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冬涛：一言难尽的台湾性格

更新时间：2018-08-31 13:16:33  |  来源： 国际视野中国情怀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在人们对某个地方人民的印象上。到台湾短期旅游、访友的大陆人回来后，不少人会感慨地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对台湾人文明礼貌谦和的性格有很好的印象。但我的父亲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从没有去过台湾，了解台湾都是通过大陆电视台的“海峡两岸”节目，对台湾的印象就是一个字“乱”。他还曾向我绘声绘色地模仿在节目中看到的一位台湾老人，在游行示威引发的冲突中被打破了头，捂着流血的前额对着电视镜头哀叹：民主的悲哀啊！在父亲眼里，台湾人的性格是“爱闹事”。对于我而言，因为观察台湾的时间比较久，有一些各种背景的台湾朋友，有时也会去台湾调研，所以有些像前面所说太太对丈夫性格的评价一样，感觉台湾社会的性格实在是一言难尽。
 

不过我也同意，父亲眼中的台湾人“爱闹事”确实是台湾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用比较典雅的词来说，就是台湾社会的反抗性很强，用比较学术性的语言来说，就是台湾社会具有很强烈的“社运（社会运动）”性格。对台湾社会强烈的反抗性格体验最深的，当然就是历届台湾当局和各主要政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大陆政府也能够体验到这一点。台湾社会的反抗性格对岛内政局、两岸关系、台湾社会的变迁都有重要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因为被收录在《毛主席语录》中曾在大陆家喻户晓，也可以用来对台湾社会的反抗性格进行简单化的解释。正如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由其成长经历决定，台湾社会反抗性格的形成也和台湾人长期被压迫的历史有关。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后建立独裁统治，台湾社会的反抗性格就在反抗独裁统治中逐渐成长起来。这种反抗首先以追求民主化的形式出现，不久就增加了追求本土化的内容，民主化和本土化一体两面，成为过去几十年来形塑台湾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最重要力量，也深刻影响了两岸关系。台湾社会的反抗性格，也就在民主化和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
 

民主化反抗的是独裁政权，本土化反抗的是外省精英，因为独裁政权和外省精英的重合度很高，民主化和本土化力量的重合度也变得很高。二者一体两面，在反抗实践中不断壮大，终于在2000年通过选举由民进党结束了国民党在台湾超过半个世纪的一党统治。当时的民进党是台湾民主化和本土化力量在政治上的代表，它的上台代表台湾民主化目标基本实现，之后进入民主巩固时期，而本土化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把反抗的目标逐渐由国民党转向大陆。
 

民进党一直在努力培养和利用民间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力量，但台湾社会的这两股力量已经变得越来越独立，不会被任何政党完全收割。所以无论是陈水扁还是马英九执政，都因社会的强烈反抗而导致政党再次轮替。反抗陈水扁的主要是民间的民主化力量，而反抗马英九的，则主要是民间的本土化力量。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民间的这两股力量对政府和政党的挑战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发强烈，使得蔡英文和国民党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应付。
 

台湾社会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反抗最初只针对国民党（尤其是国民党内的外省精英），在民进党的推动下，这两股力量逐渐出现异化，也开始反抗大陆。对于民主化力量而言，大陆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一样不民主；对于本土化力量而言，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是非本土政党，都不会真正代表本土台湾人利益。这两股力量反抗大陆的激进形式就是台独，所以台独可以看作是台湾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异化和激进化。在国民党两次被选下台后，对于台独势力而言，国民党已经不是最大的“压迫”来源，最大的“压迫”来自于大陆：他们把大陆的所有反台独措施都看作是对台湾的“压迫”，于是持续反抗，只是反抗形式有时公开高亢，有时隐晦低调。
 

台湾社会的反抗性格不仅反映在对民主化和本土化的追求，也反映在其他方方面面：原住民抗议汉人政府的不公平对待，劳工抗议官商勾结压榨劳工（如抗议修订后的劳基法），农民抗议政府不作为导致谷贱伤农，护士抗议工时过长收入过低，年轻人抗议世代不公，军工教抗议年金改革，移工（外国工人）团体抗议苛刻的移工政策，外籍配偶（包括陆配）抗议排斥性政策，LGBTQ（即多元性倾向者）团体抗议社会和法律的歧视，大城市居民抗议政府治理空污不力，废核团体抗议政府的核电计划，环保团体抗议政府和企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废死团体抗议死刑，还有经常出现的抗议强力拆迁、抗议司法不公等等，台湾社会强烈的反抗性格在社会各团体一次次或大或小、或平和或暴烈的抗议活动中得到彰显和壮大。只不过这些抗议往往和两岸关系无关，很少引起大陆社会的注意。
 

这形形色色的抗议活动一方面和台湾本身的社会运动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深受西方发达国家正流行的各种进步理念的影响，如文化多元、同婚、废死等。每一次抗议活动都向我们揭示了某种“压迫”的存在，所以，台湾社会强烈的反抗性格，其实反映了他们善于发现“压迫”，不愿忍受“压迫”，而且有能力组织起来去反抗“压迫”的特点。经过了几十年的社会反抗实践，台湾社会已经形成了“压迫有罪，反抗有理”的文化。在某些情形下，这种反抗文化由于过于激进，竟然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被压迫者”变成了“压迫者”，这也是很多地区追求各种进步理念的社会运动在激进化以后面临的困境。
 

所以，如果把“爱闹事”看作台湾性格的一个方面，台湾人也许会说，自己之所以“爱闹事”是因为“压迫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能从反抗看到压迫，也许有助于人们更顺利地化解反抗。可是，各种抗议中敌对双方最大的争议往往就在于“压迫”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即使存在，是否如抗议者所认为的那样不合理。这样的争议因双方固守各自的立场，最后又往往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台湾如此自由的制度环境下，只要认为自己有理，就能进行或大或小的抗议，台湾的反抗性格应该会越来越强烈吧？

(本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研究员祁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