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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道周报:西式政党政治在亚洲遭遇滑铁卢?(12期)

更新时间:2018-06-25 14:43:27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2018年6月24日(周日)

【长期以来,西方的民主理论一直用“忠诚的反对党”来形容多党制中的反对党,并且把不同政党通过普遍选举来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替看作是西方政治模式的重要优势。但是,为什么同样实行西方政党政治的一些亚洲国家及地区会出现领导人下台即入狱的情况?是因为它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西方式的政党政治,还是它们引进的西方政党政治在撕裂国家政治?】

对此,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在《环球时报》撰文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原文如下: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20日马来西亚新任总理马哈蒂尔表示,调查人员已经找到近乎完美的证据来指控前总理纳吉布。其实,自大选失败后不到10天的时间里,纳吉布就从马来西亚的总理沦为犯罪嫌疑人。

 
 

亚洲的政治撕裂
 
在亚洲地区,纳吉布并非个例。2018年4月6日,朴槿惠“亲信干政门”案一审宣判,被判24年监禁,罚款180亿韩元,而朴槿惠之前的历任韩国总统在卸任后几乎都未能善终;本以为能够成为唯一幸免的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如今也面临着相关罪名的审判。此前,泰国前总理英拉被泰国最高法院判处5年刑期,英拉的哥哥前总理他信也一直被迫流亡国外。2017年7月15日,菲律宾监察专员办公室下令依刑法及反贪污法对阿基诺三世进行起诉,而阿基诺三世的前任阿罗约,因为涉嫌贪污和掠夺政府资金,在长达5年时间里遭遇起诉、逮捕、羁押,直到杜特尔特上台后才被无罪释放。

如此多的亚洲国家领导人在政党轮替交出政权后都被送入监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不是这些国家引进的西方政党政治出了问题。长期以来,西方的民主理论一直用“忠诚的反对党”来形容多党制中的反对党,并且把不同政党通过普遍选举来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替看作是西方政治模式的重要优势。但是,为什么同样实行西方政党政治的一些亚洲国家及地区会出现领导人下台即入狱的情况?是因为它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西方式的政党政治,还是它们引进的西方政党政治在撕裂国家政治?

从时间上看,韩国、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已经超过半个多世纪,很难说它们的政治制度还不够西方化。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建立的西方政党制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政治撕裂的情况反而越加严重。从直观上看,它们引进的西方政党政治本身是有问题的。深入探究则可以发现,这种西式政党政治越是发展,政治撕裂的状况越严重。
 
政党政治的西方土壤
 
西方政党产生于议会政治,具备议会政治,才有为了获得政权的选举,才有为了赢得选举的政党,所以,西方各国政党产生的初衷就是要瓜分既有的国家权力,宗派性可以说是西方政党的应有之义。西方社会通常把早期的政党称之为小圈子派别(caucus party)。美国建国之初的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等都把政党看作是宗派的同义语。所以,西方政党政治从产生之日起就埋下了撕裂国家政治、撕裂社会的基因。

但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分裂性弊端在西方社会初期受到很大的抑制和制约。西方国家总体上均属于先发国家,在政党政治形成之前,已经形成了主权国家。但在这个时期,社会大众尚未觉醒,政治斗争主要表现为政治精英内部派别之间的争斗。这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精英圈子有着共同的利益、同质的文化和彼此交融的社交圈子。精英圈内尽管存在着利益之争,但几乎所有的精英都非常清楚他们有着不同于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利益。所以,在这个时期,精英圈子比较容易形成基本共识,“忠诚的反对派”(Leader of Her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这个概念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在这里,“女王陛下、国家利益”其实就是精英集团共同利益的代名词。

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社会,社会大众开始觉醒,政治参与的意愿日渐强烈,西方政党政治的分裂性基因开始恶性显现。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和大众社会的兴起,由少数精英派别垄断政治权力的政党政治受到严重挑战。为了获得大众的支持来赢得选举,西方国家政党逐渐从政治精英内部的派别型政党,走向形式上的“全方位型”政党或“全民型政党”,每个政党都表示自己代表全社会的利益。由于每一个精英派别都是以全社会利益的代言人自称,精英派别之间再也难以形成过去那种区别于社会大众的精英圈子内部的共识。冷战后,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这就是弗兰西斯·福山提到的“否决政治”。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纵观当今西方各国,尽管“忠诚的反对派”这一传统还在,但已经式微而不复当年的影响。政党之间的激烈攻讦已经成为常态,立场与观点迥异的民粹主义也迅猛兴起。
 
为什么是亚洲?
 
为什么西方政党政治的分裂性基因在非西方国家及地区显现出的弊端远超过在西方本土?这是由于生产方式和历史文化的原因,家族政治在亚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家族政治与西方政党政治的结合则会加剧社会的派别斗争。此外,在本文提到的上述亚洲国家中,除了泰国外大都是在战后才获得独立,政党政治的建立与国家主权的建立几乎同步,精英集团内部从来没有形成过基本共识,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常常势若水火,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忠诚的反对派”概念很难在亚洲国家生根。在这么一种社会条件下实行西方式的竞争性多党制度,无疑会加剧社会的分裂。

在西方国家,竞争性多党制度的分裂性基因导致的是“否决政治“,是政府的效率低下。但在一些亚洲国家,则催生出了“宗派政治””家族政治“,政党轮替成了你死我活的派别斗争。由此看来,西方政党政治虽然产生于西方国家,虽然在西方国家也有着难以克服的严重弊端,但西方政党政治最严重的失败则可能率先出现在引进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
 
《日本经济蓝皮书》发布,尚道社会研究所成果被收录
 
据人民网5月29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日本经济蓝皮书: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研究报告(2018)》。

其中,尚道社会研究所与泰国正大管理学院、暹罗智库共同完成的“中日在泰投资对比研究报告”被收录。

据了解,本书由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组织编写,以总报告为基础,对日本经济、特别是对新时代背景下的中日经贸合作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中日在主要领域的合作、“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之间的合作与博弈以及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等备受关注的问题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书中还收录了大量来自日本政府权威机构的长期经济数据,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朝美峰会后续:特朗普会得诺贝尔奖?
 
