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谈融合发展与香港一国两制
更新时间：2017-09-04 18:57:39 | 来源： 中评社
习近平主席强调：确保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中评社香港9月4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王平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发表专文《树立国家观念 方能行稳致远》，作者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融合发展’理论，已经为合资格港人落实‘国民待遇’—实现‘国家认同’--‘树立国家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说，‘融合发展’理论是‘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一国两制’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教训吸取，对于‘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历史意义。”“应该看到，国家发展、两岸关系、对港对澳，习近平主席都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宏大目标来谋划未来的，是希望通过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方式、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来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及统一后的发展问题。现在理论基础、目标和路径，都已经具备，端视涉港各界如何根据融合发展的理论，迅速藉助融合平台步入能够‘确保’的正确路径，从而达致‘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目标。”文章内容如下：
香港回归20年的发展与进步有目共睹，“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从中央政府的层面讲，可以说是严格遵守了“一国两制”的事先承诺。但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远非一帆风顺。2003年， 香港政府推动23 条立法失败；2012年，香港政府推行“国民教育”失败；2014年，香港发生反对《基本法》的“占中”行动；2015年，香港政改在立法会被否决。这一系列事件表明， 香港社会的一部分政治势力对“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抱有敌视态度，对“两制”加以扩张式的政治利用。
香港诸多问题的关键是“国家认同”出了问题
客观而言，“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关键是“国家认同”出了问题。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虽然明确表达拒绝“国家认同”的群体仍旧属于极少数，但是真正具有国家认同的群体，却有比例降低的趋势。回归以来，由于国民身份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且目前传媒、教育、司法都以反建制势力占优，立法也已经处于乱象之中，贬抑“国家认同”的声量远远大于“树立国家观念”的声量，年轻人特别是大学以及部分中学的学生，受到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如果对这种状态不加以调控，“国家观念”将会持续遭到削弱。而这条路如果任其发展，“行稳致远”将无法实现，最后真正受伤的必定是香港社会的普罗大众。
从目前香港的政治生态看，直接号召、推动“港独”的极端分子确实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那种把几个极端分子送入立法会这个香港重要机构的背后力量，是具有相当的能量的，同时更彰显了这种力量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破坏力---我们不能仅仅把这些极端分离分子在立法会的闹剧当作极少数极端分子挑衅“一国”的作秀行为，那样就会重犯当初轻视“港独”苗头的错误。关键在于，这些人的行为不仅会怂恿、激励更多的大小政客争相以践踏国家尊严的方式谋求政治资源，而且会诱惑、刺激更多的人士以对抗国家的方式积累政治资本。如果不加以压制，就会产生严重的破窗效应，会给那些意图通过极端行为迅速获得政治影响力的各类政客增强荼毒“国家观念”包括以更激进的方式否定“一国”的勇气。
习近平主席运用底线思维对香港提出明确要求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港的几次讲话，运用了底线思维，对香港提出了回归以来难得的明确要求。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则是“确保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他在香港机场讲的这句话，对回归二十周年的香港既有期许，也有指引，还有劝喻，甚至是警告。就是说，期望香港能够长期繁荣稳定，同时指引香港社会朝向这个前景目标推进，也劝喻香港相关各界都应该朝着繁荣稳定的方向团结努力，并警告一些政治势力如果刻意制造动乱将危及整个香港社会包括这些势力生存的空间。
同时，习近平主席也告知香港各界，中央政府将帮助香港“谋划未来”。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央对于回归以后香港过于放任的发展状况有所担忧，有意主动帮助香港强化竞争力、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的：“牢固树立国家观念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的核心要求，离开了这个基本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另外国家及时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构思，可以说，习近平对香港问题的顶层设计，已经呼之欲出。
习主席对港顶层设计的核心思想在于“融合发展”
很明显，中央已经对香港的长远目标、基本保障、方略路径、实施平台都有了明确的方向。对港顶层设计的核心思想，在于“融合发展”方略。
