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作者在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与香港中央政策组联合举办的“政治体制比较”研讨会（2015年）上的发言，原文发于观察者网。

  香港目前就“民主” 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这是涉及民主讨论时的普遍现象。因为大家对民主是什么，要什么样的民主，看法很不同。中国共产党也赞成民主，事实上内地最近宣扬的价值观，民主也是其中之一。香港吵得火热的普选行政长官，也是中央超乎《中英联合声明》的要求而作出的承诺。但很多人非但不认同中国的执政党是支持民主的，更认为他们是反民主的。究竟谁对谁错？

　　西方对民主的定义

　　西方学者和政府认可的“民主”，一定要有几个元素。没有这几个东西，你怎么搞他们也不认为是民主。我总结出西式选举民主政治体制的基本元素，概括为有“周期性的、全开放的、普及的，以零和对抗性的竞争、多数票决来决定由谁操控公权力”的一个政治制度。

　　选举的零和对抗性很重要。零和这个概念挺清楚，要么是你胜，要么是我胜，没有同时胜选的。对抗性这点，就像希拉里一出来宣布参选，共和党就铺天盖地作攻击性的反宣传。这些散布负面攻击性讯息的竞争手法，可能并不文明及道德，但并不违法，更已成选举活动中的常态。选民最后用投票和多数决来定夺谁胜谁败。这样的“民主”，虽然是西方的定义，虽然很多人并不完全知道这些基本要求，但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全世界，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普遍接受。认清楚这定义后，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

　　在香港的争议

　　现在香港的民主派说，我们一定要有“政党提名”、“公民提名”，才是“真普选”，才符合“国际标准”。但他们很快就放弃了“政党提名”，因为私心太露骨，社会上也没有支持。跟着“公民提名”也不大提了，变成“真普选”就是要有“真选择”。

　　但西式民主定义里没有“真选择”的这项。西方的民主理论学者，或是政府也没有将“真选择”作为一个标准。西方民主选举被批评最多的，也就是没有“真选择”。共和党对民主党、工党对保守党，对你可能是“真选择” ，但对我可能完全不是。这不可能是个客观标准。

　　美国最近对香港问题发表的报告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没有像民主派那样说要有“真选择”。它谈到几点：第一，希望普选可以落实；第二，要让多些人参加，这里没有说“真选择”；第三，要有竞争。西方民主理论主要建立在竞争之上，他们认为有竞争，社会上就有讨论，通过不同政见的辩驳，就可让选民作出“有讯息(informed)”（没有说一定是“明智”）的选择。

　　“真选择”并不是制度的基本要求，只能是个政治煽动口号。竞争既然是制度的基本元素，加上制度鼓励各利益集团及族群自由集结，进而维护及争取各自的权益，社会分歧就必然被扩大，分裂就是必然的后果。这可解释香港自引入开放式选举后出现的社会现象。

　　很明显，西方认为民主只有他们的一套，这套必然要有他们指定方式的选举，才是“真民主”。这是不是必然的呢？所以谈到“民主”时，要搞清楚大家谈的是什么民主。

　　福山对民主的反思

　　西方对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元素的政治制度，也承认有很多问题。有些人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包括福山在内的很多西方学者都开始反思。

　　一个另类的政治体制出现了，也促进了这方面的讨论。中国的表现直迫全球第一大国，挑战“西式民主”的典范和老大哥的地位。这个中国模式或道路，是否是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另一选择，目前言之尚早。但中国的体制及其表现已引起一些外国人的注意是事实。越来越多人想搞清楚中国的政治体系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另外一个可能的选择。起码想知道，它有什么可以让西方参考和学习。这制度的比较研究和探讨值得我们关注和参与。

　　福山提出西式（这里主要是指美国）民主目前的问题，归纳为“否决政治”、“金钱政治”、和“治理司法化”，总结为政治衰败的原因。我认为这些分析都是表面的，只是对一些现象的观察，对一些状态的复述，未能说出美国的政治为何沦落成现在的样子。但亦有学者回应这些批评，认为这些所谓“问题”，原来就是这制度设计的基本元素和要求。

　　事实上，西式民主体制建立在自由、平等、人权这些基本价值观上。以竞争、多数决、权力分立、相互制约、轮替执政等等一套机制去达到其目的。西式民主体制目前面对的问题，并没有离开这些元素，只是对一些元素的解读不一样（如选举捐献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故此这个评语并无不对。问题是这“行之有效”的体制，为何发展到今日出现了这些问题。答案可不可能是：过去他们的政府施政有效，表现很好，主要是因为这政治体制中的很多基本元素，根本并没有真正或全面落实。到真正全面落实这些原则时，这体制就不灵了。

　　以“平等”这基本元素为例，从历史上看，美国从立国一直到五十多年前的这百多年，都没有真正实行自己说的那一套。美国的《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这里说的“平等”，在涉及到行使基本政治权力时，就只限于有产的男性白人。到上世纪60年代才通过了普及选举权的法律，后面还经过5年、10年的调整运作，“平等”这元素才真正得到落实。从有产到无产、男性到女性、白人到有色人种，走了一百五十多年。到它真正落实了理论上所说的自由民主体系时，整个制度就出现不少问题了。

