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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被排名坑惨了的中国大学

更新时间:2018-12-24 16:18:45  |  来源: 文化纵横

▍高校不应做排名高墙内的“深宫怨妇”

 
 

1.大学排名的是非功过

 

问: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在您看来,大学排名对于高校的发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陈平原:早在十年前,我就专门谈到大学排名的问题,那时我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大学排名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对于大学排名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存在质疑。

 

目前,高校排名只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做假的。即便数字不作假,也会有些数字有效,有些数字则无效。

 

而人往往都会趋利避害,尽量生产对自己有利的有效数据。这种用“数字”的衡量方式,会使得大学的教学、科研等各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损害。

 

大学校长对排名也是又爱又恨,明知这样的衡量方式有问题,但迫于整个大环境,又不得不参与这样的排名。

 

可以说,大学排名给当今中国大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问:您曾经提到过,目前高校中,被大学排名害得最惨的是教学?

 

陈平原:大学的使命是教育、培养人才。以曾经的西南联大为例,在其存在期间,西南联大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

 

那时西南联大的研究生人数不到100人,资金的短缺也导致了很多科研实践都难以进行。但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校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去,才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如今,在大学排名的规则下,很多超出数字统计之外的工作会被无效化,教授们也普遍不再愿意把时间投入到学生身上。

 

特别是大量本科生的教育资源,被投向了那些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幻境中。这使得近20年来,中国大学固然在飞速发展,但却充满了内忧外患。

 

在排名的影响下,大学的个性也都逐渐被消灭和同化,很多大学都在举全校之力做同一件事情。

 

而在我看来,再伟大的事情也不可举全校之力,这等于把大学的教育功能彻底废掉了。
 

2.被害惨了的人文学

 

问:您提到被大学排名害惨了的不只是教学,很多学科也深受其害。那么您觉得最深受其害的是什么学科?

 

陈平原:我在很多篇文章中提到过,大学排名对于大学和院系都会产生影响,但最不能够忍受的是人文学科,损害最严重的也是人文学科。

 

这是因为自然科学成果的评定和社会科学成果的评定,虽然标准不一,也受到很多人的诟病,但是相对来说还算是“靠谱”。

 

然而,这种标准在人文学上就很不“靠谱”,人文学里的特异性、精神性以及思想性最容易在排名中被抹煞。

 

在社会更喜欢用数字和金钱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衡量学科价值的今天,人文学科显得更加脆弱,也更易受伤害。

 

我们看到很多高校都想要成立或合并医学院,因为其投入和产出明显,对学校排名也有着显著的帮助。但却很少有学校想扩展或增强文学院,因为它的“效果”不明显。

 

问:作为一名中文系的教授,您认为人文学为何在大学排名中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

 

陈平原:其实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每个大学的评价体系里都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只要是数字化的评价,就容易出问题。

 

在排名和评价中,用与衡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同的标准来衡量人文学,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社会上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整个社会就有“重工轻文”的倾向,在大学里一旦排名,就必须有数字,但是思想是看不出数字的,更不能够用数字加以衡量。

 

人文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同,好的剧作家、文学家和好的史学家做学问,一个人、一个脑袋就够了,不一定非要组建一支团队。

 

这个特点在越优秀的人文学家身上,表现得越明显,他们往往是特立独行的。在北大,我就认识很多这样的人文学者,他们不要课题,只凭良心、凭学问、凭大脑,一直前行并不断有成果产出。

 

而且这些成果比同学科中,那些手握很多经费的人花费三两年就出产的成果要好得多。

 

因此可以说,当前用课题项目、重大资金、庞大团队等数字做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对自然科学会有损害,对人文科学的损害尤其明显。

 

3.积极介入,不做“深宫怨妇”

 

问:既然人文学在大学排名中处于如此弱势的地位,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够保护人文学,扭转这样的局面呢?

 

陈平原:当前,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让人们意识到人文学的重要性,让大家看到这个似乎看不见、摸不着的学科,在社会生活和国家发展中起着怎样重要的作用。

 

自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自然科学的壮大,人文学被逐渐边缘化。因此,人文学更需要相关学者站起来,捍卫自身位置。而不是做“深宫怨妇”状,只知道批评和抱怨人文学不被重视。

 

我们需要大声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说出人文学在人类文明、国家建设、文化传播与传承等方面的意义是什么。

 

问:除此之外,针对当前学科排名的现状,我们还能够采取哪些方法,保护人文学不被排名损害?

