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应令：从李跃华事件看民间医生的执业资格
更新时间：2020-03-06 20:21:08 | 来源： IPP评论
民间医生李跃华被湖北省卫计委处理了。湖北省卫计委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李跃华多项罪名，除了涉嫌伪造医师执业证书外，还有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连续两年未按期校验。最醒目的是，调查报告指出李跃华在新冠病毒期间非法行医及宣传，并认为这一行为严重影响了正常医疗秩序和疫情防控工作。
如果一切属实，罪责不可谓不小。
不过，如果仔细看李跃华的几项罪责，最核心的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李跃华的执医资格。他到底有无合法的执医资格呢？调查写得很清楚，他没有。李跃华自己也明确回应了他确实没有合法的执医资格[1]。执医资格的缺失不可谓不大，毕竟，如果不规范资质，那江湖“神棍”招摇撞骗还真是非常有可能。
问题是，李跃华的方法到底有没有治愈新冠病毒的可能能力呢？按湖北省司法厅退休厅官陈北洋的话说，他有。在网传的陈北洋道歉信中，他说：
“自己通过朋友关系请私人诊所的李跃华医生上门治疗。从治疗效果来看比较可观：通过治疗3天后我体温恢复正常，老伴治疗4天后体温恢复正常，儿子治疗七天后体温恢复正常。”
而为何厅官会请一个没有资质的人治疗呢？他说的是“鉴于求救无门（他们打了120急救，但因为医院爆满无法入院），我们只好自救，……”[2]经过李跃华治疗后，陈北洋3人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按李跃华自己的说法，他共接诊了15例确诊或疑似的病例，其中他治愈了9例[3]。这或许可以证明他的救治能力并非虚言。
这是否只是巧合和运气好呢？从李跃华给出的公开治疗方案里，他说他的救治方法就是穴位微量苯酚注射法【具体是配置万分之5~10的苯酚溶液，做穴位注射剂，抽取2ml分别注射在两个扶突穴（左右各一）、天突穴、大椎穴，每个穴位0.5ml，完成一次治疗】——他说专业护士三分钟就能学会，他这一方法不仅发表过论文，也得到了专利。在2013年《求医问药》下半月刊上，李跃华确实发表了一篇题为《一种穴位注射剂——微量苯酚在临床中的应用》[4]的文章，同年，他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号：ZL 2011 1 0136639.9，发明名称是“一种穴位注射剂”。
这样看来，说李跃华就是江湖骗子理由不充分。试问，真正的骗子会公布自己的治疗方法和用药用量吗？这不是一试试便露馅了？真正的骗子还能公开发表自己的这一应用，这样的“骗子”是否太专业了一点？
而从李跃华的个人经历上我们再来看，他与真正的江湖骗子还真不能混为一谈。简历显示，李跃华于1987年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军医系，后被分配到沈阳军区81380部队任军医，1989年3月复员退伍回武汉。1989年6月至1992年8月，在武汉市汉阳区永丰医院任住院部医生，1992年9月起，在几家药厂或医药公司做销售，1999年至2006年间在几家不同的民营医院工作。2007年开始，李跃华自办私人诊所，2012年开办现在的爱因思门诊部至今[5]。
无论是军医的起点还是后来多年的从业经历来看，他不仅真正做过多年的医生，也没有离开医疗领域。说他是“神棍”或者说他有罪，这个结论也许下得随意。2016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新修订的《非法行医罪司法解释》[6]，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删除了原来2008年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1条第2项——“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的属于非法行医行为的规定”。考虑到他自己的从医背景，他是否真的违法尚有争论余地。
退一步说，就算他确实完全违法了，那我们需要追问，这样具有医学背景的人为什么无法取得合法执医资格呢？究竟是他自己太懒不申请，还是这个资格的标准太高，很多人达不到呢？我们没有数据和调查，不作回答。但有一个问题需要追问，没有相关部门的认定，一个人是否有可能懂医并能治病救人？
回答是肯定的。从传统中国医学的历史来看，从医往往是师承，是家学，不需要机构认证。良医是依靠口碑在民众中口耳相传而确立。
而在新中国建立后，考虑到农村医疗资源和医疗人才的极度缺乏，大量上山下乡的知青参加了短期培训就成为赤脚医生队伍的一员，参与到农村治病救人的队伍中去，大大缓解了农村人有病不得治的困境。对于知青当赤脚医生的作用，笔者和学生李苏曾有专门田野调查。曾当赤脚医生的一位知青回忆那段经历：
“我在农村还当过赤脚医生，还培训我扎银针什么的。我在学完以后，我回生产队，有一天我们的副队长干那个水田，那个钉耙一下子插到他腿上了，都快插穿了，那个肿的哟，……他虽然是工伤，（但）队里没这个钱，不能送他去医院，就算去也只能送到县里去呀。可是没人抬他呀，怎么办呢？我就说我知道，我就弄那个药瓶子，搞那个碘酒一烧，就拔火罐，就拔呀，把那个泥水呀脓呀拔两瓶子，那个水田又脏呀，大粪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塞里面的了。哎呀他疼的不得了，哎呀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没有消毒药品，就弄那个草药洗干净，弄碎敷在上面，然后让他家里搞一个干净的毛巾包着。我每天就给他换药，换到第三天药的时候就消肿了，直到现在那个队长家提到这个事情都感激的不得了。后来我和教我们赤脚医生的那个老师说我给他拔火罐，他就说哎呀小鬼，你真胆大呀，腿那里有蛮多筋呀，你要是给他拔坏了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哪知道，我只看他疼，怎么办呢？果然我还是胆子大呀，赤脚医生真没白学。有的人有一些头疼脑热呀，病头病脑的，我就给他们针灸，你别说针灸真的蛮管用的。”
