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了疾病上附着的隐喻面纱后，疾病所带来的“次生伤害”也不容忽视。肉体上的愈疗并没有治愈疾病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沉疴。历史上大爆发式的流行病改变的不仅是医学手段和卫生意识，更改变了人们看待疾病和患者的视角。对患者的社会排斥也经历了污名的初次生产——作为特定群体被标记并与负面特征相联系，污名再次生产——对疾病的恐惧印象使人们自发地扩大想象，自动地将其复制并扩散的过程。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社交媒体更打破了匿名表达的禁忌，信息的互动和传播更加便捷，关于流行病的信息扩散速度甚至比病毒本身还快，这些向全社会介绍“新型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ns）的概念、让疾病爆发相关的词汇进入信息流动的话语构成了信息疫情下的“爆发叙事”（the outbreak narrative）[12]（2）。而谣言、恐惧、歧视在社交媒体上也伴随着这种爆发叙事四处弥散，在传递必要有效信息的同时也极易污名化个人和特定的社会群体。
 

（一）从麻风病到疯癫：污名的产生与社会再生产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流行病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终将被治愈，然而病痛可能消失，疾病的隐喻却仍旧遗留下来。福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流行病的“后遗症”，他在考察麻风病的历史时指出：“在麻风病院被闲置多年之后，有些东西无疑比麻风病存留得更长久，而且还将继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即那种挥之不去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13]（9）隔离和放逐消灭了麻风病，但人们精神上的“麻风病院”却就此遗留下来，其他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的群体——疯癫者、流民等，延续了被社会排斥的命运。历史学派的观点与福柯的理论有近似之处，在西方历史上，麻风病先是将病患的外表与道德不洁联系起来，后来又被用来污名化特定的种族、群体——认为这是一种黄种人特有的疾病。伴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有了“传染病”这一概念之后，麻风病人的“道德不洁”污名虽被洗清，但却背负上了病毒的携带者、行走的污染源等污名。
 

社会心理学派学者认为，“标记”是污名化的前奏，当人们对某一“标记”的印象盖过了对“被标记”的群体印象并将责任归咎于“被标记”的群体上，认定他们是越轨、带来危险的，这就完成了心理学上从标记到分类的过程。[14]人类学家涂尔干在考察了人类原始粗陋的分类习俗后认为人们通过分类确立了社会秩序，厘清了自身与外界之间的边界，进而完成了对世界的认识。[15]在这个认识前提下，对于无法按照分类标准予以归类的事物，人们则将其视之为禁忌、异端。
 

道格拉斯在涂尔干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世界上并不存在污垢这种东西。如果不存在一种特定的分类系统，所有不适合这个系统的东西就不会被视为肮脏。”[16]正如食物本身不是脏的，但如果把它放在鞋子里则是脏的，卫生用品本身不是脏的，但将其置放于卧室床上则是不洁净的。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在客厅里出现的卫生间设备，将鞋子放在餐桌上，衣服叠堆在沙发里，凡此种种。不属于特定分类系统中的事物即被视为“污垢”，由此自身与外物、洁净与肮脏的边界渐渐清晰。在固守某些分类标准、标定边界的同时，人们坚守着自己所在系统的安全，维护边界的稳定，将不属于本系统的外物视为需要被排除的危险。将此原理放置之患者与常人身上，未被纳入“健康的我们”这一分类系统和社会道德秩序的患者和群体必定被污名化，这正是现代医学所带来的另一种形式上的自我中心主义。
 

在梳理了涂尔干对分类的定义和道格拉斯对污垢的定义的基础上，污名产生的复杂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首先进行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标定差异，辨识不属于本分类系统的“他物”，然后将他者与负面特征相关联，进一步确立“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边界，最后导致被污名化的群体社会地位的缺失和社会排斥[17-18]。由此社会排斥和污名化完成了初次生产，即分类后，不属于特定分类系统的被认定为是“污垢”和“不洁”，是“他们”，是“异己”，将“他们”与负面特征相关联后，产生了被污名化的他者。
 

当疾病被他者化，患者被污名化之后，福柯指出：“恐惧和焦虑并没有被摆脱掉。它们在对禁闭的反应中再次出现，并且变本加厉……”[13]（190）也就是说，在社会被流行病所带来的恐慌淹没时，社会排斥也完成了自己从初次生产到再次生产的过程。人们对疾病的排斥不仅仅体现在隔离层面，取而代之的是疾病上升成为某种抽象符号，而对这种符号背后所指代的意义进行社会排斥，力度和效度远大于物理上的隔离，污名此时自发地完成了社会的再生产过程。
 

医学人类学者凯博文在其多年行医观察的结果上扩展了道格拉斯的理论，他指出，污名化更隐秘的危害在于，它使人们无意识或下意识地将道德危险行为合法化，即当人们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受到冲击时，以暴力行为捍卫自身权益，将被污名化的“他者”当作替罪羊的秩序就此展开。[19]医生在做诊断时与刑庭法官相似，无论是诊断书还是判词，“宣判”这一行为本身对病人及其家庭背后的影响都不容忽视。社会对人为灾难的反应“几乎完全集中在理性的技术控制上，鲜有对其更深层意义的探索”[20]，现代社会对技术的仰仗使人文关怀的传统被挤到角落。对患者群体来说，患病的不仅仅是身体，亟待拯救的更有被污名化后痛苦的灵魂。污名化的社会排斥从初次生产到再次生产的过程，导致了患病群体甚或某一整体在受疾病困扰的同时，难以建立自我认同，面临着身体隔离、监禁和精神上被排斥的双重“边缘化”困境。在这种污名阻力下，病患会瞒报自己的病情，延迟就诊、隔离、救治时机，增大传染风险，从长远上看不利于人类战胜传染病。
 

