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何让选举运转起来
 

1933年8月25日，中央苏区的《选举运动周报》发刊词写道：“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兴奋着拿自己的血浇灌自己的政权——苏维埃的花。可以想象，用鲜血浇灌的选举运动，绝不会是一场和平选举，而斗争的对象就是任职政府的工作人员及其他候选人，目的是挖出不称职的干部与阶级异己分子。在中央苏区，大规模的选举运动总共有三次，该报的创办是在第三次选举运动即将大规模推进之时，也就是说，至少到此时，强调选举的斗争性仍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努力的方向。

如何使选举运转起来？在中央苏区三次选举中，苏维埃中央政府要求地方苏维埃负责人必须向群众汇报工作，而能否形成群众性批评意见，成为评价选举成败的主要标准。及至1933年8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对选举运动发出指示，乡（市）苏在选举前一星期，以屋子或村子为单位召集选民大会，总结乡（市）苏最近一个时期的工作情况，并发动选民进行批评与讨论，欢迎他们提出具体意见，作为指导政府此后工作的方针。在共产党人看来，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现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才能选出积极肯干、为党与群众利益而奋斗的苏维埃代表。

从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工作报告可以看出，培养选民斗争热情绝非一日之功。家族本位的乡村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共产革命要彻底改变传统乡村秩序必然会受到传统力量的抵制。总结秋收暴动失败的原因，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发现，干部及党员对于中央暴动的政策没有深切的了解，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畏惧心理，希望不经过激烈的暴动就可以解决土地问题，夺取政权。他批评长沙县委书记怕暴动得太厉害扰乱了乡村秩序、得罪了自己乡里的人。在彭看来，暴动是一门艺术，秋收暴动，在艺术上还没有开始。暴动的艺术是什么？如毛泽东所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理解了革命的艺术，也就理解了革命情境下选举的特性，根据地选举不仅是一个选拔人才的过程，更是一个甄别阶级成分、改造基层政权的过程。乡村中温情脉脉的邻里关系是不可能识别敌我矛盾的，如此，就可以理解苏维埃中央政府反复强调选举斗争性的意义所在。

及至陕甘宁边区，批评政府工作依然是选举动员的主题。但以个人付出为代价的政治参与，民众感受到的更多是义务而非权利，因而这种热情是间歇性的，或者说是选择性的，趋利避害是其参与政治生活的原始动机，部分群众怕当选为议员或乡长，选民的参与热情与政治觉悟都有待提高，选举依然离不开中共的强力推动。

二、 聚焦基层政权的选举方向
 

苏维埃地方政府成立后，工作情况如何？根据1932年5月中共江西苏区省委工作报告，一个乡政府经常可有三四桌人吃饭，区政府可有七八桌人吃饭，一般的是不吃苏维埃的饭就不作苏维埃事的观念。江西省委的工作总结表明这种情况绝非个案，一定带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以打土豪、吃大户为目的的政治参与者不在少数，究其原因，与这一群体的社会出身与经济地位是分不开的。如彭真所言，早期革命队伍中，流氓无产者最积极，但又有着“有奶便是娘”的性格弱点。

如何做好基层政权的改造？193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的选举大会上强调，凡属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同地主、富农、资本家妥协的分子都不能当选，要把工作积极、观念正确的工农群众吸纳进来。据苏维埃地方政府选举工作报告，经过选举，各地均清除了一批不称职的干部与阶级异己分子。总结苏区选举，如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所言，依靠工农群众积极参与，吸引了许多新的工农干部参加苏维埃工作，一些隐藏在苏维埃中的不良分子被洗刷出去。

为使基层政权充满活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规定，市区苏维埃、区属市苏维埃以及乡苏维埃的代表，每半年改选一次；市苏维埃的代表，在居民五万人以下的市，每半年改选一次；居民五万人以上的市，每年改选一次。革命情境下，改选的方向就是使它能够完全适合发展革命战争的要求，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也是乡村政权改造应该实现的目标。

抗战爆发后，根据地选举仍以改造基层政权为中心。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发出指示信，“政府做了些什么工作？老百姓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没有？有优点，优在哪里？有缺点，缺在哪里？要很具体明白地报告出来，请求老百姓检阅”。指示信特别强调乡级工作报告的写法：一要明白具体，容易看懂；二要忠实无欺，好的不夸，坏的不瞒，“把货色摆在老百姓面前，请老百姓来评价”。 

在陕甘宁边区，选民与候选人的选举热情并未完全动员起来，但基层政权中工作人员的淘汰率却很高。看似矛盾的背后是政党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可以想象，在二元对立的革命理念下，落选者失去的不仅是职务，还有工农阶级的身份，如此，在连任与落选的动态过程中，个体必然会体验到身份与角色危机。中共基于选举的身份认证，为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活力，同时，也使得选举成为改造基层政权的有效手段。

三、“三三制”选举的工具效用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当着革命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像过去那样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像过去那样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必须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同时，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走出“狭小的圈子”，需要适时进行政策的调整。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原则。对革命性政党而言，能否赢得最大多数中间力量的支持，无疑关涉组织的生死存亡，因而，“三三制”原则的关键是中间分子的确定。林伯渠指出，在确定谁是中间分子的时候，要经过党的“物色”，如何“物色”？在林看来，应该“看看他的阶级关系，也看看他的政治态度，看看他的历史，也看看他的现在”。针对“三三制”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政治力量不均衡问题，毛泽东指出，“三三制”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 

