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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和西方:一场伟大文化之间的对话

更新时间:2017-10-24 23:37:04  |  来源: 席勒研究所

作者:黑尔佳•策普•拉鲁什(Helga Zepp-LaRouche),德国席勒研究所主席兼创始人。
 
译者:周文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尚道社会研究所研究员。
 
2017年4月14日,席勒研究所在纽约市举办了一场以“‘一带一路’倡议及中西方哲学中的相关思想”为主题的会议。拉鲁什女士在会议第二专题小组——“文明间的对话”——上做了讲话。在她讲话之前,小组主持人丹尼斯·斯皮德(Dennis Speed)做了简要介绍。
 
丹尼斯·斯皮德(Dennis Speed:这次会议能得以举办,得益于在我们较早之前举行的某次会议上两位参会者之间谈话。有人建议举办一次会议来专门讨论“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更深入的对话。对话不仅触及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更要探讨人类的共同点。这正是理解我们正在打造的新丝绸之路之关键所在,也一如中国辉煌的旧丝绸之路所展现的那样。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黑尔佳•拉鲁什(Helga LaRouche)已经一次又一次地阐明,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他们还尚未成年。这并不是说人类社会没有成年人,也不是说我们社会缺少富有创新力的人。我们今天想借此机会,就这些议题与大家分享一些想法。
 
所以,首先,我向大家介绍席勒研究所的创始人及主席黑尔佳•策普•拉鲁什(Helga Zepp-LaRouche)。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Helga Zepp-LaRouche:亲爱的古典音乐和古典文化爱好者以及席勒研究所的朋友们:席勒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公正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但如果它未能与古典文化的复兴紧密相连的话,这种秩序将不会出现。接下来我要谈论的是关于最高人类文明的思想,它是西方和亚洲文化共同的哲学基础,稍后你们将会明白我的意思。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双赢合作的新丝绸之路,多次呼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概念,它最近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某个决议中被采纳。这确立了新丝绸之路的官方地位——尽管它的官方地位早已被确立——它已然成为了一个中心原则,通过更高层次的视角将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结合在一起。透过这个理念,一个战略性的倡议首次被提上了议程,它将以一个团结的人类社会去替代引发战争的地缘政治。自习近平于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提出这一政策至今的三年半时间里,该理念早已广泛传播,并鼓舞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中,它激发了前所未有的乐观精神,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就可以脱贫,可以为地球上所有人创造更加人性化的生活条件。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但是,为什么如此多的政府、国家元首和政治家,以及心胸豁达的民众,能够立即从未来的视角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人类的共同目标所具有的巨大潜力,而另一些人则声称“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一定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与可怕的动机,认为中国正在用一个帝国主义取代另一个帝国主义。为什么对于同样的事物,即正处于实现过程中的关乎人类发展的这个具体概念,却只能以如此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呢?显然,这些相悖的观点与人们理解这个问题的不同思考方式有关。
 
《伦敦时报》的前出版人、大英帝国最主要的代言人之一的威廉·里斯-莫格勋爵曾经批评了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亨廷顿认为,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以及儒家文明之间将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里斯-莫格勋爵修正了该观点,指出真正的冲突将起因于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以及儒家文明的陈旧价值观与新时代下新自由主义社会与现代性的全新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后基督文明价值观
 
在最近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就自由西方的价值观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西方国家不顾一切地试图对所有非西方国家施加压力。“这些价值观可能都不是当下欧洲人的祖辈们所信奉的”,拉夫罗夫说,“除了一些新的、现代化的、自由开放的[观点是他们所信奉的之外]。那些陈旧的观点与我们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完全不符,而我们应该珍惜并将这些价值观继续传递给我们的子孙后辈。在外交政策的博弈中,我们许多人都需要去接受这些全新的后基督文明西方价值观,它包括个人的自由生活方式。我认为这在个人层面本不得体,而对于职业外交官而言则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这些价值观会使你们盲目地高估你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毋庸赘言,地缘政治、单极世界概念,以及西方价值观的强硬攻势,必须要用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取而代之。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地去理解完全不同的文化中的哲学和艺术呢?这些文化因不同的语言、传统和习俗而有所区隔。我们是否需要新的通用语言,或者通过英语、印地语、阿拉伯语或汉语的流行歌曲才能了解对方呢?或者是否还有一些更为深刻、普世以及所有文化共享的东西呢?在完全没有损害到它们的独特性——正是这些独特性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以及任由它们彼此相互促进的前提下,文化之间的双赢和谐是可能的吗?
 
