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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极限施压”能否压垮俄罗斯?

更新时间:2023-03-06 10:49:35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在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初期,西方媒体曾猜测他作为俄罗斯领导人的日子将要到头了。理由有以下几点:(1)前所未有的西方制裁将很快使俄罗斯经济陷入瘫痪。(2)俄罗斯寡头将放弃对普京政权的忠诚,因为他们的资产和游艇在西方被没收了,他们很可能联合起来反对普京政权,甚至发动一场政变逼迫后者下台。(3)更广泛的俄罗斯民众很快就会感受到制裁带来的经济痛苦,并且不愿意接受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这些人会上街游行示威,给俄罗斯政府带来的冲击将远胜于2011年和2021年的两次抗议,并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普京的统治。

 

然而,以上所说的情况都没有发生,并且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迹象表明,它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俄罗斯社会总体来看依旧是坚韧的,这再一次证明了,单纯依靠外部“极限施压“来分化对手内部势力,促进”政权更迭“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一、面对制裁,俄罗斯的表现超出预期

 

尽管在2022年9-11月,俄罗斯经历了一次败退,但同一时期,乌克兰的战争潜力——装备、人员等也在进攻中被消耗了许多,无法维持高强度攻势。随着战线暂时稳定下来,俄罗斯仍然可以宣称自己在这场“特别军事行动”中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有助于抚平民意和不安。甚至在未来,倘若西方的军援不能迅速到位,或是乌克兰的战术战略出现失误,俄罗斯仍然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战果,届时普京的声望还会进一步提高。

 

经济制裁虽然对俄罗斯造成了较大影响,但并未从根本上摧毁之。2022年俄罗斯经济仅收缩2.5%,远高于许多西方机构在开战后不久的-5%,甚至-10%的预测。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大幅度推高油价,让俄罗斯从石油出口中获利不少。卢布兑美元虽然一度从70比1跌到150比1,但随着俄罗斯官方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汇率,加上俄罗斯贸易顺差强劲,卢布汇率很快又恢复正常。

 

在贸易方面,根据《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尽管西方对俄罗斯的各类制裁项目加起来有上万项之多,但是俄罗斯通过各种手段,规避了相当多的贸易封锁。例如,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俄罗斯邻国对俄出口贸易额剧增;像土耳其这样拒绝加入西方制裁的中立国家也成为了俄罗斯与外界贸易的“中转站”,洗衣机、电脑芯片等日常用品先是出口到这些国家,随后转手至俄罗斯,这样俄罗斯的百姓就可以用上智能手机了。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甚至连波罗的海三国这种俄罗斯的世仇,也照样在和俄罗斯做生意,尽管这三国的领导人一直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拉脱维亚为例,虽然对俄总贸易额和出口减少,但进口不减反增。2022年1-10月,该国从俄罗斯的进口同比增长了5%;而出口行业也不是没有亮点,例如,该国对俄罗斯的蔬菜、医药、橡胶(及其制品)出口分别增加了100%、28%和87%。

 

IMF预计,伴随着俄罗斯的进口量以及贸易额逐渐恢复到战前水平,2023年俄罗斯经济将增长0.3%,而不是之前预估的收缩2.3%。另外,尽管面临西方从政府到民间巨大的诸如“不和‘残暴’的俄罗斯做生意”等压力,但是只有不到9%的欧盟和七国集团公司剥离了至少一个俄罗斯子公司。追踪船队行踪的独立组织发现,俄罗斯与外国的远洋运输活动也更加频繁。总而言之,鉴于资本的逐利性,经济上孤立俄罗斯的效果远不如预期。

 

二、反战精英的压力无法撼动普京政权

 

不仅是外部对俄罗斯的施压效果大打折扣,在俄罗斯内部,目前也没有看到明显的寡头反对普京的情况。从俄罗斯的权力结构来看,该国并未发展出多元、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国家收入还是以贩卖自然资源,尤其是化石能源为主。巨鳄们高度依赖普京构筑的垂直权力体系,并不具有独立的企业家精神。是普京的权力创造了寡头,而不是寡头们的资本支持着普京。

 

