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没有跟随欧洲走向历史主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美国人不像法国人那样，他们认为自己的革命是成功的。美国人将革命的胜利和依据宪法建立共和国理解为基督教和共和时代中的事件。信仰新教的美国人已经拥有了一个基督教的范式，以此可以解释这个新国家的建立。宗教改革的预言使得他们相信这个千年是一个进步的历史时代，新教的世界将在这个时代来临，清教徒对新英格兰的使命是将这种希望的图景带到新大陆。当民族独立获得胜利时，热情的新教徒将美利坚共和国的建立与千年王国联系起来，认为这将带来人类最终的拯救和历史的终结。美国的进步是一颗千年王国种子的生发，而不是一种历史变迁的过程。
 

以共和派的历史视角来看，共和国政府的成功建立其实是一件含义模糊的事。在18 世纪的英国，当现代文明似乎对公民性造成侵蚀时，共和主义的思想家开始分裂。宫廷党［“Court” party］为迎合进步而在共和价值上做了让步，认为历史可以被操纵。而乡村派共和主义者［“Country” republicans］坚决捍卫美德共和国的理想，并通过号召回到最初的原则而使时间停滞或退回。乡村共和主义者的典型立场是发挥美德以抵制历史，在独立的公民权的力量之外，共和主义的美德仍然具有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德行［virtû］的含义，具有影响个人并通过人类行动改变历史的能力。美国人同时受到两种观点的影响，通常会采用宫廷党的策略去实现乡村党的目标，保护共和主义的价值免受时间的腐蚀。
 

宪法实施之后，这个目标就变得可以实现了。建国者们自觉地构建一个新的扩大的、平衡的和民主的共和国，它似乎解决了过去一直破坏共和国的各种病症。古典共和主义的历史循环论开始让位于永恒生活的可能性。在苏格兰社会思想家的引领下，美国人假设在农业和商业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某个点，并得出结论说共和制度及他们对土地的大量贮备，将会确保农业的基础和共和进步无形中的永存不朽。美国将会进步，但不会像过去的国家那样，它将不会变老。美国的共和主义者将斯密对进步阶段的历史主义解释，转换为美国如何能够逃脱历史变化的想象。
 

美利坚共和国关于千年王国式的建设方式是将过去变为序言，将未来作为美国共和主义命运的实现。这种联系受到民族主义和新教宗教虔诚的强化，当世俗化进行到“市民宗教”［civil religion］时发生了改变，在整个19 世纪，这种联系被证明具有相当的弹性。的确，共和国与神圣天意之间的联系一旦建立，就会产生强化这种融合的紧张。那种对共和国必将堕落的担心并不会被进步的观念完全克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世俗的条件只是保证共和国存在的延长，并不会消除其堕落的可能性。罗马共和国灭亡于阶级冲突和暴政的噩梦一直萦绕在美国的政治想象周围。此外，神的帮助一旦得到接受，其自身也会产生人类的不确定性。
 

毕竟，上帝从来没有在人类的语境中被充分理解过，罪孽性地拒斥上帝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经验。共和主义关于堕落的描述与一种悲哀的论调联系在一起，即仪式性地忏悔上帝的子民已经背离了，其共同设立的焦虑与确信的循环是能够自我维持的。1812 年的战争时期以及19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人们关于新的一代是否能够维持建国者们创立的美德共和国的焦虑达到了顶点，一股新的福音派信仰和民族主义标记上了千年王国的身份。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迫使欧洲人在历史前进的基础上树立他们的价值观，并接受历史时间带来的危险，那么美国革命的成功则促使美国人在神圣保护下寻求道德保证，进而使他们处于千年王国时代的焦虑中。
 

在这种特许的庇护下，美国作家通常把他们民族的历史与在英国发展的盎格鲁- 撒克逊的自由解释联系起来。美国人的自我管理是与一种悠久的传统相联系的，这可以上溯到条顿族部落征服罗马时期。这种制度由撒克逊人带到英国，一直保留到大宪章［Magna Charta］和光荣革命时期，也移植于其殖民地，并在美国革命和宪章中达到了其最完美的形式。美利坚共和国是条顿自由之链上最新的一环，也是世界的自由典范。最初这种自由观被理解为一系列古老的传统，它通过追溯过去来理解当前的制度形式，还鼓励了一种关于历史变迁的扁平概念。千年王国的命运要求同样的静止逻辑和古老系谱。美利坚共和国很难被理解为仅仅是地方性、临时性条件的产物，它必须被吸纳到一种普遍意义的长期连续中。
 