这样听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赤脚医生完全是冒险啊，极可能治出问题啊，而事实则是如果当时没有他们的大胆救治，离县城遥远也没有人可去送的患者最大可能是因感染直接死去。
当赤脚医生的知青曾治疗过很多人，但是他们自己有时也不记得了，但当地人在几十年后还记得，成为农民对知青深切情谊的一部分。一个知青曾回忆说：
“当时赤脚医生全部是免费的，给农民服务。我们当时培训班完了以后每个人发了一套针，扎什么部位用什么针，给了一瓶酒精，棉签，很简单。哪里疼扎哪里，扎了之后留在那里，又酸又胀，那就说明扎对了。一般扎个十分钟左右，我就跟他们说隔一天来一次，基本上好多人都好了。针灸这个东西蛮神奇，它也没什么药。我半年学完了之后，就白天和农民一起出工，晚上就给别人扎针灸。我给他们治了病之后大家说好了，我就觉得蛮高兴，我总觉得我为他们做了件事情。”
正是这样不求回报的医疗救助，使他们以及支持他们的国家在百姓心中真正扎了根。
为什么要用知青的口述来谈当年的赤脚医生？因为很多人都曾指出，中国农村医疗水平大大改善和提高正是发生在赤脚医生大规模增加的时代。即在毛主席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后，短短的十几年里，全国农村形成了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其中赤脚医生多达150多万，生产队的卫生员和接生员有390多万[7]。更重要的是，虽然后来大量医生都去了城市，但还是留下了很多赤脚医生，他们后来成为乡村医疗的主干力量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21世纪初，成为乡村老一辈人，甚至80后和部分90后生活中的一部分和记忆。
以笔者自己的经历来说，多少年来我家中人以及村里人有大小疾病都是去镇上一个叫陈自招（音）的诊所看。我母亲四十多岁的时候曾有几个月犯一种“心理难受”的病，说不出来哪里疼，吃不好睡不好，就是不舒服，在他那开几副中药吃了就好了。他也不单开中药，也能动手术还也能用西药打针。我9岁那年，因同学丢沙包把额头弄破后化脓烂得很深，他直接先用酒精消毒，然后动手术挖去烂肉和脓液，再给我打了青霉素的针，接连多日治好。甚至还有村里人乳腺化脓他手术做好的。有些人在县里的大医院治不好就回来找他，结果居然在他这治好。
我的记忆里，他看病都在谈笑间完成。每次去他的诊所，都有很多穿着可能破烂或背着背篓赶集的农民在那谈笑风生，而他则一边开玩笑一边给人号脉。不管你的病有多么严重，似乎在他那都变得不那么严重了；而如果真的严重，他也会说：“得看开啰，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哪个不死嘛。”这样云淡风轻地聊天说话，融合在乡村人本来就宿命的世界观里让大家对疾病真的不那么害怕。他活着的时候，相信他医术的人很多，他的名声不断远传，甚至还有很多外地慕名前来看病的人。他死后，他儿子接班，不知道是医术不行，还是人们观点改变，去这家诊所的人越来越少。赤脚医生的时代随着他的离去在我曾居住的乡村似乎也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他们离开的，有便宜而有效的医疗和村民的心安，还有医生患者谈笑一体的融洽与和睦。那种诊所里的谈天说地从此只埋在笔者的记忆里。说这些，与我们今天要说的李跃华们有什么关系呢？
赤脚医生是绝没有我们今天所谓合法的执医资格的，很多人是临时学医，只参加了一下简单的培训就开始了实践，他们中有些后来成为经验丰富的老医生，靠的是自学以及长久的经验累积，这里有天赋的成份。他们很多人没有正规的学历，读书识字也有限，但是他们确实治好了人，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治疗是村民能够负担得起的。他们多熟悉传统的“望闻问切”法，不需要大医院的流程（一切以各种仪器检查为先，抽血、验尿、B超、X光等等）。当然，这里面涉及中西医多年的争论不休，不是笔者可以解说的。
然而，从医治病的多元化总是需要的，医生培养或诞生的多渠道是否值得倡导呢？我们不否认学院培养的意义（事实上李跃华也是正规学院培养的），不否认权威资质的规范性作用，但我们是否也可以部分参考传统医学师承的价值？是否能允许民间高人的自行摸索？是否可以允许社会多渠道且成本更低的医生培养方式摸索？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我们今天又何必急着把李跃华们赶尽杀绝呢？别说他尚是军医出身，从医多年，即使他并非军医出生，在有人证明他的治疗有效的背景下，我们是否可以给李跃华们一个证明（或证伪）自己的机会或至少试一下他们的方法呢？毕竟他的治疗费用相较医院动辄高达几十万的费用还是很低的（治疗陈家三口他一共收2200元），是否真的带来了危害也还需要验证，而疫情最初那些无法进医院直接面临死亡威胁的患者所处的困境却是直接可见的（事实证明，由于武汉早期医疗挤兑，确实导致死亡率远高于外省市的）。正如作家方方2020年3月1日日记《我们的眼泪还没有流完》中转述医生所说的，“重点是他的治疗方法是否有效”，而“是否有效他的患者最有发言权”[8]。
“狭路相逢宜回身，往来都是暂时人。”在对待不同的医疗方式、不同的治疗手段上，宽容和虚心学习对方，不将认真从医人当敌人对待，这应该更符合我们这样持正守中、善于包容的民族精神。
（作者崔应令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作者崔应令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