎么能做外国人的商业广告。所以这个时期的伦理道理危机、道德滑坡指的是这些东西。
 

接下来是性产业的出现。曾在20世纪50年代被消灭的娼妓现象,在90年代后期又重新开始出现,由此导致我们认为的道德滑坡、伦理危机。接着来的静悄悄的性革命,迫使我们讨论怎么样对待性产业的问题,还出现了性工作者这样中性的词语。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行为方式中对性的认识,有了更加宽容的态度和视角,开始有了性取向等议题的讨论。性的问题于是不再成为我们最为担忧的道德危机。
 

再接着而来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做好事被讹的问题;这些事说到底是怎么处心积虑坑害陌生人的问题。这个时候大家在思考社会到底哪出了毛病?2011年小悦悦事件出现后,全民展开大讨论,探究为什么社会冷漠广泛存在,冷漠的原因在哪?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担忧;第二,在连续不断的担忧中,我们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也在逐步深入。当探讨社会冷漠的时候,已经真正接触到了伦理学层次上的问题,所以,我把2011年的有关公共舆论叫做拷问灵魂式的讨论。
 

如果我们把这些连起来看,社会道德现在到底有多坏?我没有说它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道德危机的判断可能过分悲观。一个危机不可能延续40年。然而,一个社会在真空状态下还能维持下去,没有崩溃,这可能吗?人处在真空中是无法呼吸、不能生存的,社会如果处在“道德真空”中,也维持不下去。肯定有个东西会把社会聚拢起来,起到指导人的行为的作用,这个东西只能是道德。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持续40年的道德危机,而是一个道德转型过程。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是我们对伦理道德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感知问题。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个人和社会如何感知道德变迁。
 

先讲个体,个体感知社会中的伦理、道德现象,往往通过比较法,拿过去比较现在。但实际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很难讲。因为过去不好的事都被过滤掉了。要批判一个东西总要有一个标准,就是用过去来批判现在。第二个,别家的草地比我家的绿,这是很正常的个人思维方式,特别是在涉及到社会公德的时候。我们现在最容易使用的话语就是现代化话语,一个现代的社会什么样?西方文明社会什么样?好像我们不文明一样。美国人都排队,日本人爱护街道清洁,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用来批判我们自己的武器。这是一种比较法,作为个体来讲这是很常见的。第三个,就是用“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方式。每个人对情况的判断不一样,这涉及到我前面讲的道德单一权威崩塌之后的现象。
 

把这三者合在一起,导致我们很多人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判断越来越悲观。由此直接引来的问题就是,伦理道德危机是从什么样的视角看出来的?是在谁的眼里看出来的?用的是什么样的标准?大约在2005到2010年左右,国内学界和媒体讲农村的治理危机正在转变成农村的伦理危机,当时讲得很有影响。但是如果去分析具体研究的话,我发现他们讲的伦理危机实际上很符合我上面讲的这种情况,就是判断标准不同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我的评判标准呢?当我分析整个中国社会伦理道德变迁的时候,我采用一个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从个体到社会的标尺;这个标尺从这头到那头有一段距离,其中包括4个点或者4个刻度,即底线道德、个体自主性和尊严、同理心与社会信任,还有社会公德。
 

第一是底线道德;这是任何人都不应该逾越的底线标准。道德底线意思是说我不会有意害人,当然不意味着有时候无意害人。伤害人跟道德无关,是跟社会行为的结果有关,只要我不是有意伤害人,我就没有突破道德底线,没有突破道德底线我就不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但是我很可能成不了一个道德楷模。这就是我说的底线跟值得效仿的模范之间的距离。守住道德底线非常重要,而且不难做到。但是,成为道德楷模就很难。我们的社会不应该提倡所有人都成道德楷模,因为这样的话,13亿人中的绝大多数做不到,就产生了油水两层皮,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现象。
 

第二点跟现代化、全球化有关,就是个体的自主性。我的身体我做主,我的生活我做主。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为个体自主性留下发展空间,意味着这个社会在伦理的意义上向前有多大程度的跨进。给的空间越大,伦理意义上这个社会现代化的进展程度就越高。与个体自主性直接相关的一个需求,就是对尊严的要求。当一个人没有个体自主性的时候,他对尊严也没有强烈要求。
 

