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建明：一国两制面临决战时刻
更新时间：2016-01-15 10:20:39 | 来源： 亚洲周刊
步进新年，香港反对派挑动与北京中央政府的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兆头，反而迹近摊牌时刻。任何尚有怀疑者，应该细心聆听习近平去年底的一番话。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耶诞前赴北京向国家主席述职，习近平指一国两制实践近年出现了一些新情况，香港和国际社会也有一些议论。他强调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著正确方向前进。」
对于听惯了「五十年不变」的香港人来说，「不会变、不动摇」或许有些老生常谈，但是「不走样、不变形」则较新鲜。言下之意，即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够准确，有走样与变形之虞。
习主席虽然没有直接道出问题内容，但北京的担忧大概如下：「回归十八年来，香港仍然有不少人特别是反对派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与中央的理解不一致。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心理上倾向从『香港本位』的向度来认识『一国两制』，更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的反对势力一直以来刻意从『香港为独立政治实体』的视角对『一国两制』作『另类诠释』，肆意曲解中央对『一国两制』的说法，并声称他们的『版本』才是最『权威』的论述。在回归后的颇长时间内，本著『不干预』的宗旨，中央对反对派的曲解却没有作出批判或纠正、致使反对派的『另类诠释』在香港大有市场，严重干扰了『一国两制』的实践，更损害了中央与香港人的关系。当中央后来采取『拨乱反正』的行动时，反而被不少香港人指责为对『一国两制』的破坏。」
这个浓缩说法来自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的新作《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此书指出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包括：保持香港资本主义体制、维护香港原有制度、政策和生活方式、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五十年不变。根据作者分析，一国两制背后还有两个不言而喻的条件：其一是香港在回归后要继续贡献国家现代化，反过来说是不能成为国家的经济包袱；其二是香港在高度自治下，不能成为危害国家和政权安全的颠覆基地。
刘兆佳认为，第一个经济条件代表中央的期望，除非引发严重动乱，否则即使香港萎靡不振，一国两制还会实施。第二个政治条件远为重要，达不到则一国两制难有保证。
在北京眼中，保持原来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包括香港继续不成为颠覆基地在内。因为在殖民地时期，伦敦和港英政府实际上防止香港成为威胁北京的桥头堡。大体上，发表反共言论可以，行动则受限制或遏止。英国人下旗归国后，要防止颠覆基地便只能靠在香港和中国内地设置的机制，其中基本法二十三条尤为重要。
可惜，这正是目前的困局。刘说：「在心态上，香港人还没有发展到懂得和愿意主动思考和照顾国家和中央的利益和需要的地步，更遑论在国家和中央安全受到威胁时挺身而出、报效祖国。」
其实，中央和香港反对派都对一国两制的实践有不满之处，双方皆认为须尽快打破困局。反对派试图以占中、拉布等政治斗争来弄垮政府；中央则从「不干预」迈向「不干预、但有所作为」再到「不干预、但要善于作为」。作者表示：「中央已摆脱了过去怯于介入港事的犹豫状态，转为勇于运用中央的权力来履行中央的责任。国家利益和一国两制的贯彻执行的重要性凌驾于香港人的观感之上。」
争取温和反对派易辙
事到如今，香港已临关键时刻，中央和反对势力处于「摊牌」和「对决」格局。回应反对势力愈趋激烈的衝击，中央会以更强硬果断手法反制，一方面遏制激进反对派，另一面又尽力争取温和反对派人士改弦易辙，逐步转化为能与中央合作的忠诚反对派。作者预计，对决局面可能颇漫长，各方面都要付出代价，直至一方获胜后才会结束。
刘兆佳总结道：「在考虑到各种因素和力量对比后，我相信最终取胜的一定是中央。」
一国两制限期为二零四七年，香港到时结局如何？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阎小骏在新作《香港治与乱》，推演出三种可能局面。
一）一国两制巨大扩展：京港建立政治互信，港人认同中国，实现双普选，维持法治，加强金融中心地位，北京管控最小，香港成为既属中国又面向世界的高度自治现代自由都市。
二）一国两制名存实亡：政治撕裂没癒合，反中拒中心态无改善，国家安全尚未保障，经济与其他内地城市持平或落后，金融中心地位不保，一国两制被重新界定或按时结束，香港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实行统一管治制度的一线城市。
三）一国两制提前结束：二零四七年前发生颜色革命般的大规模颠覆活动或极端暴乱，中央宣布特区为紧急状态，下令全国法律适用香港，并由解放军接管治安，经历军管后恢复营商金融活动，香港成为由中央直接派员管治的一线城市。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认为香港的治乱兴衰乃繫于香港社会一念之间：是承认中国的主权，尊重中央的政治秩序，从而在一国两制下求最大自治空间，并保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还是一意孤行，逆潮流而动，不断挑战北京，最终成为整个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异己力量」或「反叛之源」，并因此不得不面临越来越严厉的政治管控。
阎小骏指出，若香港政治在未来要走出困局，反对派必须作出艰难抉择：「究竟要成为治理型的反对党还是革命型的反对党？」对为反对而反对的香港反对派来说，这问题恐怕太深了。
（作者是香港前新闻工作者，现为独立公共事务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