　　为什么150多年来都可以，搞到最近30多年就不行了呢？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不“平等”的时候，“普及选举”并不“普及”，在有限选民范围内产生的政治代表，大家虽然有分歧，但在吵闹完后关起门来，做个买卖妥协，就办成了事，通过了法律。而过去30、40年逐步实现了真正“平等” 后，原先的政治妥协文化就散掉了。政客的所有行为都要面向更广大的选民群体，而这更大群体内的问题，就变成了政治体制内的矛盾。旧的一套买卖/协商政治已行不通。出现了像美国目前的政治衰败，是应该可以预见的。

　　自圆其说的理论

　　西方不是不知道他们制度的缺点及造成的问题。他们对自己的制度批判，比我们提出的更深入及透彻。但他们有个较一致的、能自圆其说的论述。简单来说，就是干脆承认他们的制度是个坏制度，但又说它是人类试过所有的政治制度里最好的一个，没有再好的了。西方在17-18世纪走向理性、科学，拥抱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问题上变得如此认命，消极地接受了这么一个政治体系而自我满足，甚至认为再没有一个更好的体系呢？这态度完全违背了西方过去三四百年来的进步精神。

　　是不是就没有更好的呢？这明显不对。好比选举经费问题，西方很多人明知道不受控的政治选举捐献，不单单使得选举不公平，更导致公共政策被利益集团骑劫。但美国不仅不处理，更将政治捐献说成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可见不是没有更好的制度，而是这制度的基本元素（这里是“言论自由”），在一定条件下竟成了制度败坏的原因。

　　论述及理论的基础

　　要解构以选举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或要构建中国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得从它们的根本构建元素开始。美国学者多对这些问题兴趣不大，认为这些已是得到解决和有共识的问题。但欧洲学者长期对这些问题还是很关注的。

　　例如对“平等”的看法。很多古典政治学者认为西方自由民主体制里的所谓“平等”的价值观，是要令这个体系长远不能运行的原因。原因是以“人人平等”为原则根本无法落实。现实是人人并不平等，可见将来也不会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机会平等是应该的，但干事的时候不能简单用平等的态度来处理。可西方的制度正是建立在“平等”这原则上，这些学者认为长远必然令这个体系不能运行。西方体制现时就面对不少这种问题，如种族平等法律下应如何补偿历史造成的后果，不平等的修正措施是否也违反平等的原则？

　　多是信仰而非科学

　　西式民主体制背后的一些理念，多是一种信仰，是一种概念。如“主权在民”、“人民授权”等概念，在实际操作上就走了样。每四五年去投一次票，就体现了人民的主权了吗？投票是个选择的程序，还是个授权的程序？多数决是个理性的决策方式吗？这些都是西方、主要是来自欧洲学者的一些质疑。

　　美国的学者多不理会这些批评。他们深信自己的一套，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信仰宗教一样；他们更像传教一样，将这信仰推广到其他国家，让它变成全世界的信仰。作为信仰，它不用有事实根据，宗教就是要求你信，不用讲道理、事实。

　　西方自由民主体系的很多基础都是一些信念，但在推销者口中，这些信念就变成“普世价值”、“现代性”，就好像世上再没有更好的了。如果这是信仰、信念的问题，不能不考虑受众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推它为“普世价值”、普世都应该用的制度，就很有问题。例如有些较简单又容易为大家接受的价值观如“自由”，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就会有很不同的解读及应用原则。恐怕大多数接受“自由”为基本价值观的国家，也不会像美国那样，将言论自由解读为不受限制的选举捐献。

　　对于西式民主选举政治，不论是直接批评，还是用中国的实例来证明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对迷信“西式民主”的人都不会有很大作用。“信仰”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不同，大家谈“民主”是谈不拢的。

　　制度不完全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科学问题大家通常可以理性地谈，再看看事实是怎么样的，谁对谁错慢慢就清楚了。制度研究也可以用实例、看事实，但因为有信仰的色彩，结果就不像科学问题那样简单。如果你是信佛教的，我是信耶稣教的，大家可以沟通交流，但求共识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和你信的东西不一样。

　　这个价值观、信什么的问题要搞清楚。搞清楚才能将这个话语权搞过来。如果不搞过来，你跟着他争辩是肯定不行的，是没有结果的。要击破西方这套话语，就要探讨整个体制，他们的体制，我们的体制，建立在什么地方？

　　这一代人的历史任务

　　作为学者，不能简单说“不要反对民主”。如果西方的这一套“民主”是不行的，你就要反对它。我们不反对民主，我们也提倡协商民主，但要搞清楚我们讲的民主是什么，他们讲的“民主”是什么，不能简单地全部接受西方的一套。面对开放式选举体制可能造成的问题，比如香港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或我们在农村基层搞选举出现的情况，应该就事论事，不能逃避，更不能单以一些价值观或信念，来取代对问题的认识和探讨。它是个好事还是坏事，总要按事实有个说法。

　　十八大以后提出了“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一百年、两百年发展的愿景。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小康社会。这必然涉及国家的政治社会体制，这体制背后的理论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信念是什么？与他人的有什么相同、相似的地方，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又有什么，这都要搞清楚，这是“中国梦”的构建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的理论基础，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任务。

（邵善波 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