 

陈平原:我们还要抓住一些机会,积极参与到评价体系的制定和改革的过程中。

 

既然当前的评价体系、指标不完全适用于人文学科,那么在包括评价标准、操作流程、指标、权重的设计等各个方面,我们更应该积极地提出完整建议。

 

事实上,对于一级学科的评估和排名,很多人刚开始时并不满意,但是在专业领域内的人士积极参加制定工作,并不断征求专家意见后,最终确定了哪些东西要、哪些东西不要,以及不同内容之间的权重如何等,才使得一级学科的评估有了很好的改观。

 

如今的大学排名也是如此,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应该多倾听一线工作者和学者的声音,采纳他们的建议,而不是以社会和政府等利益群体作为导向。

 

同时,专业的研究者们除了批评排名之外,更要共同参与到逐渐完善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努力让中国产生一两个比较可信的评价体系或排名,这才对得起今天迅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

 

▍大学排名和大学精神

 

1.关于大学排名

 

对于大学排名,我相信,很多大学都是又爱又恨。不同的排名,提供了自由解说的无限空间,你不妨各取所需,但总有让你感觉很尴尬的时候。目前中国的大学排名,主要有三类:一、民间的排名,比如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的排名;二、教育部的排名,比如一个月前出台的一级学科排名;三、外国媒介,比如《泰晤士报》的排名。这其中最滑稽的,还属《洛杉矶时报》的排名。

 

前不久,很多报纸都登了这么一则消息,说是美国人评出中国十所“最受尊敬的大学”和十位“最受尊敬的校长”。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是清华、北大、浙大、复旦、南京大学等,第十名是西安翻译学院。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呢,第一名是北大校长许智宏,第二名是西安翻译学院校长丁祖诒。西安翻译学院这几年广告做得很凶,而且经常制造大众关注的话题。比如宣称他们的学生如何“畅销”,还没毕业就被定购一空,而且月薪极高等。后来记者深入调查,没那回事。现在这个排名,同样使大家很惊讶。清华北大哪个排在前面,大家都能接受,复旦、浙大、南大也都是好大学,但西安翻译学院怎么可能跟它们并列在一起?这实在让人震惊。后来,经有心人核查,发现这个“中国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排名,是刊登在《洛杉矶时报》的广告版上,负责排名的“美国50州高等教育联盟”,不是美国的教育管理机构,而是一个美籍华人今年5月份刚在美国加州注册的公司。报纸上除了排名,还有西安翻译学院的照片。在广告栏里出现了某所学校的照片,大家纷纷追问,到底是谁花的钱?西安翻译学院说他们没花,是人家主动跑来送获奖证书的;但再一问,北大没有收到这个证书,清华也不知道他们得奖了。这个排名,我相信学术界、教育界都不会当真;可问题在于,此举广告效果极好,起码吸引了众多眼球,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排名这东西,信也不行,不信也不行。不要说局外人,就连我们这些在大学里教书的人也看不懂。形形色色的大学排名,犹如万花筒,稍一晃动,马上变出新的花样,是很有娱乐性;可看着大学也像商品一样被炒卖,心里很难受。

 

大学排行榜好不好,取决于评价标准的设计,取决于获得数据的方式,也取决于具体操作时是否严谨。

 

教育部做一级学科排名,要求各大学填表,算是最认真的了,可也颇多非议。我开玩笑说,以后大学里应开设一“填表”专业,教导大家如何“恰到好处”地公布各种相关数据。排名根据各大学填报的表格,可谁来核实这些数据呢?这么说来,填表的技术很关键。当然,表格的设计更关键。比如,科研经费和学术声誉各自所占比例的大小。注重前者还是注重后者,决定了北大、清华哪个在前。按国内的大排名(即不考虑理工院校和综合大学的区别),清华在北大之上;但如果在国外,北大在清华之上。

 

这其实是评价标准设计的问题。如果像上回公布的那样,北大文科所占分数只等于清华理科所占分数的四分之一,就必然出现工科院校排名普遍在综合大学之上的情况。于是,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中国科技大、华中科技大等,排名都在很多很好的综合大学之前。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硬件指标,即国家拨给或企业资助的经费;其次,院士数目,文科没有院士,而“著名学者”又不是可以准确把握的概念。综合大学的人文与社会学科可能人才济济,但无法量化为“有效指标”,再加上科研经费少,无法跟理工科院校比。

 

在大学评价指标里,还有一项是学术声誉。所谓的学术声誉,也就是学界以及社会对于这所大学的认可程度。它不靠统计,主要凭印象、凭直觉、凭口碑来下判断。相对来说,外国人更看重学术声誉,而中国人,更相信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堂而皇之拿出来的数字。于是,差异出现了。那个让北大人欢欣鼓舞的《泰晤士报》大学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17;在我看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据说,这次排名主要依据五项指标:第一,国际教师比例,第二,国际学生比例,第三,教师与学生比例,第四,教师科研成果的引用——这四个指标,北大都很一般;但第五项指标——学术声誉,北大居然高达322分,单项全世界排名第10,一下子提升了北大的排名[2]。在我看来,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国在崛起,而且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非要一个中国代表入围,那就上北大吧。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大学发展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联这一设想,使大家认定北大非常重要。北大在现当代中国的政治史上,曾发挥很大作用,这一点,给各国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排名时大大加分。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中国大学排名,外国人做的偏“虚”,中国人做的偏“实”;太虚太实,在我看来,都不太可靠。按照目前中国的趋势,大学排名越来越倾向于避虚就实,也就是强调“数字”而忽略“影响”。所以,我才需要努力为玄虚的、可以感知但无法量化的“社会声誉”辩护。