一，长远目标是“确保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一国两制”是中国的既定国策，历届领导人都强调会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个既定方针。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不忘初衷”？习近平曾经对前去北京述职的前特首梁振英表示：中央对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从回归20年的实践看，中央是坚定执行这个既定方针的，而能否“确保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关键，乃是“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基本保障是“牢固树立国家观念”——要想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就涉及有什么力量来“确保”的问题。毫无疑问，香港已经进入选举社会，除非废除目前的选举制度，否则选民基础就是“确保”的关键。毫无疑问，如果废除香港已经实行的选举制度，无疑也就直接宣告了“一国两制”实践的失败，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么，有效的选择只能是强化爱国爱港的选民基础。就选民基础而言，必须承认非建制力量在直选方面占有相当的优势，如果不扭转这种态势，若功能组别日渐减少、直选议席不断增加，立法会的结构就有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非建制立法会议员如果占据立法会议席的多数，将严重威胁香港的社会安定。那么，营造一个爱国爱港力量超越非建制力量的选民基础，就是必须思考与运作的重大问题。
三，方略路径是“融合发展”——人们经常说“形如路人”，就是指两个人虽然曾经相识但是已经逐渐没有关联。对香港的大多数普通选民来说，与内地的联结基本上属于感性认同，不仅缺乏牢固的利益联结，身份认同或者说实质上的“国民认同”更加处于缺位状态。一般而言，如果从第一代香港移民算起，由于缺乏实质的“国民身份”，第二代、第三代就迅速削弱了对国家的感性认同，“树立国家观念”也就成了无本之木。必须承认，没有有效的方式锚固“身份认同”，隔代青年的“国家认同”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微弱的情感与利益冲击，与内地很容易沦为“形同路人”。“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把新桃换旧符”，老一代选民的凋零与新一代选民的登场属于自然规律，如果想要营造一个大于非建制的建制派选民群体，对这种越来越多的“隔代人”选民就必须认真维系，因为新增选民绝大多数由这个群体产生。应该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融合发展”理论，虽然主要是针对两岸关系、对台政策进行阐述的，但是无疑可以直接适用到中央对港政策中来。通过“融合发展”，让绝大多数香港民众获得“国民待遇”、分享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让大量握有选票的普通港人对国家产生“与有荣焉”的感觉，真心愿意建设共同家园，进而形成坚实的超过非建制支持者的选民基础，使爱国爱港力量在立法会始终保持优势。
四，实施平台是“粤港澳大湾区”——回归以来，香港曾经拥有主动介入珠三角经济发展、实现良性互补、为香港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的良机。但是由于当时特区政府少数高级公务员对内地心存歧见，失去了低成本利用内地资源的机会。以目前的局势看，依靠香港内生动力主动推行“融合发展”，可能性不大，需要具体规划设计进行外力拉动。这个具体规划设计，从目前看只能依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7年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粤港澳大湾区。而据报道，《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已于6月底上报国家发改委①。通过外力驱动使香港全面参与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实现人员、资金等全方位的融合发展，对帮助绝大多数港人分享国家发展成就、获得“国民身份”，进而形成“国家认同”和“国家观念”，构筑坚实的超越非建制力量的爱国爱港选民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对港顶层设计的核心思想，已经落在“融合发展”方略上。因为只有通过“融合”，落实“国民身份”，才能强化香港社会大多数选民个体与国家的联系，从法定身份地位上强化“国家认同”；只有实现“发展”，让香港的普通选民分享国家经济强化的红利，才容易从内心滋生“国家认同”的意愿，并最终形成稳固的“国家观念”。
“稳”字意涵丰富 需要高度重视
而习近平主席机场讲话中，“行稳致远”的“稳”字，值得香港社会包括内地涉港部门关注。
毫无疑问，“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离不开“稳”字，很难想像一个动荡甚至动乱不止的香港，能够正面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甚至可以说，“乱”象不止，才是那些不希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激进反对势力所希望的。
既然“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离不开“稳”，那么如何实现“稳”就是必须思考的问题。仅从民选议员的角度说，香港已经进入选举社会，随着时间推移，通过直选进入香港立法会的议员比例必定越来越高，直至最后全面实现直选。只要这个过程不可逆，那么如何保障直选议员中被爱国爱港选民推送进入立法会的比例能够保持大多数甚至超过三分之二，乃是维持香港立法会这个重要政制架构稳定运转的关键。
毋庸讳言，目前面临的局面并不乐观。假设马上废除功能组别，全面实现直选，建制派能否在立法会内过半都很是问题。
所以，在功能组别面临压力或者说从长远看必将逐步缩减比例的趋势看，如何扩大并形成稳固的选民基础、保证爱国爱港群体投票选出的议员能够在立法会保持优势，是香港社会未来能否保持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需要经由“国家认同”形成“国家观念”
那么，在目前传媒、大学中学教育、司法都由非建制占优的不利环境下，如何实现这种保障？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让爱国爱港选民在香港有效选民中占据大多数，也就是让大多数港人接受“国家认同”，具有“国家观念”。