上述那些疑惑之所以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外来文化往往不是以积极或客观的视角呈现的。研究殖民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化专家们,总是一味地坚持并维护他们解释的权利。他们不仅仅对自己的本土文化如此,对外来文化也概莫能外。
 
因此,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亚洲文化的精髓知之甚少,而亚洲人也只是借助英国人的阐述去了解欧洲的历史。在过去2500年的欧洲思想文化史上,两个完全对立的文化一直处于冲突之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一场寡头制与共和制因共同利益而爆发的持久斗争。第一个了解斯巴达和莱克古斯的人认为,所有特权皆为统治精英设计,该观点否认普通大众在精神和物质层面发展的权利,人民因此更便于统治者们统治。第二观点则将所有人视为拥有潜在的接近无限完美的能力,并认为国家有责任以最好的方式去提升其公民的创造力。
 
寡头模式是诸多西方模式中最重要的一种,它遵循着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对世界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机械化理解,它并不允许真正意义上质的提升。第二种模式是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进步模式,它建立在雅典睿智的梭伦(Solon)的思想之上。梭伦在人类的前进运动中,尤其从柏拉图的思想中,看到了人类的目的。思想家们透过柏拉图的传统思想发现,人类的创造力使得他们得以持续地对宇宙万物的合法性提出恰当的假定,这可能会促使人们不断地深入学习知识以及促进人类的发展。自然地,第一种模式导致了各种分支的出现。比如,根据摩尼教(Manichean)的意识形态,善恶一律平等且永续存在。又如,盖亚(Gaia)的前基督教观念强调循环发展的重要性。这些观念在现代盖亚的信徒身上以及绿党内部一直存在着。
 
两种相悖的西方传统
 
但是最终,第一种模式所衍生的所有形式,包括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经院哲学、演绎和归纳方法、法国和英国的启蒙运动——例如洛克、霍布斯或牛顿,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方法或当下的解构主义的方法——都是亚里士多德传统思想演变的衍生物。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知识来源于感官经验。人性本恶,因此必须受到具有强制力政府的控制。在他们看来,世界是一个封闭有限的体系。
 
相比之下,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也对柏拉图的思想传统引经据典,他们不仅包括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圣文德(St. Bonaventure)、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戈特弗里德·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和洪堡兄弟(the Humboldt brothers)等多样化的思想家,还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Vladimir Vernadsky)和克拉夫特·埃里克克(Krafft Ehricke)等知名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对人类在宇宙中扮演的角色保持着极其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人类的精神创造力本身就是一种可以促进物质宇宙进一步发展的力量。此外,在所有人类的心理与精神能力的和谐发展、迈向国家共同富裕的良性发展,以及宇宙的法则之间彼此相连。几乎所有自然科学,或伟大的古典艺术以及欧洲文明的进步,皆因柏拉图式的思想传统而显得独一无二。这是由于人类不能依赖于随机的外部影响,而应行使理性的力量,用科学的精确度来确定下一个更高的质的突破,以期扩宽知识面。
 
显而易见,那些抨击中国新丝绸之路暗藏动机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将他们自己的地缘政治动机投射到中国。这些批评家们正如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所描述的著名的房间代客一样去思考问题。他们只能身着内衣去想象世界与历史情景下的个人,因为他们必须每天帮他穿衣服和脱衣服。他们被里斯-莫格所赞扬的“新价值观”或者被拉夫罗夫所反对的俄罗斯后基督文明价值观所禁锢。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居然有人,甚至还有政府,不但真正许诺其人民以福祉,而且还要为了全人类的和谐发展殚精竭虑。但他们讨厌这种心态所滋生的道德主张,因为它质疑了他们所声称的“一切皆被允许”原则下的权利。
 
另一方面,当我们转向乐观主义传统的哲学家和诗人,人们更容易相互理解。在那里,人们会发现尽管思想家们的文化如此多元与不同,但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于人的本质以及生存的目的也有着相同的见解。能够阐明这种一致性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孔子的哲学和美学原则,它在过去的二千五百年以来对中国以及亚洲许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孔子一样,德国伟大的自由诗人弗里德里希·席勒毕其一生去致力于提升人类的福祉。其他思想家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如孟子、库萨的尼古拉、戈特弗里德·莱布尼兹,以及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等。所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他们都不知疲倦地去找寻谋求人类美好生活的答案,从而使得人类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去展现其与生俱来的创造力。这个答案与世界秩序完美契合,社会追求幸福的自然法权利因而能够得以实现。
 