第三点同样重要,就是伦理道德的发展,应该很自然出现的另外一个新的现象,即同理心(empathy)的出现。同理心与同情心(sympathy)不一样。比方说,我们走在街上,有一个讨饭的,腿断了,不断给你磕头,你动了恻隐之心,给他5块钱,这是同情心。在那个时候你的同情心投射给对方的时候,你明显知道你比对方要高一等。在现代生活中,同等重要的是同理心。你能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那个乞丐的位置上,来替他想,这个境界跟同情心不一样。同理心是在同情心得到长足发展之后,并且通过公共参与才能出现的。在中国出现了,而且越来越明显。

 

在同理心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信任更加重要。因为在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中,我们经常打交道的是陌生人,没有信任,社会就没法正常运转。我觉得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这个,当我们从一个熟人社会向一个陌生人社会转换的时候,我们怎样学会善待陌生人,这是我们的挑战。而学会善待陌生人,要求有同理心做基础。所以,同理心与社会信任,这是我判断道德变迁的第三条标准。

 

社会公德是我判断道德变迁的标尺上的第四个刻度。第一刻度强调道德的底线,第二刻度关注个体自主性和尊严,第三刻度着眼于个体之间的潜在冲突。然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该怎么办?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公德,是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出发而构建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行为规范。从个体、人际关系再加上社会整体做出判断,同时有一个道德底线来兜底,这便是我判断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景观变迁的总体趋势的标尺。根据此标准,我才认为过去40年来,我们所经历的不是道德危机,而是一场复杂深刻的道德转型。

 

▍伦理话语的转变和道德自我的重塑

 

我认为伦理标准的变迁讲的是整个价值观体系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从一个集体主义式的强调牺牲、义务为重点的伦理价值观,向个体主义式的强调权力和自我发展这种价值观的转换。这是一个正在转化的过程,转成什么样无人可以预料。但我们能够确认的是,过去40年是一个不断转化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起点在1980年。

 

不知道多少人还对1980年潘晓公开信大讨论有记忆。潘晓是两个人的化名,他们分别寄信到《中国青年》杂志社表达思想上的困惑。《中国青年》杂志社一位很有见识的编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把两封信重新修改融合,作为公开信发表,接着引起100多家报刊杂志的讨论。仅《中国青年》杂志社就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最终发表了100多封。

 

其中讨论的两个问题最重要,值得我们回顾。一个是个体追求自我利益合不合法?是否道德?潘晓问:我成天都在琢磨拿奖金这事道不道德?这涉及到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与否的问题。公开信提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大家都追求个体利益,都想怎么挣钱,怎么把日子过好,那人生的意义在何处?今天我们很多人,觉得人生的意义不就是买大车买大房吗,没有什么可以困扰的。但在1980年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值得我们全民讨论的一件事。
 

这个大讨论的背景是,我们的共产主义伦理在当时教育出来的两代人,相信人应该大公无私,应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当时的话语条件下,共产主义伦理具有强大的自洽性,把你的人生意义提高了一个层次,你觉得你在日常生活中做的那些非常卑微的小事,都跟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连在一起。如果一种话语体系能够有这种巨大无比的力量,把你生活的细节都提升到一个高尚的层次,赋予其意义,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生命特别有意义。这便是潘晓当年困惑的起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如果我们成天都想着赚钱,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今天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就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伦理话语环境之下。
 

潘晓公开信的讨论持续了大半年,上述两个问题解决了一个,就是说追求个体利益是可以的,是得到承认的,但是用的是一种半遮半掩的方式,叫做“人人为自己,客观为大家”,还没有放弃集体利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意思是说通过对自我、个体利益的追求,最后合起来就是为社会总体做了贡献。第二个问题没得到解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能再讨论,因为再讨论会导致重新思考整个伦理体系。
 