补救的策略之一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即强调美国千年王国的“新”特点。在这一观点中，未开垦的新大陆为美国提供了逃离共和国腐坏的机会，并且这一条件愈来愈变得神话般重要。自从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人就将他们的乌托邦幻想投射到这个新世界，约翰·洛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将新大陆想象为他的自然状态。在浪漫主义的19 世纪，这块西方的新大陆被赋予了动态自然的能量，开始渐渐地认同于美国千年王国的未来。借助西进与征服的本性，美国人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帝国，并重新产生他们自己的德性。他们可以将历史抛给过去，而在自然的领域中展现他们的命运。利用自然永恒自我更新的活力，他们可以在空间而不是时间上获得发展。

这种美国在历史上占据独特地位的想象是笔者称之为一系列美国例外论观点的核心。由于处于欧洲历史的最西点，美国将不会跟随欧洲进入一个历史的未来。美国的进步将体现为数量的扩张和对其建国时基本制度的精致化，而不会是质的变化。作为与历史之外的上帝的永恒计划相联系的史前史，美国例外论使得美国人在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发展对他们自己历史的完全历史主义的解释，并且限制了他们吸收欧洲历史主义的程度。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美国文化中历史主义的倾向并未消失，但是它们必须与更大的前历史框架竞争。作为“自然之国”和上帝之国，美国更容易被视为18 世纪自然法的领地：美国的历史进程遵循的是自然的规范。
 

美国例外论暗示了一门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和一种特殊的历史立场。美国与欧洲不同，它能够防止现代性在英国产生的大规模贫困和阶级冲突。美国共和政治根植于政治参与的公民人文主义理想，根植于乡村党反对罗伯特·华尔波尔［Robert Walpole］的“现代”政府的倾向中，因此继承了他们对商业发展的政治后果的猜疑。金融投机使得对公共的善的投入被追求私利的狂热所取代，常备军队取代民兵成为与王权相联系的特殊力量，政治派别带来了贿赂。所有这些都破坏了公民的独立性和美德，而公民的独立性和德性是建立在土地财产和军队基础之上的，对共和式的自由十分重要。乡村党的理想是斯巴达而不是雅典。乡村共和主义因而提供有关严惩票据信用、利益私有化、职业特殊化和制造业兴起的丰富语汇，当汉密尔顿［Hamilton］提出新国家要成为一个英国那样的重商主义和制造业国家时，这些词汇迅速被美国所采用。很快，关于英国工业化后果的疑问，尤其是托马斯·马尔萨斯提出的问题，就与共和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步的担心混在一起了。
 

但是许多美国人仍然被商业发展带来的财富和个体性所吸引，当新的共和国进入到一个地理和经济迅速扩张的时期时，自由主义价值逐渐兴盛起来。此外，共和主义者分享了自由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前提，因为他们也将生产性的劳动视为国家财富的源泉，将财产的独立性视为对劳动者的激励。如果由新教美德和共同体来支撑，那么个人的自利就能创造整体的财富。斯密已经说明了，劳动力和企业是如何将私人的善与公共的善结合在一起的。雄心勃勃的共和主义者能够将财富的德性从自耕农业扩展到所有的生产性劳动力，并能加强贸易的自然过程与被政府权力和资本主义信用放纵的贪婪和投机的过度表现之间的区别。
 

调和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想的是美国大陆的特殊条件。杰斐逊、麦迪逊与许多他们的同代人看到了美国的与众不同，并在其可预见的未来中仍然保持这种差异而克服了恐惧。马尔萨斯的计算也许在英国那样的古老国度中是正确的，但对于美国这样拥有丰沃土地和丰富储备的国家却不起作用，美国的食物产出一定会超过人口的增长。此外，这个国家还可以期望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保持着以农业为主。忽略了奴隶人口的增长，他们将自己的自由界定为是反对奴役黑人的，他们想象在美国居住的都是土地的所有者，或为市场生产粮食的有抱负的农场主，或者是拥有自己工具的手工艺人。在这些条件下，个体财产所有者将成为共和主义政府和自由经济共同的支柱。
 