 

常听人吹嘘,说我们学校、我们院系如何了不得,说的基本上不是建筑,也不是仪器,而是著名人物,或者说“名教授”。这个思路,其实是回到了70年前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讲的一段话:“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故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名教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思想,凝聚为一句通俗易懂的格言:大学的关键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这段名言,现在常被喜欢谈论教育的朋友引用,影响极大。

 

其实,早在1912年,马相伯在严复辞职后,短暂代理了北京大学校长,他的就任演说中也有类似的比喻,只是着眼点不一样,针对的是大学生:“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这段话,刊载在《申报》1912年10月29日,题目是《代理大学校长就任之演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刊行的《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有收录,可以参阅。这里强调大学之“大”不在校舍,也就是梅贻琦说的不在大楼,而在于师生的学问境界。对于大学来说,“人”是最重要的;这里所说的“人”,包括校长、教授和学生。因此,我对于大学排名的过分重“物”而轻“人”,很不以为然。

 

2.关于大学精神

 

我发现,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师”难得一见,“大楼”却很辉煌,这都是托校庆的福。大学不是不要大楼,而是更需要大师——这样解读,才不至于将真经念歪。自1998年北大成功举办百年庆典以来,各大学的校长们,都懂得利用校庆的机会,好好地树立自己学校的形象,同时获得诸多实际利益,包括“大楼”。借助校庆的宣传,使得学校大名远扬,这很重要。向内,凝聚学生和老师们的共识;向外,扩大声誉,让校友们感到骄傲,也让外界了解这所大学。这是校庆最最重要的工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回到关于大学精神的话题。那天我到广州,刚下飞机,就被拉去参加广东电视台的“前沿对话”,那是专门为中山大学校庆做的节目,作为校友,我不能不尽力。事先没沟通,突然被问及对于2000年中大校园里开展“中大精神”大讨论的看法,真的很狼狈。我知道有这么一场讨论,也见过那本《凝集中大精神——“中大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大讨论文集》,可说实话,当时只是翻翻而已,并没认真对待。稍微迟疑了片刻,我做了如下答复:

 

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也在讨论“北大精神”,我不太赞成这样的提法。所有的精神都在建构中,没有不变的精神,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所大学的精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国外著名的学府,哈佛和耶鲁等都有校训,但都不曾有什么“哈佛精神”、“耶鲁精神”。为什么中国人就喜欢这样概括?我想,是因为大家都想用一句话,一个口号来记住中大、北大。我可以理解这样的愿望。

 

这种讨论可以进行,准不准确、能不能概括,都无所谓,关键在于它可以凝聚人心,畅想未来。因此,与其争辩什么是“中大精神”,不如直面中大目前的现状,怀着虔诚、期待的心情参与到新的学术传统的创造中、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场“南北学者对话”,被在场的记者记录整理,刊载于2004年11月12日的《南方日报》上(参见《南北学者康乐园里共话“中大精神”,中大最可贵在“中”不在“大”》)。我下面要说的大概意思没变,只是略做发挥。

 

第一,我不太相信能够用一句话来概括十几万人近百年的努力,除非你说的是“爱国”、“民主”、“科学”那样的大话。可如果上升到这个层面,各大学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对这所大学的历史及传统有所阐释,引起某些权威人士的不满,于是,有人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讲北大,还是要讲爱国。我的答复是:这话说了等于没说,难道其他大学的师生就不爱国?这样来谈论某某大学精神,很危险,容易简单化,而且上纲上线。

 

不管是“北大精神”,还是“中大精神”,如果真的需要提炼,不妨各说各的,百花齐放。因为,用一句话来概括几万乃至十几万师生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只能高度抽象,那样,弄不好就成了另一种校训。大家知道,“校训”是主事者对于未来的期待,不是历史总结。半年前,互联网上曾流行各大学的校训,我仔细看了,觉得大同小异,文字表达不同,但意思都差不多。很多大学校长及校史专家,都特别爱提校训,似乎这东西真的就像魔咒,有旋转乾坤之力。在我看来,校训没那么重要,它只是表达了一种愿望而已。就像口号,喊得多了,大家记忆很牢靠。至于是否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只有天知道。百年校庆期间,我们讲了很多“北大精神”,事后,外国留学生问我,是不是中国高等教育比较落后,大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自我感觉太好,才会以一所大学来命名某种精神。想想不无道理,当每个大学都在努力发掘并积极提倡自己的“大学精神”时,确实是有点夸张,很容易成为一种变相的政治口号。

 

第二,我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中大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

 

第三,虽然不相信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大学精神”,但我还是很欣赏关于“大学精神”的讨论。在我看来,这既是在总结历史,更是在畅想未来,是一件“可爱”但“不可信”的工作。说“可爱”,是因为此举可以凝聚人心,珍视传统,发愤图强;说“不可信”,是因为此举更多地是表达一种愿望,不能作为一个历史学命题来认真对待。也正因此,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试图将关于“北大精神”的讨论,转化为“北大故事”的讲述。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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