第二个问题到今天仍然困惑着我们。前面二三十年没那么明显,20世纪90年代下海潮,所有人都挣钱,大家生活水平提高;接着三大改革:教育、医疗、住宅;这些时候大家没有功夫想人生的意义。但是进入新世纪,当我们的生活基本上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开始凸显,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出现了很多过去没有出现的社会现象。比方说,非要骑着自行车去拉萨,一路折腾自己,为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些新的东西是对于人生缺乏意义的某种反抗,是通过很个体化的方式在努力寻求意义。这也说明人生意义的问题没有解决,仍然像鬼一样在后面追着我们。
 

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的前夕,已经有这种暗流涌动。朦胧派代表诗人北岛的“我—不—相—信”就是代表。10年以后,崔健又唱出“一无所有”。当你不断地反思那个体系,最后却发现那个体系中没有个体的位置。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样的东西通过摇滚乐的形式表达出来。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不需要像哲学家讲的那样高深,而是像《一无所有》这样的歌突然给你的震撼,然后导致你对你的人生重新思考。特别巧的是,这个时候很多知青补办婚礼,拉着自己的孩子去照相馆照结婚照。他们觉得失去了宝贵年华中最宝贵的那一小节,就是在爱情的基础上结婚,穿上婚纱去照结婚照。大家想孩子都这么大了,怎么办?我们总要做点弥补,那就补个结婚照吧!
 

这些都属于我讲的伦理转型。转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很可能无人知道,因为我们仍在转型过程之中。但是,转型方向很清楚,就是大家开始思考自我,不仅仅是自我实际生活中的物质利益,而是生命的意义。当我们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时,过去的文化体系许诺给我们的东西显然变得苍白无力。那些东西是什么?叫做延迟的回报。我们现在的父母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遵循那些东西,辛辛苦苦,盼着儿女过得好,甚至结了婚以后还要继续资助买房、买车,自己省吃俭用。为的是什么?他实际上是要老了以后,在文化意义烘托下的那种延迟回报,民间说法是有个念想。这在传统社会就是祖先文化,是有子孙后代给你烧香上供,让你的灵魂得到永生;现在是望子成龙,望孙成龙。
 

当伦理转型发生之后,越来越明显的是我们同时也要求立时的回报。我今天做了努力,明天就应该有回报,这也是我们伦理规范体系中新出现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一个不断向下渗透的过程。自我发展是最重要的,而我们传统伦理说,你要多做少说、谦虚谨慎。传统伦理放在现在语境中就变成了缺点,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是自我表达的能力。当李宇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背后投射的伦理含义,是只有找到最适合的表达方式,把自己充分地表达出来,别人才能认识你,然后你才能得到发展的机会。在过去的伦理体系里,这些东西不但不受重视,甚至会倍受异议。
 

从20世纪80年代往后,伦理转型进程就加快了,一个自我催动的机制出现。新的伦理规范体系导致新的自我的出现,那种越来越焦急地要追求自我发展、自我利益的新自我的出现。我们过去很多的说法都随之过时。我们说安贫乐道、老实中庸,现在老实的人连对象都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是赢者通吃,是狼道。当年《狼图腾》这本小说风行一时,背后含义很深刻。顺便说一句,我觉得《狼图腾》讲的是集体主义,不是个体主义;它强调的是一种集体主义框架下的个体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与共产主义伦理观有相通之处。

 

我们对人上人、人下人的重新提起,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些词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革命成功之后,是首先被批判的东西。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同志”这个词,用“同志”指代了所有人,体现了对社会平等的追求。但几十年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平等日益严重,使得人上人、人下人的观念重新流行。

 

我前面说的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像做好事被讹、有意识的制造有毒食品卖给他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跟整个伦理转型分不开的。从集体主义伦理向个体主义伦理转型的过程中,既有好的发展,也有不好的发展。我前面的经验研究集中在负面个案,而我更加重视的是为什么这些人会突破底线。

 