（二）全球传播时代的“爆发叙事”与他者想象
 

伴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的流行与扩散，社交媒体上关于它的信息也日益弥漫。这些疫情信息下的“爆发叙事”大体遵循这样的叙述规律：“‘爆发叙事’——在科学、新闻报道和虚构典型中——遵循一套公式化的剧情，它开始于一种新型传染病的发现，包括对病毒全球传播网络的讨论和流行病发展的时间线描述，终结于对它的控制。”[12]（2）此类“爆发叙事”在传递有关疾病的信息之外，也形塑了我们对于疾病的印象，加深社会恐慌，加深种族歧视和地域歧视。
 

在2020年初爆发的这场新冠肺炎当中，“武汉人”就在“爆发话语”中成为了被他者化的群体。“武汉人”作为一个群体被全国其他省份排斥；封城当天离开武汉的群众，则被视为不负责任地逃跑者、携带病毒的“定时炸弹”；甚至整个“湖北人”都被指为“爱吃野味”，卫生意识差；武汉政府乃至湖北政府不负责任、不作为。钟南山院士指出，疫情爆发在武汉，不意味着疫情的源头就在武汉。互联网、新媒体、自媒体有时成了乱媒体，成为了这场恐慌的孵化器、催化剂。从非典时期报道的“毒王”到此时演变成了武汉“毒王”，这种“爆发叙事”下的话语结构将流行病的爆发归咎于病毒携带者对医学的反抗，强调了他们的行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同时也要求所有人都承担起个人防护的社会责任，因难以甄别病毒的携带者，所以就要求所有个体都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和社会交往习惯，勤洗手、戴口罩等行为不仅成为了个人卫生习惯的一部分，也成为衡量公民身份的标准，拒绝服从这些卫生、行为习惯的人被视为是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
 

把新冠肺炎归咎于武汉人、中国人甚至整个亚裔群体，这种污名化的、歧视性的言论比比皆是。留学生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讲述自己在国外因新冠肺炎而遭受的歧视，一些国际媒体在大量的新闻标题和政治评论中以Wuhan Coronavirus或者Wuhan Virus来称呼新冠病毒，有的甚至出现“黄祸”“中国病毒”等词。这些“爆发叙事”均对武汉的城市形象建设、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伤害，并且预设了中国被“污名化”的开始，预设了自身的“道德完美”状态，而这种中心主义，正是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不论是国内对武汉人的歧视，还是国际社会对华人的歧视，疫情的政治化加深了我们对疾病的想象。此种症结将问题归咎于一部分人，在面对某一问题时，“我们”寻找、建构另一个“他者”，并将罪责归于“他者”，以缓解自身的恐惧和焦虑。
 

疾病的隐喻继续泛化，从单纯的疾病上升为一种道德批判，在那之后更“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成为对付国内外反对派、对手、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2]。在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出台新的命名规则前，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命名（2013年）就带有地域性，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此次新冠肺炎根据2015年出台的命名方式被命名为COVID-19（CO代表corona，VI代表virus，D代表disease，19代表年份）。世卫组织曾多次提示，被病毒感染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数字，新病毒的命名要避免带有国名或地名等歧视性信息。正如瓦尔德所说：“‘爆发叙事’同时表达了包括国家边界在内的所有社会边界所具有的坚韧（tenacity）和空隙（porocity），它因此也昭示了——并且医学处理了——不断改变的空间和全球现代性社会群体分类之间的张力。”[12]（13）“坚韧”的是“爆发叙事”下的一系列应激反应：污名化特定的群体，拒绝他者，拒绝外来人口的流动，而“空隙”则显示了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任何一种边界都是千疮百孔的。
 

在分析了污名化患者的背后所隐含的心理机制后，如何消除这种污名化成为了我们当前的议题。如何避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对特定群体、对整个国家形象的“二次伤害”刻不容缓。将疾病等同于病人本身无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述，一种粗暴的归咎，要解除这种污名化困境，我们要最大限度地传达完整真实的信息。如果缺乏畅通的信息渠道，则面向公众的公开透明便无路可循，消除恐怖的唯一办法是将真相公之于众。饥荒不可能在一个信息畅通的地方出现。信息的公开、透明、真实、有效将会大大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减少因信息不畅通而造成的焦虑和恐惧。
 

同时，分类的标准一再变化，任何人、任何社会群体都存在被污名化的可能，即污名是一个普遍事实，反污名的关键在于将“他们”纳入“我们”，承认“他们”即是“我们”，消除污名化的症结，而不是一直制造二元对立。抛开歧视与偏见，民众团结合作，加强全球卫生合作，才能够最终治愈疾病，并将人类从疾病带来的身体上的病痛、意识上的污名化后遗症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