孔子主张人性本善。一切恶皆因发展不足而起,因此,人们具有通过其个人意愿与行动去完善自己的自由和道德责任。一切都取决于这种内在的力量,因为外部的邪恶绝不总是邪恶,相反,它是一项人格测试,能够使人们变得更为坚强并拥有更为纯粹的原则。席勒运用崇高的概念发展出了类似的观点。所谓崇高的概念,就是当人们的身份束缚于普世观念的时候,才能获取的一种思想状态。这些普世观念超出了我们有限的物理存在,它们并不屈服于物理存在,但却束缚于道德存在。此外,席勒还强调个人意志的自由。“所有事情都是事实存在,只有人是意志的存在”,席勒在其著述中如是论述崇高的概念。“只有受过道德教育的人才是完全自由的。只有具备了优秀的人格,并在施行正义、幸福、温和、坚定和奉献的过程中找到了快乐,而且即使遭受一系列极大的灾祸也不会丧失上述品质的人,才称得上是品质崇高的人。”
 
美学教育
 
孔子认为,除文学研究外,学习礼仪、音乐、箭术、御术、骑术和数学等六种技艺是实现人格教育的方式。孔子指出,诗歌和音乐发挥了最重要的功能,因为它们开阔了人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在席勒对伯杰(Berger)诗歌的批判中写道:“当我们的精力被分散的时候,以及当它们的效用作为我们扩展知识面以及职业专业化的一种必要后果也被分散的时候,诗歌具有重新统一被隔断的灵魂、占据心灵、行为和智慧、理性、想象力,通过和谐的方式来修复所有人类的独特力量。”
 
根据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的德译版《论语》,孔子用以下方式教导其学生:“我的年轻朋友们!你们为什么不用诗歌去更清楚地熟知自己呢?《诗经》:诗能够刺激想象力。它使我们得以用明镜去看清生活,从而洁净我们的情绪。她唤醒社会的高贵;激起我们对于社会不公正和欺骗的愤怒。她允许道德行为出现在家庭与国家之中,并拓宽了我们对于整个有机世界的了解。我们借此知道了鸟类、动物、草药和树木的名称”。在论语中,孔子还劝告道:“那些希望成为有博学之才的人,应该去阅读诗歌,这样才能培养出真与美的灵魂。然后,阅读道德法以便走上正确的道路,其后再学习音乐以便能够安抚自己的心灵。”
 
君子,是孔子赋予受教育者在智力、道德以及美学层面上荣誉最高的概念。它与席勒提出的美丽灵魂的概念,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在《论崇高》中,席勒写道:“当道德情操已经能完全主宰一个人的全部情绪时,我们称其拥有一个美丽的灵魂。它最终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放弃对情绪的引导,不与自己的决定相矛盾。因此,在美丽的灵魂中,个人行为并非全然道德,全部人格品质才是。而且,正是在这样一个美丽灵魂中,感性和理性、责任和意向和谐共生。优雅即顿悟”。孔子语录中记载:“这个人可随心而为,而不必侵害其他品质”。
 
对于孔子来说,从个人发展直到在知识、道德和美学层面所受教育达到最高程度的完美个人,即君子,才是建构良好国家的先决条件。“只有当人们受过良好教育,他们才能管理好家庭。当家庭被管理好之后,国家才会有条不紊地运转。当国家良好有序之后,我们才能坐拥世界和平。一旦人性拥有秩序,天地之间、自然万物都会有序进行:自然中的一切破坏都是人类的失序以及统治者人格的不良发展所导致的结果。”
 
席勒从雅各宾恐怖事件导致的法国大革命失败的总结中,得出了与孔子思想极其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下总有一部分人,此时改革的客观可能是存在的,但是主观及道德的先决条件却是缺失的。“从现在开始”,席勒说,“政治领域的任何改善只能通过提升个人崇高的品性才能得以实现。”于他而言,这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前提条件。在第四封美学书信中,席勒如是说:“有人会说,每一个人都带有某种素质,那是其内心最纯粹完美的自己。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都一直向往团结,这是他得以存在的重大使命。这个纯粹的人,无论是否或多或少被他人认可,从所有层面而言,他都需要通过国家来呈现自我”。席勒还补充道,“这种一致性不应以国家对个人的压制而告终,而是个人成为国家本身。而这个人,终于让理想中的自己变得高尚。”
 
立足当下、放眼未来
 
很显然,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理念能指导现在的行动。这种明晰的愿景也对未来更好的展望设定了标准。在这一点上,孔子曾说:“通向最高真理的道路指引人们步入未来”。《中庸》一书谈到人们追求真理的责任,认为人们“寻求真理,选择好的品质并伴其左右、持之以恒”。通往最高真理之路使人们能够提前意识到,一个王国会成为繁荣昌盛之邦,并有吉兆相伴; 如果一个王国或将崩溃,则会显现凶兆。
 