朝美首脑会晤达成联合声明后,两名挪威议员提名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着实令人震惊!但这种说法自朝韩板门店会谈后就一直很有市场。支持特朗普获诺贝尔奖的人认为,正是特朗普借助以牙还牙和威胁炸掉东北亚将北朝鲜总统逼到谈判桌上。

近日,长期关注朝鲜问题的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自从美国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之后,特朗普得诺贝尔奖似乎听起来有些可能性,特朗普的一些粉丝甚至在会谈之前就称赞他为当前时代争取和平。而且在之前朝韩板门店会谈后,韩国总统文在寅就提议将诺贝尔奖颁给特朗普。

但班多也指出,谈论谁拿诺奖显然为时过早。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谈看似风光大好,但却没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北朝鲜也没有对无核化做出承诺。本次峰会上所呼吁的朝鲜半岛内部和解也不过是老调重弹。

班多还提到,若无其他各方鼎力参与,特朗普这位“大嗓门”的总统很难与朝鲜达成协定。如果川金会达成了实质性协议,那这场成功的会面也需感谢文在寅的坚持。由于朝鲜半岛的和平还存在不确定性,谁会因促进朝鲜半岛和平进程而获诺贝尔奖?就特朗普目前的表现来说,还会有比特朗普更适合的人选。
 

美国务卿抨击中国的贸易政策具有“掠夺性”
 
中美贸易似乎正进入一个新的冲突阶段。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批准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此举令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中国随即公布了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的决定,其中对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约340亿。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中方并不想打贸易战,但面对美方损人不利已的短视行为,中方不得不予以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坚决捍卫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

当地时间6月1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Detroit Economic Club)发表评论称,中国的贸易行为是“最基本的掠夺经济学”,北京方面最近几周关于中国开放经济的声明是“一个笑话”。显然,特朗普政府首先发起的贸易惩罚措施可能会破坏中美关系,目前看,特朗普并未因此作出让步。

中美贸易战是否于7月6日开打?这是一个重要节点。尽管双方都处在威胁和试探阶段,但这种可能爆发贸易战的阴云笼罩,已经拖累了股市,引起了全球资产的恐慌性反映。一些专家表示,如果中美贸易战真的开打,全球经济可能衰退。
 
外界炒作中国的债务危机
 

可能是受到美联储加息、中美贸易战等压力的影响,最近网上流传一些文章分析认为中国未来可能会爆发债务性危机。一种观点认为,2018年上半年GDP“三驾马车”的情况都不容乐观,唯有房地产一枝独秀;还有观点指出,中国的地方债务已经相当严重;有的还提到中国的房地产会产生“断崖式暴跌”,违约潮正在来袭。

关于中国是否会产生债务性危机,一直是经济领域的热门话题。确实,近年来一系列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杠杆率、企业债务率和地方债务有增高趋势。但问题是,很多国家都有大量举债的情况,关键是这种债务率是否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到2017年12月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16.47万亿,国债余额约13.47万亿,总共政府债务余额大概是29.95万亿。中国政府负债率用债务余额除以2017年末国内生产总值82.71万亿得出的负债率是36.2%。国际清算银行(BIS)给出的数据显示:到2017年3月末,中国政府债务余额约37.2万亿。较财务部的统计数据多出7.29万亿,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应当归属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可以推定为一类隐性债务的规模。

对于中国的庞大债务数据,多数专业机构及专家认为中国的债务在可控范围内,不会爆发债务危机。例如,瑞士银行认为,中国总体出现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且不认为中国会出现全面债务危机,因为央行对市场的把控还是比较强,在稳定和去杠杆之间保持平衡,保持流动性大致稳定。 Alpine Macro的创始合伙人、首席全球策略师 Chen Zhao认为中国的债务与GDP比率虽然较高,但是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该指标较高很正常。摩根士丹利全球经济研究联席主管陈艾亚认为虽然中国债务的激增让投资者产生了较大的疑虑,但我们应该考虑到中国债务并不依赖外国资本,且中国央行也能较好控制货币状况。

未来,需要有更多专业的机构和学者去研究论证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营情况,毕竟债务危机关乎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更与每一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也要排解每一个人内心的担忧和疑虑。如果缺乏实事求是的数据,很多似是而非的言论很可能会引起人们对消费和投资的恐慌。

 
央行定向降准释放资金7000亿,为市场带来利好
 
央行再次宣布定向降准。根据央行网站消息,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8年7月5日起,下调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据央行有关负责人的解答,此次定向降准预计释放资金达到7000亿元。
 
从推进债转股,支持小微企业这两点来看,央行的“大手笔”目标对象很明确。但从社会的反映来看,人们还有更多的关注点。比如,定向降准后,债转股在多大程度上能减少中国的债务总量和企业杠杆率?债转股会不会给不良企业的“债务隐性化”提供机会?此外,在资本的逐利性下,定向降准释放的资金会不会变相地流入房地产市场而导致房价的进一步抬升,这也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无论如何,定向降准对市场是利好的,它至少有助于缓解当前资金的流动性压力,对美联储加息以及7月初中美贸易战的第一轮加税来说是一种风险对冲。短期内,它会影响市场的情绪,有利于振作近日来陷入低迷状态的中国股市。未来,它能否真正促进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发展,还要结合税收环境、政策配套、银行积极性、外部风险等一系列因素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