若是寡头不能联合起来反对普京,那么高级官员们呢?目前看来也不太可能。这是因为,随着战事的进行,在俄罗斯政坛越来越得势的,是那些手握武装力量的鹰派、好战的民族主义分子,例如瓦格纳集团老板普里戈津、车臣军阀头子卡德罗夫。与此相反,技术官僚和温和派或是被边缘化,或是只能迎合强力人物,试图在一个越来越激进的体系中证明自己的忠诚。

 

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这位原先被认为亲西方的技术官僚,近段时间一直激烈主张使用强力武器。在8月份,他曾在自己的Telegram频道上写下一段话:“我恨他们。他们是混蛋和堕落者。他们想让我们俄罗斯死去,只要我还活着,我会尽一切努力让他们消失“。这里的“他们”不知道是乌克兰还是西方,但语气措辞之强硬,可谓前所未有。

 

三、俄罗斯民众:虽有反抗,但更多的是逃避或者支持

 

在俄军于2022年2月24日挥师乌克兰以后,该国各地爆发了反战示威和抗议活动,许多演员、歌手、科学家、工程师纷纷发生谴责战争;而在9月21日,普京宣布部分动员后,除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以外,在北高加索、远东等地区也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据推测,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俄军兵源主要来自于这些边远贫困地区。

 

然而,此类活动很快就被平息,随着俄罗斯政府在开战后20天内逮捕了约15000人,加上出台打击假信息的法律(例如将“特别军事行动”说成“战争”的人会获得最高15年的监禁),抗议活动慢慢地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人们纷纷离开这个国家。其中多数是较为富裕的人士、中产阶级、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人员,这些人持偏自由主义的观点。

 

据统计,仅仅在开战后的一个月内,就有5-7万IT行业人士逃离俄罗斯;而离开俄罗斯的百万富翁数量约为 15000人;至于所有出国的俄罗斯人,截止目前数量约为100万,这当中多数是2022年9月部分动员令宣布以后,逃离出国的。

 

尽管这一批自由派人士的离开,会带走不少资本与技术,阻碍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但也会大大降低普京在国内面临的压力,增加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者的话语权,反对意见更加微弱。

 

从统计结果来看,不少民众默许甚至支持普京的战争。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显示,发动战争后,普金的支持率从71%升至83%;而根据另一民调网站Statista的数据,2022年底普京的支持率高达81%;事实上,即使在战争期间普京的民意曾有过下跌,也不过是跌到70%左右的“高位”。相比之下,2018年政府酝酿养老金改革时,普京的支持率一度跌至64%;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更是曾跌到59%。

 

外交事务杂志在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尽管俄罗斯人民认为2022年是艰难的一年,但他们给出的艰难程度远不及疫情的第一年,以及上世纪90年代混乱时期的数字。显示出这场战争对俄罗斯人民内心的影响,还不如延迟退休、经济低迷等与日常生活切身相关的事情。

 

当然,各种民意调查展现的态度未必是俄罗斯百姓内心深处的真实意愿。毕竟,前苏联长期的政治高压,加上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政治经济局面的极度混乱,使得百姓普遍政治冷感、麻木、犬儒。许多俄罗斯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内化了一种观点,那就是若没有“特别军事行动“,北约会粉碎并肢解他们的国家。另外,仅2022年一年,就有2万余人因政治原因被拘留,176名个人或组织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以及超过20万个网站被封锁。在这种情况下,普京的支持率有一定的虚高成分。

 

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也直接影响了其普通百姓对普京的态度。在当代俄罗斯,社会支付在人口实际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比苏联时期还要大。根据2021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1/3的俄罗斯人依靠社会支付作为收入来源。当国有机构掌握着人们的经济命脉时,人们不会反对国家。

 

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自愿地接受了“普京的战争”,他们穿着印有字母Z的T恤,主动相信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关于乌克兰充满纳粹分子的宣传,而对于俄罗斯在战争中的过失,或是选择无视,或是认为这完完全全就是西方以及乌克兰制造出来的假新闻,意在抹黑俄罗斯。

 