我感兴趣的是我前面讲的一个概念,叫做Moralreasoning,即当事人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例如,央视《焦点访谈》栏目组调查山东某地的问题产品食用胶。这些食用胶的原料大量采用收来的废旧皮料,最后通过化学程序变成食用胶。央视记者问:“你这个东西好像不太符合道德吧?”然后这些人回答:“不符合道德又怎么了?他们又不是熟人,在我们本地又没有人吃这个东西。”这种现象到现在仍然存在。河北某地盛产韭菜,为了防止病虫害,当地农民从一开始就对韭菜打“3059”,一种特别厉害的农药。当地的官员说:“对我来说最高的道德就是让我的家乡富起来。”乍听起来不能说这名官员很不道德,他知道自己做为一方父母官,要让家乡富起来,但您富起来别人怎么办?那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因为别人他不认识。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如何善待陌生人,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出现了伦理滑坡、道德危机。但同时很多人跟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自己也滑入同一个陷阱,就是对陌生人和熟人使用不同的道德标准。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应该对终极真理或道德标准有一种近乎信仰式的接受。这不仅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所有现代社会。但是,现代性带来的是对个体感受的追捧取代了信仰,对个体化多样化的追求导致传统道德权威的崩塌。问题是,旧权威不复存在之后,新的道德权威在哪里?如果没有一个道德权威的话,我们怎么样自我规范?

 

伦理话语和道德实践的多样化

 

这涉及到道德变迁的第二个轨迹。道德权威的崩塌以及导致的结果,不光是负面的结果,如上所述。但是,它也有正面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和道德景观的多元化。

 

让我们先来回顾1988年的“蛇口风波”。1980年的人生意义大讨论解决了一个问题,即追求个人利益是可以接受的。但可以接受不等于是道德的,是完全合法化的;至少当时的思想教育专家们都不认可。1988年,3位这样的专家到蛇口做例行的演讲。李燕杰,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德育学领域教授作为一个青年教育学专家,演讲的主题就是如何教育青年成为有道德、有理想的人。曲啸,之前误判的一个右派,平反之后初心不改,仍然对革命理想抱有极大的热忱。另外一个人叫彭一清,也有很强的正统思想。他们的演讲一开始还挺顺利,把蛇口青年夸了一通,然后再讲问题。曲啸说很多青年到蛇口是来淘金,就是为赚钱、为自己、为了钱多才来。蛇口青年听了就觉得很刺耳,说我们凭自己的劳动赚钱,错在何处?同时直接质疑他们3人有什么资历跑到蛇口指手画脚,他们根本就不懂蛇口经济特区的社会,还沉浸在旧的意识形态中。这3人当天晚上给政府打了一个报告,说蛇口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倾向。媒体发现这份报告之后,又开始推动新的讨论。讨论先是从《蛇口特区报》开始,一开始的报道题目是《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教育挑战》,1个月之后就变成了《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接着到8月份,《“蛇口风波”答问录》一篇8000字的报道登出,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

 

“蛇口风波”中也有2个核心问题。第一个仍然是自我利益的追求合不合法?合不合道德?经过“蛇口风波”后的大讨论,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是谁有道德权威来教导别人?“蛇口风波”中更重要的是这一点。经过这次交锋之后,我们原先的德育专家失去了道德权威,所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可以设想的。
 

李燕杰、曲啸他们代表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文革”前夕培养的那两代人,亦称社会主义新人。他们相信集体主义伦理观,认为人生意义全在这上面。在那个年代,人们曾经如此真诚地相信这些东西,也如此真诚地在追求这些东西。所以李燕杰他们去教育新一代青年,并不是去做表演,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也正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蛇口风波”才有这么大的影响。
 

要想理解“蛇口风波”的深刻含义,我们还要再回溯10年,就是1978年发生的一件更重要的事,叫做“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开展的大讨论,结论在开始之前便已经得出,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结论成为随后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核心理念。但是,这把核心理念有个缺口,就是“唯一”这两个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唯一”的潜在负面作用就会显现。如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的话,我们很容易滑向实用主义。在伦理学意义上深究这个问题的话,有些真理是无法检验的。不是所有的真理都是能拿实践来衡量的,但是我们的改革就建立在这个上面,所以“蛇口风波”才导致了这么大的影响。当蛇口青年所代表的现代化力量,说那套陈腐说教跟我们是有冲突的,如果按照那套陈腐说教,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没办法继续进行,说教就只有让步。

