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的舆论生产和传播策略——以“CSIS”为例

更新时间：2018-12-04 15:21:05  |  来源： 新闻与写作

本文试图以美国著名智库CSIS为研究对象，来探求其舆论生产和传播策略。其一，CSIS如何输出思想产品？其二，CSIS如何传播和引导舆论，影响决策者和民众?
 

一、CSIS的思想与产品
 

CSIS的全称是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直译为“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③该中心属于专业性智库，主要研究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提供“战略洞见和代表两党的政策主张”，④被誉为世界著名的公共政策智库。
 

该中心建于1962年，主要创始人是前海军作战部部长阿勒·伯克海军上校和尼克松政府助理国务卿戴维·阿布希尔。CSIS自称是“两党性的、非营利组织”，⑤“追求一个简单但迫切的目标——为美国寻找出路，使国家能够生存，人民能够富强”。⑥目前，该机构理事会主席为美国富豪托马斯·普里茨克（Thomas J. Pritzker），其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为国际关系专家约翰·海默（John J. Hamre）。此中心现有全职研究员220人。其经费主要来自私人、公司基金会和企业。
 

1.智库一把手政府工作经验不可少
 

美国智库有不同的运营模式。在有的智库里，特别是传统的纯学术研究机构，第一把手往往没有政府工作经历，但学术造诣很高。有的智库的第一把手没有学术背景，但有丰富的政府部门工作经验，能够在学术和政府间搭起顺畅的沟通桥梁。CSIS情况属于后者。
 

约翰·海默自2000年至今担任CSIS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此之前，他在政府部门工作了25年，曾任第26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在政府外交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海默自己解释说⑦：卸任之后之所以选择CSIS，是因为CSIS既是中立的，又可以非常主动地介入政府工作事务。它既体现了政治特征，又有很健康的竞争及竞争后达成协议的和谐。他认为，智库第一把手最好有政府工作经历，且最好是前政府高官，这样的人知道如何与政府打交道。CSIS即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政治家，又汇集了全美数以百计的顶尖学者。许多资深研究员所做的研究学术价值很高，如果第一把手从未在政府工作过，就很难协助他们将观点变成政策。所以，他认为，高管经历对智库主要领导至关重要。
 

对CSIS来说，选好智库一把手是确保知识转化成生产力的首要条件。
 

2.议程设置广泛且细化
 

CSIS具有非凡的议程设置能力，就国际事务中具有战略意义的议题广泛地设置议程。一方面，CSIS围绕话题设置议程，另一方面，它围绕地区设置议程。两者并非严格割裂，而是互为交叉。这两种分类方法的结合既有利于专家学者根据自己的议题研究兴趣开展和查找研究成果，方便了读者根据研究区域进行检索，又显得整个议题的内部细分化。也只有实力较强的智库才有能力和资源做到研究议题的广泛和细分。议题的广泛和细分反过来也支撑着CSIS话语影响力和舆论引导力的实现。
 

3.名目繁多的项目和实力强大的专家库
 

CSIS设立了名目繁多的项目。就亚洲项目而言，有“亚洲海事透明计划”“日本研究项目”“朝鲜研究项目”“太平洋伙伴计划”“西蒙政治经济项目”“东南亚研究项目”“瓦德哈尼美印政策研究项目”等。再细分下去，还有中国项目，包括“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中国实力项目”“中国商业和政治经济项目”等。
 

这些研究项目都由一大批实力强大的专家学者支撑，除了220全职研究院，还有庞大的外围研究员团队。仅就中国问题研究而言，CSIS就拥有数个专门的研究团队，对中国议题展开专业知识领域的生产。在以上诸多中国项目下，CSIS拥有譬如克里斯托佛尔·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马修·福奈勒（Matthew Funaiole）、史考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邦妮·格拉塞尔（Bonnie S. Glaser）等15位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以克里斯托佛尔·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为例，他是CSIS“费和中国研究项目”的主管和高级顾问。他曾供职于美国政府的情报和外交事务等部门，有20多年的政府工作经历，并且在国别研究和亚洲事务分析等方面经验丰富，是一名成就卓著的亚洲事务研究专家。在其职业生涯中，克里斯托佛尔·约翰逊持续追踪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发展以及中国作为地区和全球大国的崛起等事务。他为美国白宫、美国国会和美国军方等部门就中国领导层和中国的外交以及安全政策等事务做过长期的咨询工作。2016年3月，他撰写并发表了《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战略》研究报告。该报告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形成的因素，考察了中国如何在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并且探讨了实施该战略的体制机制。
 