统计数据显示,只有10%的俄罗斯人对乌克兰平民被轰炸感到内疚并表现出同理心;1/4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对战争负有某种程度的责任,而60%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责任”。联想到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时,普京的支持率一扫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及2011-2012年选举舞弊抗议的阴霾,从60%上升到80%, 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可低估。

 

The Conversation网站在2022年9月6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不少俄罗斯民众的爱国热情仍然高涨,而许多俄罗斯人,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并不把民主、自由主义放在很高的优先级。此外,西方对俄罗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扩展到文化、艺术、体育方面的制裁,也让许多俄罗斯人愤懑,例如,西方试图禁止亲政府的俄罗斯文艺人士演出、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赛、剥夺圣彼得堡主办欧冠的资格,都加重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西方的仇恨。

 

总而言之,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只要普京不失去对安全机构的掌控,那么民间这种逃避、冷漠、支持混合的民意态势,无法给他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冲击。

 

四、莫斯科核心领导层已全是鹰派

 

普京已执政长达23年,他的意识形态、执政理念、行为方式影响了整整一代甚至更多的俄罗斯人,俄罗斯的几乎每个角落,都已经换成了他信赖,或至少不反对他的人。这些人和他的世界观、意识形态高度相似,久而久之,普京的信念在回音室中得到了自我强化。有不少专家认为,普京之所以做出一些错误判断——例如认为仅靠20万俄军就能很快征服乌克兰、乌克兰人会欢迎俄罗斯军队等——都是因为身边人不敢对他实言相告。

 

正如许多俄罗斯观察家所言:“在俄罗斯,我们没有可以谈论的替代政治力量,也没有一个或另一个派系会做什么”。甚至有俄罗斯民主人士曾在2018年大选前宣称,他会把票投给普京,原因是反对派候选人的素质实在太过差劲,相比之下普京反而是更不坏的选择。

 

俄罗斯目前的反对派不太可能赢得普京后的任何选举,即使像纳尔瓦尼这样出名的自由派,在俄罗斯人中的声望也并不高,2022年初的一项调查显示,哪怕是在18-24岁的年轻人阵营中,纳尔瓦尼的支持率也只有25%。

 

那么,政府内部官员,尤其是中高层对普京的态度如何呢?尽管几乎不可能知道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是从目前来看,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对或者远离普京的迹象。

 

比如,Politico杂志曾在“After Putin: 12 people ready to ruin Russia next“一文中盘点过有可能接替普京的人选,尽管其中也有像现任总理米舒斯京这样的技术官僚,但大部分还是保守的安全系统出身的高官,或是普京个人的亲信,例如他的长期保镖阿列克谢·久明 (Aleksey Dyumin),或者车臣军阀头子卡德罗夫。

 

在这场战争的进行过程中,纵观俄罗斯国防部门、安全机构高层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对发起战争感到遗憾。感到遗憾的是,原本应该动用更多兵力和武器,更迅速、彻底地攻击。

 

例如,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前夕飞往莫斯科与俄方会谈,在前些日子流出的BBC专题纪录片中,他声称在离开时,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军告诉他“我们再也不会被羞辱了”。卡德罗夫也多次批评政府军不够果断,在2022年10月,他批评时任中央军区总司令拉平上将“无能“,还扬言他应该被剥夺军衔,“作为二等兵被送到前线”。近期他更是表示,继乌克兰之后,波兰应该是下一个被“去纳粹化“、”去军事化“的目标。

 

除直接和普京有联系的高官以外,在俄罗斯政府的外围,与政府内部人士有联系的外部精英也屡次发表鹰派言论。例如,2022年11月俄军从赫尔松撤退后,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愤怒达到了极点。在电报(Telegram)群拥有逾50万粉丝的弗拉德伦·塔塔尔斯基(Vladlen Tatarsky)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能在收复赫尔松以后大摇大摆来访问感到愤怒,质问莫斯科为何不能杀死泽连斯基;有着“俄罗斯国师”之称的杜金则说,每个“真正的俄罗斯人“都应对乌克兰战局感到”悲痛和咬牙切齿“,若有人不为此难过,他们就”不是俄罗斯人“。他甚至还引用一则古代某位国王因在旱季未能召来雨水,而遭到杀害剖腹的寓言,来暗示应该推翻普京(尽管他随后便表示自己支持普京)。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更是经常发出核战威胁,著名主持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Vladimir Solovyov)在2023年1月扬言要对英国投下核武器,还在2月8日狂言,美国应该被摧毁,其领土将被化作一个以斯大林命名的海峡。