到了19 世纪40 年代和50 年代，商业精英组织起来修建铁路和机械工业，从而吸引了大批爱尔兰和德国移民，但即使是最坦率的制造业支持者也仅仅预想了一个农业与工业整合的“中等前景”。只要西部仍有可供居住和开垦的土地，只要工资保持在较高水平，劳动者就能获得广泛的经济独立性，雇用劳动就仅仅是产业工人生命周期中的一个暂时性状态。通过社会流动、资本积累和财产所有权，美国人模糊了工资工人与独立生产者之间的界限，从而相信广泛的独立性将为共和政府提供基础。反过来，共和政府又能允许自由市场广泛地分配它的利益。这种自由市场经济与共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共生关系，将限制欧洲历史上的阶级冲突的出现。
 

因此，虽然也可以描绘出其他的维度，如美国对世界的使命，但总的来说，美国例外论是相互交织的思想的结合体，而且其范围是很难具体限定的。基本上，美国例外论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在赢得独立的经验过程中形成的认识上的自我观念。18 世纪晚期和19 世纪早期的国家和政治危机将这一观念清楚地表述出来，它迅速进入了大众话语、宗教和政治语境，这一观念被如此迅速地传播，以至于人们不再去叙述它的前提，而仅仅是庆贺它的结论。
 

除了提供一种民族主义的修辞，美国例外论还渗入到美国南北战争前的政治话语中，为两党的执政提供了基本框架。美国的主要政党形成于18 世纪90 年代及19 世纪二三十年代，它们的主要分歧是关于如何更好地实现例外论者的承诺，每个政党都以不同的方式界定了实现那个承诺的方式和困难。
 

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周围形成的民主党相信，美国例外论的理想受到了逐渐侵入的贵族政治的威胁。自由主义的主要捍卫者杰克逊提出的是选举权和官职占有的民主化，强大的执政行为要代表公众的意志，以及低税收、小政府的经济政策，反对“特权”。辉格党人则担心杰克逊煽动性的专制，会成为民主党人所倾向的特殊腐败。像建国者们和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那样，他们强调自然贵族制教育的必要性，以及天赋在治理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他们的国家领导倾向于高税收和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因为这样做将增加每个人的经济机会。
 

说例外论的框架表达了一种政治共识，是忽略了大多数黑人和妇女成年人，他们都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过程之外，同样被排除在全部或部分地拒斥例外论观点的那些战前社会激进或保守的社会派别之外。但是例外论的确构成了主要的政治语言。尽管不是事实上的共识，但例外论由于其在政治话语中的支配性地位及来源于民族意识形态而获得规范性力量，从而成为一种假定的共识。
 

即使如此，美国政治文化的共识性基础也可能是具有误导性的。作为一种民族意识形态，美国例外论是一种思想建构，是文化和政治精英的杰作，因此它必须通过传播、学习，才能被美国社会的不同阶层接受。它的传播和主张都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此外，作为政治学中占支配性地位的框架，美国例外论与其说促成了一致还不如说激起了冲突。在杰克逊派与辉格党人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之下，即使是在更为基本的关于“更多”还是“更少”的政治分歧之下，都有一些离心趋向在发生作用。新教的、共和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理想在美国例外论中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不稳定的联盟。共同体、美德和公共善的有机概念通常与认为个体自利具有改善作用的信念一同存在，正如对衰亡的恐惧潜藏在对进步的希望之下一样。自由、和谐与相对平等的承诺总是受到现实条件的挑战。主要政党不断地动员和包容这些异议的来源，但是嵌入在美国例外论中的千年王国的焦虑和对资本主义进步与历史变迁的矛盾心理，有时会脱离共识的框架。异议通常会带来成为“非美国”［un-American］的可能性。因此在美国，政治共识不是一个给定的事实，而是不断受到威胁和需要被维持的事物。这并不是冲突的对立面，而是它的持久基础［constant ground］。

