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情报失误

更新时间：2020-03-30 16:34:54  |  来源： 海国图智研究院

这次新冠疫情比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更引人咋舌，这都是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失误。
 

去年9月，我在华盛顿特区会见了《财富》100强公司负责风险业务的副总裁。我像问任何一位风险评估师一样问这位长期从事情报分析工作的高管：“你最担心的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最担心的是）从中国的某个地方出现、并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在美国迅速传播。”这名副总裁的公司在东亚各地都设有办事处，他解释了这些办事处随后会采取的预防措施，以减轻病毒传播这一潜在威胁。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以来，我常常想到这位副总裁对于病毒风险预估的先见之明。大多数领导人都缺乏定期进行以风险评估为目的的前景扫描（Horizon Scanning）的习惯，只有很少的领导人为此制定了必要的应急计划。更少见的领导者则能够足够早地正确识别出最要紧的威胁，并根据这些威胁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应对计划。
 

可以这么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从没有认真对待情报部门持续不断发出的关于冠状病毒爆发的详细警告，到从未积极开展与预测的威胁相称的全国性应对行动。联邦政府自身就有资源和权力来领导相关的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来应对可预见的病毒危害。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做出的一系列判断和决定，如低估新型冠状病毒的危害和拒绝采取必要的紧急行动，都毫无必要地使美国的安全程度大打折扣。
 

简而言之，特朗普政府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战略意外（strategic surprise）。但与以往的战略意外不同——如珍珠港事件、1979年的伊朗革命，或是9·11事件——当前的疫情危机是由政府官员所造成的，是由于他们前所未有的漠视，甚至是蓄意疏忽造成的。例如，9·11委员会的报告内容将基地组织袭击的原因归咎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到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而正在蔓延的冠状病毒危机则完全是现任政府的责任。
 

9/11委员会报告的第8章的标题是:“系统闪烁着红光”（The System Was Blinking Red）。这句话出自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George Tenet）之口，也正是他当年描述了2001年夏天的情况——当时情报部门的多份报告显示，美国境内即将发生一次航空恐怖袭击。尽管一些反恐官员发出了警告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9/11委员会认定，“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政府的任何行动阻止了情势的进展.....时间最终耗尽了。”
 

上周，《华盛顿邮报》报道了情报部门在1月和2月持续不断地向白宫发出冠状病毒疫情警告的消息。这些警告对高级政府官员几乎没有起到影响，这无疑是因为他们受到特朗普总统不断嘲笑新冠病毒这一做法的影响。特朗普对冠状病毒的嘲笑从1月22日开始:“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它。一个人从中国带来了病毒，我们控制住了病毒。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到目前为止，关于特朗普的领导风格，有三个极为显而易见的观察，可以解释美国人现在面临的不断恶化的冠状病毒大流行。首先，事实是不管考虑得多么不周全、消息多么不灵通或者多么不准确，一旦特朗普完全相信任何事情，他就会完全固化在对事物最初的印象或判断上。领导者通常傲慢自大、过于自信；对许多人来说，领导者晋升到更高权力水平的事实证明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智慧。但真正明智的领导者是积极开放的思考者，他们会真诚地征求反馈和批评，从而有能力改变自己的想法。大家普遍认为特朗普缺乏这些能力。
 

其次，特朗普对事物的看法具有高度的“传染力”，几乎每一位接触过这位“零号病人”的官员或顾问的思维和行为都会被他“感染”。不出所料，总统周围都是和他外貌、思维和行为相似的人。然而，特朗普的不准确或声名狼藉的观点却同样有着惊人的效果，这些观点往往在之前为人所敬仰的军事、情报和商业领袖们之间口口相传。如果有人不一直鹦鹉学舌般的使总统的声明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他们就会被解雇，或者有消息称他们随时可能被解雇。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是最近特朗普对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表现出不耐烦，后者是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第三，特朗普糟糕的判断几乎没有阻力地很快影响到联邦政府的所有决策部门，甚至没有遭到任何合理的质疑。一般而言，联邦机构由白宫认为最有能力执行政策的官员领导。这些官员通常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而不是受制于特朗普。如今，即便是历史上本应由无党派人物担任的国家安全或情报部门的领导职位，现在也被安插了与白宫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的人担任，而不是由具备相关经验或专业知识，来否定或解释非政治任命的文职人员所提出的顾虑的人来担任这些职位。
 

因此，特朗普的一个最初的错误假设或声明就会影响到日常的政策执行。
 

同期《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还引用了一位匿名美国官员的一段令人震惊的话:“唐纳德·特朗普可能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但政府的很多人都预料到了——他们只是没能让他为此采取措施。系统闪烁着红光。”后一段显然是提到了前面提到的9/11委员会报告的中心结论。
 

鉴于特朗普很早就得出结论：这种冠状病毒根本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或许情报部门、采用流行病学模型的医学专家或公共卫生官员没有什么可以告诉白宫使情况有所改变。就像前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情报部门的警告未被采纳后曾说:“你警告过我，但你没有说服我。” 然而，（特朗普政府这样）一个完全封闭的总统智囊团，即使得到的情报再准确，但其观点也是不可能被说服的。
 

在冠状病毒爆发的早期阶段，白宫的超然事外和漠不关心将是任何一位美国总统任期中代价最高昂的决策之一。这些官员很早就接收到了一系列清晰的警告，并且本应能在关键的决策点上做出使美国可以更好地准备防疫的决策。而他们挥霍别人的先见之明与时间的过程和原因却不应该被忘记:特朗普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他的核心圈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背书和不适当的政策来推动这种错误，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美国人将为此付出数十年的代价。

（作者迈卡·赞科 （Micah Zenko）是《清晰而现实的安全:世界从未如此美好》（Clear and Present Safety: The World Has Never Been Better）一书的合著者，也是《为什么这对美国人很重要》（Why That Matters to Americans）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