库萨的尼古拉以其全新的对立统一的科学思维——十五世纪“双赢”的思维——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雏形。此外,他同样是精确科学测量的发明者,也为制定民族国家的代议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在席勒之前,尼古拉是与孔子最为相似的哲学家。他也认为,圣人借助其所追求的先验知识,在概括其所处宇宙整体发展的基础上来认知未来。没有先验知识,人们既不知晓什么是正确的问题,也不清楚他们找到的东西其实就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寻求的东西。对于席勒而言,也是如此。他认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就是人们面对现实所采取的行动,是一条引领他们走向善的道路。他在“第九封美学书信”中指出,必须全面地教导人们在内心深处去理解这个想法,才能正视社会现实中的疑惑与问题。他说:“与时代同存,而不是成为其附庸。给同时代人所需要的,而不是他们所赞美的。” 席勒与孔子一样,强调内在道德独立性,认为只有通过完全人性化的人格教育才能得以实现。
 
在这些方面,人们的目标不仅在于实现个人的最高理想,而是要为社会的改善积极奉献。同样,真正的知识并不仅仅是通过冥想式的观察获得的,而是在社会的正面转型中获得的。孔子在其著述《大学》中说:“最崇高的知识是受现实影响的;只有当它具有现实意义的时候,它才具有高度。然后想法就会成为现实。当想法实现之后,才会有正义的观念。只有当观念是正确的,人们才能接受教育。只有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才能管理好家庭、治理好国家,也才会有世界和平。”
 
库萨的尼古拉也曾表达过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当所有的微观世界都以最好的方式发展,宏观世界中的和谐才能成为可能”。同时,这种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正如某个人持续接受教育一样,也如赋格曲的对位一般,最后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此种库萨式的思想,以儒家的话语方式出现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讲话中。王毅部长说:“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的独奏,而是一场由所有国家共同演奏的交响乐。”
 
在其晚年岁月里,席勒沉浸在如何解决内部冲突的思考之中。这种冲突包括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正如在诗歌中有所描绘的,借此“与法律实现自发的统一,从道德的巅峰抵达更加美妙的自然,它并不亚于真实世界的美好愿景。”这里描述了为现实而奋斗的观念,正如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所言,“诗人是世界上未经确认的立法者。”
 
渐入成年期的人类
 
为什么人类步入成年期是不可想象的呢?我们因此不会再像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四岁孩童一样相互攻击?或者说,换言之,我们为什么会在无情的地缘政治冲突中阻碍人类的发展?为什么不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消除这个世界上的贫困?为所有孩童普及教育?因而让美丽的心灵成为教育的目标,正如威廉·冯·洪堡和孔子所倡导的那样。孔子和席勒关注的最关键的问题是教育人类学会爱。孔子对爱的重视超过生命本身,看得比水火更重要。席勒则认为爱是“灵魂深处最美好的事情,犹如精神世界无所不能的磁铁、奉献的源泉,以及最崇高的美德,人们因其所爱之物而变得更加富足。”孔子认为,人类之爱是最高的美德;它使所有其他伦理价值成为可能,正如它在《论语》所说的那样,“人的一切行为必须体现在爱之中,否则毫无价值的”。
 
因此,人们必须要对他人怀有同情心。对于莱辛来说,最具同情心的人也是最好的人,“因为他随时按照公民道德行事,并表现出慷慨的品格。”据说孔子从来没有在当他人悲痛的时候填饱过他的肚子,因为他不想旁人在受苦的时候他却在享用饭菜。同样地,孔子在《论语》中强调了国家持续培养其公民学会去爱人的重要性。否则,这个国家就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孔子说:“将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民带入战场,必然只会给他们带来死亡”。这个比喻放到当下恰如其分,更毋庸置疑。
 
孔子和席勒都提倡运用美学教育来教化个人和社会,艺术——其本身必须达到最高的标准——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席勒要求诗人们,以及广泛意义上的艺术家,不断提升自己,从而“在开始他们自己的艺术创造之前,到达最高的道德和美学高度。旨在将品性提升到最高程度的过程,或者说将品性改善至最纯粹的过程,是艺术家开始表演、试图打动观众之前必须解决的最为重要的事情。他是一个有趣且完美的人,他的诗歌完美地诠释了他性格中的趣味。”
 