▍社会科学的战前背景

由于美国例外论根植于有关现代性的争论之中及其关于共识与冲突的辩证性，美国为新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发展社会科学的兴趣，同时出现在界定和保持美国例外论想象的渴望与修正及驳斥它的渴望中。
 

民族意识形态对立面的主要来源及其政治实践，是美国历史中的巨大“例外”本身——蓄奴的南方。1828 年《关税法》威胁到了南方的经济利益，并预示着他们在国家政府中政治权力的衰微。受到该法案的推动，以及纳特·特纳［Nat Turner］1830 年叛乱和日益增长的废奴主义的煽动的威胁，南方政客和知识分子上演了一场对他们的奴隶社会的防卫战，这在19世纪50 年代政治理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独特的保守视野中达到了顶峰。
 

最著名的就是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的《关于政府的研究》［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1851］。就像所有的南方思想家那样，卡尔霍恩认识到北方经济发展导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日益增长的冲突，在他的共和主义观念看来，这是“一个财富和文明进步阶段”中的冲突。而在这种只会造成自我毁灭的冲突中，南方可以发挥平衡的作用。但是他主要关注的是南方与北方之间区域性的不平等。起初他认为宪法应当允许各州抵制联邦立法，但最后他支持的是一种更为激进的修正的宪法观：“多数一致”的政府，要求在任何立法上的所有主要党派和阶级利益的一致，也许通过双重总统任期的机制来实行。卡尔霍恩的论证和语言完全在共和主义的政治科学框架内，他提供了一种乡村党精神中对北方自由经济的妥协：在一个强化的政治检验和平衡结构中，限制资本主义能量的分裂性影响。
 

南方的经济学家同样在他们父辈的传统下，也试图修正美国例外论的框架而非将其全部废除。威廉和玛丽学院的教授托马斯·R. 迪尤［Thomas R. Dew］也许是支持奴隶制的经济学家中最有才干的，他继承大卫·李嘉图的观点，认为伴随着对国内劣质土地开垦的增加，食品价格和工资将会上升，从而导致利润的下降。这种因果链导致了英国那样的古老国家对制造业的关注和美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对农业的关心，它指责关税作为一种人为措施限制了贸易的自然过程，并将财富从西部和南部的农业人为地转移到东北部的制造业，而且这种因果链还预示着，一旦美国成为一个先进的制造业国家，它最终会走向衰落。的确，李嘉图式的悲观分析似乎深深地触动了乡村党对共和国农业基础消失之后最终衰亡的恐惧，也触动了对自由劳动力经济进行批评的南方批评家渴望强大的心弦。迪尤强调说，奴隶制已被证明是一种控制劣等民众的文明形式，一种农业中的更高级劳动力系统以及一个对所有白人，无论贫富的共和主义自由的保障。当北方的资本主义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工人，他们开始像希腊和罗马的穷人那样攻击财产权时，保守的蓄奴南方将是共和国最后的防线：“就像在塞莫皮莱［Thermopylae］的斯巴达军队那样坚定勇敢。”就像卡尔霍恩那样，迪尤将奴隶制作为美国例外论的防护墙。
 

只有19 世纪50 年代南方的社会学先驱才会质疑美国例外论的基本前提，这象征着在社会学有机视角中一种非正统的可能性。将政治经济学视为北方自由劳动社会的科学，这些南方的社会学家指望早期的社会学家或奥古斯特·孔德能提出一种展现完全不同的历史过程的社会科学模型。
 

乔治·菲茨休［George Fitzhugh］的《南方的社会学，或自由社会的失败》就是以这一核心问题开始的：资本主义的出现产生了“阳光之下的新事”，它的哲学家亚当·斯密只看到那些从这种新的发展中受益的人，并宣称自此以后社会将按照人人为己的新原则运作，并向着千年王国推进。菲茨休反对这种自由的历史主义，他回到了托利党人关于惯例习俗的永恒世界的主张。自由劳动原则仅仅是一种失常——“只是在欧洲的一些角落进行的短暂小试验”。事实上，是“日光之下无新事”。奴隶制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是由上帝创造并在人的社会本性和家庭治理中建立起来的。“当社会在上帝与自然之手中运行得足够久远，人们就可以观察到它的运作方式，也许能够发现它的法则和构成。”菲茨休认为在历史中没有真正的、道德上的进步，只有机械制造工艺上的进步。他最后又持有一个反常的观点，即保留新世界的铁路、银行和城市，将其封闭在某些经济自足的州里，由拥有土地的贵族统治，并围绕一个依赖性的劳动力等级体系加以组织。美国不是也不需要是一个例外，因为世界历史自身体现了一种能够包容资本主义的永恒秩序。
 