 

当这种具有超越意义的真理被完全抛在一边的时候,市场逻辑就占了上风。市场逻辑占上风,很容易导致的结果就是多元化。市场逻辑很简单,我们怎么样能让人们多买东西;只有多买才能多生产,才能卖出去。消费主义背后的最简单逻辑,就是让你相信你的任何需求都是正当的,而且你应该跟别人有不同的需求。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时尚,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对时尚的追求是最有品味的。如果你穿的裤子有点厚了,我就要穿一个加厚的裤子,结果就是多样化。多样化导致了市场的蓬勃发展,就能多卖。但是市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其他方面产生影响。

 

在我们的语境下,推动多元化最主要的力量是市场。市场逻辑、商品崇拜,导致了我们对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容忍。例如,我们是不是都有同样的生活机会?当然,不能假定每一个个体都有同样的生活能力,但是应该具有同样的机会。有了机会没抓到是自身的问题。市场逻辑推动的多元化不考虑生活机会是否平等的问题,它考虑的是购买能力的大小和有无的问题。这是过去40年发生的重大变化。前些年中国的消费运动蓬勃发展,也符合这个逻辑。

 

到了这步之后,我们的个体欲望得到了合法化。2008年出现了“范跑跑”现象。这种事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不可能发生。多元化的另外一个表现是,有争议的道德行为(Contestedmoral behavior)模式的出现。譬如,婚前性行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仅违反道德,而且是可以判刑的,如果赶上1983年的“严打”运动,说不定把命都搭进去;现在,长期未婚同居都成为一件比较平常的事情。再比如不结婚、大龄剩女,这些现象开始出现,变得有争议,背后反映的是几种不同道德观点之间的张力。

 

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很多因为伦理观不同而发生争议的道德行为,都发生在这个层面,即个人层面。接下来是公共层面,大家熟知的广场舞引起的种种争议,也引起了不同的言论。个体层次上有冲突,社会层次上有冲突,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不同的道德观也有冲突。

 

 ▍公德意义的凸显与发展

 

现在讲第三个轨迹,即公德的发展。在过去的40年中,公德的意义越来越重要,这似乎已是共识。同时,也正是某些方面的公德出了问题,导致很多人对中国道德景观产生很悲观的判断。

 

我们传统的儒家伦理,基本上是私德伦理,整个“五伦”处理的都是私德问题,是用私德处理公共事物,所谓以孝治国。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梁启超那一代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梁启超的《新民说》旨在发展公德,构建新的公民。其中他提的一个建议就是构建第六伦“群己”关系,个体和群体的关系。这里的个体是独立自立的公民,“群己”关系是在平等公民的基础上,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合作关系以及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五伦”框架下的隶属关系,像君臣、父子那样的关系。化的长期与根本挑战。

 

1949年以后,共产主义伦理处理的仍然是如何改造传统伦理,建立新的公德体系的问题。我前面介绍的那套共产主义价值观体系,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靠的是雷霆万钧的政治运动产生的压力。这套体系就是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所有集体的事都是重要的事,集体的木头就值得你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套伦理体系能持续多久,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一个新伦理体系说个体才最重要,作为个体,你的利益和自我发展都特别重要;而且它说个体的生命比集体的财产更重要。结果会怎样?共产主义伦理在很短时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很快就被一个新的个体主义伦理体系所冲击。之后,我们面临的便是如何重建社会公德的问题。

 

公德分两大类。公德听起来很高尚,实际上也分两类,第一类是底线或者消极公德。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在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不做伤害别人的事,不做伤害公共利益的事,这就是有公德。文明礼貌也是底线公德的一部分。公德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我把它叫做积极的公德。它包括公共参与、慈善事业、如何为他人为社会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如何在公共空间建设良善的社会生活。我们在关于伦理危机、道德体系的讨论中,太强调第二条,太强调积极公德,而实际生活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也不是所有人都要积极地投入到积极公德中。  