在他的诗歌“艺术家”中,席勒呼吁艺术家担当文明的责任。“人的尊严是别人给予的。好好珍惜吧!它与你共同经历人生起伏。”孔子也有类似的观点,特别是在音乐上。他说,“音乐来源于内心。当情绪被触动时,就能用声音传达。当声音有了一定的形式,音乐就产生了。所以,和平与繁荣国度的音乐是安静和欢快的,且政府也是有秩序的。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的音乐则充斥着不满和愤怒,且政府也是混乱的。一个被毁灭的国家的音乐呈现的是对过去的悲伤和回忆,且人民是痛苦的。因此,我们发现音乐和政府是彼此紧密相连的。在一篇描述音乐的优秀论著中,孔子写道:“当喜欢和不喜欢没有得到适当的调控,且我们的思维意识被物质世界纷扰,我们就会失去真我与理性原则,自然禀赋也被摧毁。当人类持续地暴露在影响他们的物质世界,而且对自己喜爱和厌恶的东西并不加以控制,那么他就会被物质现实所淹没。随之他变得没有人性且更实利主义。当一个人失去人性或更加物质主义的时候,理性原则会被摧毁,人被淹没在自己的欲望之中。然后出现叛乱、不服从、狡猾和欺骗,以及普遍的不道德行为。我们就会看到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欺负少数、聪明人欺骗愚蠢者、身体强壮的暴力行为、病人和瘫痪者无人照顾、年长与年幼无助且无人关心。混乱就是这样产生的。”
 
一个普遍原则
 
因此,他认为音乐与人类的行为准则密切相关。“因此,动物知道声音,但他们不懂音调。理解音乐的人更容易理解‘礼’”——“礼”的意思是,在国家和宇宙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如果一个人掌握了礼和音乐,我们就称他为品行端正之人,因为美德是自我实现的反映。真正伟大的音乐与宇宙和谐共处。土壤贫瘠,则万物停止生长。如果不按照季节有节制地出海捕鱼,鱼类和海龟就无法成长。当气候恶化之时,动植物的生命力也会恶化。当世界处于混乱之中,仪式和音乐就变得混乱无序。我们找到这样一种音乐,悲伤之音却无约束、欢快之旋但无平静。因此,优秀之人尝试通过重新探索人性,制造人心深处的和谐,并试图把音乐作为完善人类文化的手段进行推广。当这样的音乐盛行,人们的思想朝着正确的理想和愿望发展时,我们或能看到一个伟大的国度的出现。人格是我们人性的支柱,而音乐则是盛开的人格之花。”
 
我们为什么能够在一名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哲学家和一名二百年前的德国诗人那里发现如此相似的思维和方法呢?当然,席勒知道孔子,也他研究过孔子的作品《孔子语录》,它如是总结道:“世界是残酷的,你必须努力向前。不知疲倦,屹立不倒。如果想做到最好,你必须拥有一个开阔的视野。想让世界塑造你吗?你必须提升自己,让自然万物展现在你面前。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实现目标;只有实践才能使人明晰事物。只有在困境中才能找到真理。”
 
孔子和席勒的内在联系,是两者都认为人类在未来一定能克服间歇性的挫折来实现崇高的人性。早在100年前,莱布尼茨就在意识到和康熙皇帝有过类似的数学结果的情况下,得出中欧文化存在着内在联系的结论。他写道,“我相信,命运的独特决定让人类最高的文明与最先进的科技相结合,而这两者分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欧洲和中国——就像东方的欧洲——都喜欢地球的另一端。也许最大的天意就是,文明程度最高、相距最为遥远的民族正张开他们的臂膀追求同一个目标,并逐渐引领他们过上充满理性的生活”。
 
不幸的是,如今欧洲并没有维持这些观念,而是转向了拉夫罗夫所说的“后基督教文明价值观”。相反,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儒家传统正在中国实现伟大的复兴。习近平主席说,孔子教育必须在社会各阶层进行。我们可以随时回到欧洲优秀的传统中。我们可以回到柏拉图、古希腊、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及德国古典时期。而这就是新丝绸之路的新范式下的欧洲文化,如果通过文化对话的方式将其复兴,那么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使它活跃起来,并迎来一个新的文艺复兴时期。如果每个国家及文化都让它们最优秀的文化成就再次活跃起来,向它们自己以及其他国家呈现其最好的一面,那么一个新的复兴必将来临。抓住普遍历史中最好的那部分,并且,满怀热情地为人类走向成熟而创造新的概念。我们应该记住,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受到了孔子道德教育的鼓舞,才塑造了年轻的美国。因此,这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有着绝对的基础。
 
席勒曾预言:“人人生而不同;却皆欲获得最好的。何以实现?人人皆须完善其身。”
 
英文标题:East and West: A Dialogue of Great Cultures
 
来源:席勒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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