1942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提出，统一战线首先要代表基本群众，即工农阶级的利益。他们与地主资产阶级在抗日的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不可能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忽视这二者之间的斗争是错误的。“三三制”不是无原则的各阶级各党派的大联合，建设民主政权，不能容许反共分子在内，那种把“三三制”笼统地理解为党外人士占2/3的观点是不对的。

其后，“三三制”原则主要在县级以上政权中表现出来，在共产党人看来，中间分子在县级政权机关中占取1/3乃至更多一点的位置，对于争取边区和全国的中间势力有重要作用。为展示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的诚意，边区政府通过的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各级参议会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但同级政府认为必要时，可聘请边区内勤劳国事及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名望者为参议员。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选举中，边区政府就聘请了落选的非党候选人为边区参议会正式议员。

通过“三三制”选举，中共展示了民主执政的能力，也赢得了根据地外社会舆论的认同。1944年，西奥多·怀特在考察延安后坦言，相比国民党，共产党是“光耀四射的”，访问延安的人士，仿佛“是逃脱了国民党的压迫，进入到光明的地区”。显然，共产党的光芒，离不开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在赛尔登看来，“三三制”还表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与无党派人士分享权力并共同有效地工作，使“共产党声称代表全国”有了法律依据。

四、“游击队理论”视域下的根据地选举
 

当共产革命在中国以游击战的形式全面展开的时候，必然影响政治领域的制度建构。梳理根据地的选举动员与制度成长，它高度契合于施米特总结的游击队理论——依托大地的品格、高度灵活的积极战斗、非正规性与高度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等特点。以“游击队理论”考察根据地选举，可以发现根据地制度成长的另一面相。

通过选举这一“武器”，工农群众被组织起来，而选举的民主形式则赋予了政党底层动员行动的正当性，成为依托大地的有效形式。在中央苏区，中共建立了苏维埃代表与居民的联系制度，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在市、区、乡苏维埃与区属苏维埃管辖的全境内，为着代表与居民的密切联系，便于吸收居民意见及领导工作起见，应本着代表接近居民住所的原则，将全体居民适当分配于各个代表的领导之下，使各个代表对于其领导下的居民发生固定关系。

游击队理论强调“灵活、迅捷、突变”的机动作战。根据地选举制度的成长同样呈现出非连续性与突变的特点。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选举强调阶级民主的至上性，通过考察个体在查田、征粮与征兵运动中的表现，深挖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地主、富农与阶级异己分子。及至抗战爆发后，根据地政权建设转而强调“三三制”的组织原则，强调给予开明地主、绅士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由此可见，较之中央苏区，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是制度突变，或者说断裂。及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间力量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三三制”原则就成了特定时代的历史符号，失去了制度成长的意义。

回到选举委员会的建构，从中央苏区到陕北都强调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回避制度，以保证选举的公正性。但及至1945年，根据修改后的边区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各级选举委员会受同级政府的领导，选举委员会委员人选由政府聘任政府、群众团体、抗日党派代表及当地公正人士组成，也就是说，取消了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回避制度。制度成长的非连续性还体现在中央苏区、抗日根据地以及新中国政权建设中各级代表或议员产生的方式上。可以说，根据地选举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的多是碎片化的制度遗产。

总结游击战特点，施米特指出，队员们在隐蔽处作战，“不仅使用敌军的制服，也佩带或固定或临时的标识，更经常穿任何一种便服作掩护”。回到中国战场，毛泽东强调，革命者要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军事上的游击战必然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那就是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正规—非正规、合法—非法”的相互交错。

在陕北，新开辟的中共控制区域，事实上存在着国共双重政权。以米脂县为例，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米脂划入八路军绥米佳吴清警备区，同时，保留国民党县级政府的组织机构。也就是说，米脂事实上存在着双重政权。为了与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保持良好关系，在1941年根据地民主选举中，米脂不选县长，以保持与邓的友谊关系。在共产党人看来，只要中共地方党组织将参议会及下层政权机关整理好，即可实际掌握县级政权。

制度表象的背后是中共基于生存政治的动员逻辑。如毛泽东所言，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城市和农村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不能滋生冒险主义的急性病，必须采取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去进行。毛泽东的主张是军事上，也是政治上的，那就是要善于根据生存需要修正行动路线，而理论的本土化就成为化解冲突的最好理由。基于此，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的根据地政权选举，可谓政治领域的“游击战”。

五、 结语
 

宪政情境下，民主选举是推动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工具，强调社会正义、程序公正。同时，选举以竞争议会议席与国家领导人为目标，而选举的高潮与热点也聚焦于此。共产革命在颠覆旧世界的同时，它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建构着新世界。按照革命蓝图建构乡村秩序，必然是反传统的，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它需要坚固的基层政权去推动社会变革，去占有革命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在此意义上说，根据地选举确实具有“战斗”的意味。

在中共的强力推动下，根据地乡村社会的选举得以运转起来，但选民的被动参与决定了以选举为手段的基层政权改造，更多的是共产党人的自主性行为，并打上了战争动员的烙印。从赢得生存空间出发，中共倡导的“三三制”选举也充分展示了制度的灵活性，从中间分子的“物色”到“三三制”原则的酌量变通，从基层政权的坚守到“三三制”原则主要在县以上政权中体现出来。可见，当选举内化为战斗的“武器”时，不同时期的选举必然呈现差异性特点，表现为制度成长的非连续性、突变与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