马修·福奈勒（Matthew Funaiole）是“中国实力项目”中的一名研究员。他侧重对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和同盟结构的研究，尤其关注中国不同方面的实力。作为哈佛大学研究员，他正在研究的项目有《习近平时代下美中关系的未来》，主要探讨中美战略关系未来走向。
 

4.出版物
 

CSIS发表大量研究报告、学术专著、新闻简报和时事评论等。这些专业知识成果旨在影响政策决策圈、政府部门、商业和学术界的政策制定者。
 

研究报告是CSIS呈现其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CSIS往往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向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提交研究成果。CSIS的研究报告成果颇丰，仅2015年CSIS就完成各种议题的研究报告达255个。CSIS的研究报告不仅在数量上颇丰，而且在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上也非常重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CSIS一个专家组使国防部进行改革。90年代后期，该中心的“退休委员会”发表的一个报告引发了有关社会安全改革的辩论，成为两党衡量社会安全的基准。2004年，CSIS又发表了《银发中国》等报告，对中国面临的老龄人口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预测。同年，CSIS主席约翰·海默带领其研究团队来北京进行成果推介，引起高层学者和高层领导的重视。同时，该报告还经由CSIS高级顾问基辛格转递给了中国的领导层。
 

学术专著是CSIS战略议题研究专家系统性地表达观点的平台。CSIS的全职研究员往往以专著的形式发表自己在某一战略问题的看法。比如，退休后供职于CSIS的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者布热津斯基于2000年出版了知名专著《地缘战略大三角》一书。在书中，他从地缘战略视角详述了其对21世纪国际关系的独到见解。他认为，未来世界的稳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中国、欧洲和俄罗斯这个大三角。因此，美国需要制定一个精准的战略以应对中美日和美俄欧这两对三角关系。在书中，布热津斯基也为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全面综合的地缘政治路线图,以强化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参与度。他的战略洞见和前瞻性思想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制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评论文章也构成了CSIS出版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CSIS评论员往往是该领域知名的专家学者。以2016年3月1日CSIS发表的评论的文章“何为智慧城市？”为例。该评论文章作者丹尼尔·润德（Daniel F. Runde）和海伦·默瑟（Helen Moser）分别是CSIS“繁荣与发展项目”的主任研究员。CSIS以其在这些专业研究领域的知识成果引领国际社会对相关议题的探讨，并助推相关概念和理念的流行化。
 

新闻简报也是CSIS出版物的一类。新闻简报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The Evening CSIS。该栏目每日一期，实时汇总当天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具有影响力的时事。它既链接了当天美国各大媒体对这些重大事件的报道，同时也以短小精悍的新闻述评等方式概括了CSIS各领域专家对该时事的解读。第二类是对CSIS举办的论坛会议的短述。这种新闻短报不仅简述了论坛会议的讨论议题和专家学者的相关观点，而且也为那些未能参会但却对某一特定议题感兴趣的专家学者提供了解会议成果的平台。第三类是其他智库的专家学者对具有国际和战略议题的国际事务的解读。譬如，在2016年2月7日美国政府决定与韩国政府商讨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后，CSIS在其新闻简报项目“PACNET”下收录了美国另一家重量级智库“国家利益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盛泰·杰克·帕克的短评《中国如何看待萨德》。这为阐释复杂的朝鲜半岛问题提供了及时且权威的解读。这种多方声音的聚集使得CSIS成为国际战略事务解读等方面综合且权威的声音。
 

CSIS的出版物还包括期刊，期刊出版物有纸质和电子版两种。CSIS最为知名的纸质版期刊是《华盛顿季刊》，该刊物是国际和战略问题研究界的知名刊物。此外，CSIS还将其出版的纸质刊物转换成电子刊物，登载在其官网上，如电子期刊“对比联系”，主要登载CSIS各个国别研究项目和议题的文章，平均每期的文章数达15篇。“关键问题”也是CSIS电子出版物。实际上，“关键问题”这个栏目主要是CSIS的专家学者对国际战略问题的短评论。“关键问题”以“问与答”的形式行文，基本上是对CSIS专家学者就某一国际战略问题的采访。例如，在2016年1月6日，“关键问题”就发表了对CSIS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邦妮·格拉塞尔（Bonnie S. Glaser）的采访，标题为《中国对朝鲜核测试的反应》。文中所涉及的有关朝鲜核测试的问题由浅入深。这种通过专家视角对国际问题进行解读的方式，给读者一种直接与专家就此问题对话的印象。这种“问与答”的行文方式，使得CSIS对某一国际战略问题的解读逻辑清晰且通俗易懂。