南方社会科学因其所有的独创性，而被传承下去与联邦党人进行斗争。菲茨休所宣称的永恒的奴隶制，或是由乔治·弗雷德里克·霍姆斯［George Frederick Holmes］提出的朝向一个有机奴隶社会的孔德式历史发展，都没有在内战后发挥太大影响。奴隶社会的理想化形象以怀旧小说的伪装形式存在，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讽刺性地指出南方社会学与镀金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有着相似之处，但是支持奴隶制的论述并不能被直接仿效。少数几个在内战中活下来的支持奴隶制论的创始人，都被磨去棱角成为边缘知识分子。
 

内战前反对美国例外论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激进的工人阶级，也同样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社会科学的攻击，在这里，主要是工人领袖、记者和卷入到工人政治中的改革家。他们认为在美国存在着“条件的广泛差异”，在19 世纪30 年代大萧条时期，这种差异变得更加突出。他们相信美国不是一个例外，而已经复制了欧洲的阶级体系。这个群体中最激进的是机械工托马斯·斯基德莫尔［Thomas Skidmore］，1829 年他宣称，在自然的状态下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享有同等的财产权，因此在社会中他们也应当享有这种平等的财产权。因为最初的政府无法保护这种权利，政府现在就必须重新平等地分配所有的财产并禁止继承，它必须为每个人都提供教育，并在他们18 岁的时候分给他们平等的一份财产。通过共有的共同财产和工厂，斯基德莫尔的农业式矫正导致了彻底的社会重组。
 

但是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思想家相信，自由经济可以通过不那么剧烈的变迁来实现例外论的理想。纽约州民主党的洛科福科派［The Loco-Foco wing of New York Democratic politics］ 对乡村党的恐惧聚焦于特权银行。他们的主要理论家威廉·莱格特［William Leggett］将美国政府和自由市场视为政治学和经济学中“自然的简单秩序”，它只会因为垄断的特权而腐坏。同杰克逊及其白宫的同僚一样，他期望能够诉诸自然的秩序。但是，关于共和党联邦的平等主义和反市场的概念，坚持沿用占优势地位的自由主义- 共和主义综合视角。这些概念被激进的工人和自给自足的农民所使用，有时与“平等权利”的语言相结合，后来又被引入内战对自由劳动社会的防御中，只有在镀金时代时，这些概念作为一种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才又再次兴起。
 

洛科福科派最复杂的发言人奥里斯特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并没有发挥多长时间的影响，但却揭示了构建社会科学反对美国例外论的努力。受到卡尔霍恩以及亨利·德·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这位孔德的前辈的影响，布朗森在他自身充满冲突的思想体系内，制定了一个民主党的同盟，该同盟由南方的奴隶主和激进的北方工人组成，二者都对北方资本家和非裔美国人持敌对态度。布朗森相信资本主义的确造成了自由劳动者的贫困，政治中的多数原则仅仅是资本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对工人的操纵，他相信自己所处的是圣西门的历史分化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一种新的秩序，因此布朗森于1840 年接受了斯基德莫尔的计划，要求平等地重新分配财产。但不同于斯基德莫尔，布朗森看到了这种计划可能引起的暴力阶级战争，而该计划也将最终在它所创造的这种狂热中退缩。他放弃了早先那种恢复平等主义的自然秩序的主张，而转向天主教，寻求等级制的稳定性对资本主义破坏性影响的限制。布朗森最终作为北方的菲茨休，站在坚决反对例外论者对自然和历史的中间派融合另一个极端的代表人物。
 

在反对者发展社会科学的批判资源时，政治、文化和经济精英则将社会科学引向为美国例外论服务。那些欧洲理论家，如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提出的关于美国的疑问，需要予以反驳，例外论的想象要确证，以回应国内关于左派与右派的批评。此外，党派的政治冲突提出了与阶级有关的关于治理和经济政策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与例外论传统的不同的解释联系在一起的。在中间派的框架内，民族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科学验证，可以通过声称美国例外论理想已经是当下的现实而使目前存在的权力安排合法化。它也能够产生扩展性的民主理想，以调动和包容异议，在这个功能中，社会科学也扮演了它的角色。
 

