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动员既是一种政治行为的现实动员，也是一种价值理念的思想动员，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内在结构关系，决定了网络政治动员能够提取到何种资源，形成何种性质的动员，以及这种动员的发展空间和水平。形象地说，一定社会所存在的、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影响的意识形态就是网络政治动员的“资源库”，网络政治动员只能在既有的资源库中选择“武器”，同时在网络政治动员的过程中进行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值中国革命处于迷惘、探索之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带来了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毛泽东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倘若没有这种新的思想武器的输入及其中国化的普及过程，中国共产党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就无法开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同样充满了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表现出来，从而“使得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具有复杂结构关系的观念总体”。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儒家思想、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多种思潮，正是这种丰富多样的意识形态资源为网络政治动员提供了多样化的资源选择从而塑造了性质各异、形式多样的网络政治动员。
 

如果说存在哪些种类的意识形态为网络政治动员提供了可以选择的资源，那么，一定社会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内在结构则决定了网络政治动员的发展可能及其水平。这种内在结构，主要体现为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和敌对意识形态复杂互动形成的整体形态和结构。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与敌对意识形态之间呈现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冲突融合的复杂格局。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格局，既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基础的必然反映，也是我国主导意识形态主动变革的必然后果。众所周之，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突破“两个凡是”思想禁锢，促进我国的中心工作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中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从本质上来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次积极主动的自我变革。思想的大解放、意识形态的大变革既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思想文化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提供了前提和辩护，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其发展空间和可能。因此，如果没有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积极变革，当前中国所存在的复杂意识形态格局无从产生，网络政治动员也是不可想象的。进而言之，意识形态的复杂格局与网络政治动员的复杂图景形成了相互呼应、相互影响之势。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多样思潮的涌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开放和包容，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宣传教育路径以及对待其他意识形态的整合方式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积极主动变革，是网络政治动员兴起的重要前提性条件之一。另一方面，网络政治动员作为一种重要的新的变量作用于意识形态领域，也对当前的意识形态发展态势施加影响，并推动着意识形态生态环境的变化，带来复杂多样的意识形态后果。
 

从网络政治动员所凭借的平台来看，媒介变革与意识形态嬗变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网络政治动员的重要前提。网络政治动员必须以网络信息传播作为其平台和基础，而网络信息传播与意识形态的嬗变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这就使得网络政治动员不仅受到技术平台的制约，也受到意识形态的前提性制约。对于媒介和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有学者概括说：“媒介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而且是塑造人们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同时，意识形态变迁深刻地影响着媒介制度、体制，决定、推动或制约着传媒改革。”这种互动关系可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来具体把握：一是作为生产工具的媒介变革推动了社会变革，并进而推动意识形态变迁。马克思曾经阐述了作为生产力要素的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关系变革、并进而推动意识形态变革的社会功能。“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技术与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在联系，认为“技术会揭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当代西方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的著名命题，认为科学技术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它在实践形态上是第一生产力，在观念形态上则是意识形态，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变革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视角。借用“技术变革带来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变革”的理论思路，可以看出，网络作为一种媒介手段、作为一种重大的技术突破，必然带来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因此，卡斯特断言，网络技术开启了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全新文明样态的“网络社会”。二是媒介信息传播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方面，信息传播方式会影响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及其效果。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宣传教育才能从理论形态转变为实践形态，从官方话语转变为民众心理认同，这种宣传教育方式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就是一种“政治传播”，显然，传播的理念、方式和策略要与媒介传播技术相适应，否则就会影响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实效。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性质、内容及其变革决定了信息传播方式的发展水平。出于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执政者一般都会对信息传播采取一定的审查、限制和筛选措施，这种措施的严厉与否、执行方式往往是由政权性质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共同决定的，因此，媒介传播的相关制度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影响。有学者通过系统梳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揭示了传媒制度改革与意识形态变迁的互动关系：“中国传媒改革触及到制度和体制层面有建国初期国有传媒制度的确立、改革开放以来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传媒体制的形成与嬗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个中共意识形态变迁的关键点和转折点。毛泽东思想建构了中国媒介的基本制度，是对建国前传媒制度的变革；邓小平理论开启了传媒的商品化、市场化和资本化，形成了‘一元制度二元运作’体制模式，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完善和丰富了这一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传播媒介从“政府喉舌”到“市场经济主体”的角色转变，报纸、杂志、新闻机构、文化机构和网络媒介的商业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带来主导“政治倾向”与市场“利润诱惑”的一定冲突，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意识形态导向与消费需求导向之间的张力带来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也为网络政治动员提供了前提性条件，脱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革的宏观背景，就难以把握网络政治动员的真正内涵。可以这样说，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政治动员的关键密码在于政治力量与私人资本力量、主导意识形态和多元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之间的矛盾、博弈和调适。在可预见的未来，“政治意识形态与传媒改革的互动将继续深化，不仅是前者决定和影响后者，更为重要的是传媒改革能在政治改革中发挥主动积极的功效和影响及促进的作用，特别是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发展正在影响着政治意识形态”。
 

三、中观动因：网络政治动员的群体心理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