二、舆论传播和引导的策略
 

1.举办国会听证会
 

CSIS经常举办国会听证会，通过此方式进行游说、切磋，使美国利益最大化，以此来影响美国最高决策层。
 

以最近的南海问题研究为例，2012-2015年间，该中心的南海问题专家邦妮·格拉塞尔（Bonnie S. Glaser），穆雷·赫伯特（Murray Herbert）和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等向美国国会负责外交、海权和安全等部门召开了6场听证会。
 

通过国会听证会等方式，CSIS不仅以专业知识来影响美国最高战略决策的制定，而且扩大了自身的政策影响力和智库话语权。同时，CSIS还将国会听证词的电子版本发布在其官方网站上，以期扩大其话语的传播范围和受众。
 

2.汇聚媒体力量
 

媒体如何为大西洋两岸的国家提供高质量的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报道，进而为美欧关系描绘一个建设性的未来，并以此提升对跨大西洋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这是媒体所面临的持续挑战。
 

CSIS十分重视媒体资源，致力于成为国际记者圈的消息源和资源。为了给报道跨大西洋事务的记者提供一个支持网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建立了“跨大西洋媒体网络”(Transatlantic Media Network，简称TMN)项目，并指派雷吉纳德·达尔担任项目负责人。达尔曾任金融时报和国际先驱导报的高级编辑、驻外记者和专栏作家，在跨大西洋事务报道上有着长期的经验。
 

TMN与欧洲和美国的媒体组织和机构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其首要目标是创建一个集记者、媒体集团、新闻学院和政策制定者为一体的人脉网络，以激发对跨大西洋事务、欧盟一体化的国际影响和不断变化的美国的世界观等诸多事务的兴趣。
 

TMN也致力于通过组织会议、访问学者项目、工作组、网络论坛、媒体交流项目和其他交流活动帮助编辑和记者实现对大西洋两岸事务的及时了解。例如，“驻美欧洲记者访问学者项目”和“跨大西洋媒体报道比较研究项目”等。
 

媒体通过智库了解政府政策动向，并在重大事件上，请智库专家解释，而智库则通过媒体扩大社会影响，引导公众舆论，影响高层决策者。
 

3.举办各种论坛
 

CSIS每年举办的重大公共会议和小型发布会等多达2000多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每年在夏威夷举办的大型论坛“太平洋论坛”。论坛邀请高级官员、学者、和各国新闻记者参加。这不仅是思想交锋的场所，也是思想集散地，更是思想广泛传播之地。仅2016年4月，CSIS举办的论坛就多达25场。有时，CSIS也会围绕一个话题举办许多场论坛。比如，2012年—2015年，CSIS就南海问题举办过7次专题论坛。
 

CSIS及时将这些论坛会议形成的专业知识成果转化成思想产品，以评论文章、专家观点、论坛纪要、研究报告、会议简报等形式呈现出来，有纸质版和配有音视频的电子版，在CSIS的官方网站上发布，或借助“推特”和“脸谱”等社交媒体向公众传播，从而广泛地影响公众。
 

CSIS整合以上多种传播力量和传播渠道，面向不同的传播对象输出并营销自身生产的专业知识和话语。这种多渠道、多对象的传播方式使得其观点的传播和议程设置具有和媒体一样的“扩音效应”。
 

CSIS将其定位放在确保“国家生存，人民富强”的目标上。为此，该智库利用政府和学界专家共同生产思想产品，并通过游说、媒体、各种论坛传播和引导舆论，提供战略洞见和解决问题方案。值得关注的是，在舆论生产、传播和引导过程中，CSIS试图淡化意识形态。
 

但事实上，智库的意识形态倾向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中国智库研究专家所言：“智库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无法撇清的，冷战后美国智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意识形态隐形化。后冷战时期，美国智库极少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把智库的意识形态熔铸于自己的研究过程和成果中，以利在成果的社会传播中实现其意识形态价值追求和美国的国家利益。”⑧

（章晓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副教授；郭金华：北京外国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安德鲁·里奇（著）、潘羽辉等（译）：《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②《全球智库报告2015》发布，光明日报，2016年1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28/c_128677082.htm

　　③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其译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④http://csis.org，访问日期：2016年4月8日。

　　⑤http://csis.org/about-us，访问日期：2016年4月8日。

　　⑥http://csis.org/about-us/-brief-history，访问日期：2016年4月8日。

　　⑦温燕：《愿智库在中国更加完善——专访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海默》，《太空探索》，2010年第12期，第16—17页。

　　⑧刘恩东：《美国智库发展新趋势》，学习时报，2014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