中间派的社会科学话语深受其发展过程中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会被引向公共政策利益的主题，并因从属于两个政党中的一个而发生分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辉格党是“值得尊敬的阶级”的政党，围绕在它周围的是那些当前的受益者以及那些认为他们可以从商业- 工业发展中获益的人。他们也会被福音派所吸引，这些群体提出的自律自治伦理同样是为自由经济服务的。民主党作为反对辉格党发展设计的联盟，他们宣称个人和地方具有保持多样性的权利。民主党发展了有关自然的修辞，辉格党强调了历史制度的重要性和教育的价值，以反对自由权利潜在的激进要求。
 

除了政党体系，对美国社会科学影响最大的文化背景是战前的大学，这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和精英气质日增的环境。尽管存在地区性和宗教的差异，但在新英格兰发展起来的大学模式传遍了北部、西部和南部。这些大学一般是由某个教派的教士机构建立或附属的，其目标是在经历快速世俗化的社会中保留基督教的知识和道德。尽管在战前的数十年，教士的地位不断下降，他们的阶层和大学也对那些有抱负的贫困农民的子弟开放，但教士仍然是职业性的，他们所受到的古典教育使之与绅士处于同一阵营。一些更为古老的大学，如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都是长期与当地的或地区性的上层阶级保持着联系。19 世纪50 年代，当富裕的东北部商人的孩子们开始进入小一些的大学时，大学更加被认定为是属于富裕阶级的。
 

因此，这些大学认为它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保存社会权威以及值得尊敬的精英的基督教信仰。当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经济不满和抗议，当白人男性的选举权日益扩大，当民主党和辉格党开始成为由职业政客来运作的大党时，文化和经济精英们发现他们自己被日益排挤到政治参与之外。这些精英部分地转向私人文化制度以恢复他们的影响，并通过运用教育和地位赋予他们的权力来反对夷平化民主的危险，他们相信共和国的存在最终依赖于他们的成功。作为俗人理事［lay trustees］，他们通常是促使大学将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引入到古典课程中的主要力量。
 

大学的宗教性质和精英性质都使得它们与辉格党的政治文化关系密切。作为值得尊敬阶级的政党，辉格党也必须在学院的理事、教职工和学生中占有优势地位。两种文化必然都对民众美德和道德改进予以关注，而辉格党提出的限制自然权利的界限和推行道德约束的主张都被大学充分地接纳。
 

在大学中， 教授社会科学的知识框架是道德哲学，这是一个处于神学和自然哲学之间的中介领域，18世纪关于人和社会的苏格兰科学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得以发展起来。道德哲学被理解为一门关于原则和对义务的责任的科学，它的研究领域是个体寻求道德改进的人类活动。政治学、市民政体和政治经济学被作为道德哲学的附属课程或其中的某些章节，作为高等教育的压顶石在高年级由学院的教士校长讲授。
 

道德哲学对于长老会派的苏格兰人来说，是处于基督教保证和批判性的世俗质疑之间的折中办法，也是美国大学所引入的常识性领域。常识理论家接受洛克对知识的经验性批判，但争辩说这并不必然会导向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的观念论或大卫·休谟的怀疑论。对经验真实性的理性反思，包括基本的道德直觉这一人类共同的感觉，使得普通的物理世界和体现在基督教中的道德和神性的基本真理都得到了确认。在美国的大学中，常识领域鼓励了对培根经验主义的信仰，人们将其作为对所有科学都适用的恰当方法。牛顿的方法也被吸收到这一信仰中，人们相信通过对观察对象的理性反思，经验观察是可以产生科学的最高真理的。这也同样支持了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和谐的信念，人们可以在基督教的范围内保持科学的进步。这些学说的繁荣状态，就像宗教对学院的控制和挥之不去的美国千年王国的自我认同一样，说明了19 世纪美国文化中深刻的新教虔诚，以及它向着一种关于自然和历史的世俗概念的缓慢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