 

我们所谓道德危机、道德滑坡的很多悲观判断,都是源于公德的匮乏与遭遇挑战而产生的。但是,历史地看,我觉得在过去40年,我们在公德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比方说,守秩序的现象还有对于公共场所的爱护。

 

第二个重要的进展,是对生命本身的重视。过去认为集体财产比人还重要,那个就是对生命价值的否定。一旦个体的生命本身得到重视,获得内在独立的价值之后,会产生一系列伦理观念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行为方面的变化。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众媒体和公共舆论对于“猪坚强”的报道和关注,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碰巧今年是汶川地震10周年,这位“猪坚强”仍然健在,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又如,2010年上海胶州路一栋大楼失火,死了很多人。之后将近20万上海市民自发前去火灾地点,表达他们的哀思和对死者的敬意;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成员在旁边演奏表达哀思的音乐。这些市民的行为对政府有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政府马上做出了很多正面的反应。

 

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我觉得是我们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同情心(sympathy)往现代意义上的同理心(empathy)的发展。我们现在很多的志愿者活动都是基于同理心,比如那25万汶川救灾志愿者,他们看到电视上那些灾民困苦的状况而身有同感,没有多想就去了灾区。这就是典型的同理心。他们设想同样作为人,如果我受到这样的灾难,我会有多难受。同理心能够发展的重要前提,是承认人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层面上个体之间的平等。
 

公德的发展有不同的方式。近年来基层政府也积极推动社区道德建设。最常见的举办道德大讲堂,开展宣传活动。例如,山东省某市的“道德在身边,经典咏流传”道德讲堂,以“四个一”为主线,即看一部道德短片、讲一个道德故事、诵一段道德经典、作一番道德感悟。在这种比较程式化的宣讲活动中,最后的道德感悟或道德感想很容易流于概念化的表决心。这种开展道德复兴运动的方式,类似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新人的方式。这是老马识途、很容易的一种方式。实际效果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某些地方推行的“道德银行”“道德超市”等,通过利益交换的原则来鼓励社会互助行为。据媒体报导,浙江某地与农商行合作,试点建起“道德银行”。由农商行提供支农、惠农政策,获评“道德之星”的人,可享受免担保、低利率、高额度的贷款优惠,让好人干好事有奖励。但是,利用市场交换逻辑来推动道德,在伦理意义上道德吗?这一点我还没想明白。

 

▍结语

 

我认为我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是一场深刻复杂的道德转型,而不是道德危机。这个转型过程已经呈现出3条清晰可见的轨迹。
 

第一是从过去强调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向强调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体主义伦理的转变,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自我的重新塑造。
 

第二是单一的道德权威的崩塌导致伦理价值观和道德行为的多样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多争议,困惑和冲突。
 

第三是社会公德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新的公德不断出现,同时也带来新的公共议题。
 

上述3条轨迹的变化,也为我们的社会带来诸多新的挑战。怎么积极应对这些挑战,顺利完成这场道德转型,是个巨大而复杂的问题。
 

就学者来说,需要进行大量扎实、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当前的伦理话语与道德实践有一个客观、全面的判断。我个人认为,“从集体主义责任伦理向个体主义权利伦理的转型”这样一个学术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理解当代中国的道德世界。不过,这仍然是个学术假说,究竟是否真实、有效,仍有待于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检验。
 

对大众来说,最重要的是“自我真诚”,个体首先要对自我真诚,做到表里如一和言行一致,然后由己推人。积极主动的道德改革,应该从每一个体的自身开始。对官方和社会来说,需要承认个体主义的正当性,正视个体主义的丰富内涵。不要出于对个体主义的中国式理解,把它等同于自私自利和反社会,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在真诚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构建深厚的社会信任。而真正完成道德转型,则需要国家、社会和各阶层人群之间长期的沟通、协商和努力。与传统的一元化伦理相比,这种多元化的沟通、协商和共同努力的社会发展过程本身,便已经是了不起的道德改革,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个体化、多元化的新价值观与新道德行为。


(阎云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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