 

一切迹象都表明,普京的身边已经被鹰派包围。

 

总结:俄罗斯社会的团结凸显“极限施压“理论的局限性

 

俄乌战争开始以后,美欧对俄罗斯采取了“极限施压”策略,这种策略是希望通过大幅度的经济制裁,使得俄罗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寡头资产缩水,进而让他们挺身而出反对普京政权。这样就可以加大俄罗斯政府面临的内部压力,甚至有朝一日还可以实现“政权更迭”。据Statista统计,总共有超过10000名个人和3000家公司遭到了来自西方的制裁。

 

然而,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大师,例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早已指出,仅靠“极限施压”就能从内部瓦解敌国统治阶层是很难的。在对外作战等特殊时期,民众通常会为了祖国,而愿意忍受超常的苦难。例如美国对伊朗、朝鲜、古巴等国都实行了长达几十年全方位、高强度的制裁,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崩溃,也没有对美国举手投降。

 

甚至,哪怕是比制裁更高级的,针对敌方平民区大规模、高烈度的轰炸,以及其他形式的血腥攻击,也很难打消敌方的反抗意志。例如二战时,纳粹德国对英伦三岛的空袭,以及美国对纳粹德国、日本的多次大规模空袭,都未能彻底摧毁敌方的反抗意志(事实上,本次俄乌战争中的乌克兰也是一个例子,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但是这并没有打消乌克兰人继续作战的意志。在前段时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调查中,仍然有89%的乌克兰人主张收复每一寸领土)。

 

这是因为,首先,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当人们感到自己的国家遭到攻击和制裁,或者正在对外作战的时候,民众的爱国心、凝聚力、团结一致的精神都会瞬间被激发出来,对国家以及领袖的支持度都会大幅度上升,而对政府的批判将会减少(即所谓“聚旗效应”)。

 

以美国自己为例。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入侵伊拉克以及活捉萨达姆这三个时间节点上,时任总统小布什的支持率都有大幅度提升,其中9·11事件一下子让小布什支持率飙涨到90%,而当他发起入侵伊拉克的行动时,支持率也大幅上升至70%以上。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越是对俄罗斯施压,普京的地位就越稳固(而不是相反);也是俄罗斯民众能够忍受苦难,团结在普京周围的原因。

 

其次,国家,尤其是大国,往往愿意为了实现政治和战略目标,而忍受巨大的经济惩罚。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贸易额占全球总GDP的比重创下历史新高(这一比重直到80年代才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平),各国在经济上高度地相互依赖,一旦开战,经贸损失将非常大,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他们随后为了地缘政治利益而大打出手。

 

这个道理用在俄罗斯身上也是类似的。俄罗斯当然知道,只要他们在乌克兰继续作战,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也不会中止,但是俄罗斯方面认为,乌克兰问题对本国地缘政治环境极为重要,以至于他们为此可以忍受很大的痛苦。

 

最后,被制裁的国家有许多措施可以绕过制裁,就如同本文提到的,俄罗斯以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其他中立国家作为第三国中介进口必须的零部件,事实上,这一招早在数十年前就被俄罗斯的前身苏联使用过。当时苏联依靠自己在西方国家成立的许许多多结构层次复杂的合资公司规避制裁,并通过海外的谍报人员、留学生获得所需的先进技术。

 

如果说在上世纪50-70年代,大国就已经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规避制裁的话,那么到了数字化程度大大加深的今天,国家可以在全球多个地方成立层次结构极其复杂如洋葱般的公司获取技术;利用金钱全球化自由流动的性质,从财富基金、避税天堂那里得到资本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制裁的作用就进一步减弱了。

 

总而言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普京政府依然相当稳定,被内部势力推翻的可能性很小。而即使被内部势力推翻,取代普京的也更有可能是意志坚定的战争鹰派,而不是崇尚与西方缓和的技术官僚,俄乌冲突的长期化是最有可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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