习近平主席强调“确保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张德江委员长要求港人要“树立国家观念”，是对香港提出了非常重要、也非常明确的目标和要求。这种理想状态不会自动实现，相关涉港部门需要在能够由内地主导的领域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满足要求、达至目标。我们必须承认当前的现实，由于当今香港的教育、传媒、司法都处于非建制力量占优的状态，港人片面接受内地负面信息的机会远比正面信息为多，这种负面信息对整体教育程度偏低的香港普罗大众，特别是年轻人，自然起着“潜移默化”的负面作用。而“潜移默化”的负面政治结果，已经通过近年的选举展示其严重性：那就是新增选民中绝大多数选择了支持非建制候选人。
现实地看，目前选民的政治倾向，在50岁以上的选民中，爱国爱港选民所占比例相对较高；而在30岁以下的选民中，支持非建制候选人的比例明显占优。而年龄段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重要分界，与香港的教育、媒体生态密切关联，更与“隔代港人”的“家、国失联”有很大关系。考虑到具有比较浓重的“家国情怀”的老一代逐渐从社会中心撤出，而“家、国失联”新增选民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这种趋势令人担忧。
落实“国民身份”、享受“国民待遇”、培植“国家认同”
很明显，一家之中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直系亲缘关系一般是比较密切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往往就开始疏离，各自发展更为重视的人际关系。香港年轻一代与内地的情感维系主要建基于上一代的家园与亲缘关系，本身与内地的关系是脆弱的。特别是在世界观形成的年龄，香港的年轻人更多地接受了关于内地的负面信息，且他或她本身与内地并无身份关联，亲缘也属于间接性的，内地对他或她来说并无家园的记忆，且自己的上一代也因为户籍制度失去了内地身份，就使得年轻人很容易对内地抱持“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态度。
虽然按照《基本法》，绝大多数香港年轻一代作为香港公民也属于“中国公民”，但是他们自出生起并未享受真正的“国民待遇”，对“国民身份”并无感觉，如果没有父母的强力引导，“国家观念”也就无从谈起。客观地说，不真正落实“国民待遇”、不真正解决“国民身份”的问题，“国家认同”就缺乏诱因、难以自发生成，也就无法达至“树立国家观念”的要求。而如果大多数港人不能“树立国家观念”，爱国爱港的选民基础也就无法形成优势。在立法权力被英国在撤退前刻意设计、扩大到已经足以钳制行政的香港，如果爱国爱港选民不能占据多数，不仅无法保证立法会议事厅的正常运作，也难以通过立法与司法对 “港独”形成有效遏制；如果不能对“港独”言行形成有效遏制，不能有效缩限“港独”的滋生土壤与活动空间，激进分离势力及某些境外反华势力支持的香港政治力量，就必然会兴风作浪。这样，香港的“稳定”必然无法保证，就会很快干扰香港的经济。没有“繁荣”，香港社会不可能“稳定”；而没有“稳定”，也就难以实现“繁荣”。如果香港堕入这种“恶性循环”，“一国两制”还有什么可能“行稳致远”？
所以，为了“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就必须让大多数港人“树立国家观念”；而为了能够让大多数港人“树立国家观念”，就必须首先实现“国家认同”；为了实现“国家认同”，就必须让绝大多数港人“真正享有国民待遇”，让握有选票的大多数港人都能够分享国家发展的好处。
结语
习近平主席的“融合发展”理论，已经为合资格港人落实“国民待遇”—实现“国家认同”--“树立国家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说，“融合发展”理论是“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一国两制”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教训吸取，对于“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历史意义。
应该看到，国家发展、两岸关系、对港对澳，习近平主席都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宏大目标来谋划未来的，是希望通过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方式、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来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及统一后的发展问题。现在理论基础、目标和路径，都已经具备，端视涉港各界如何根据融合发展的理论，迅速藉助融合平台步入能够“确保”的正确路径，从而达致“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目标。
注释
①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报道，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吴维保日前在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揭牌时透露，《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已于（2017年）6月底上报国家发改委。大湾区的规划范围包括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规划涉及的重大基础设施、重点发展平台、重要经贸合作等自然延伸、辐射到泛珠三角等其他区域。参与规划编制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透露，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国际一流湾区基本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的框架基本确立；2030年位居全球湾区榜首，成为全球先进制造业中心、全球重要创新中心、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的能力大幅跃升，跻身世界知名城市群前列。
香港回归20年的发展与进步有目共睹，“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从中央政府的层面讲，可以说是严格遵守了“一国两制”的事先承诺。但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远非一帆风顺。2003年， 香港政府推动23 条立法失败；2012年，香港政府推行“国民教育”失败；2014年，香港发生反对《基本法》的“占中”行动；2015年，香港政改在立法会被否决。这一系列事件表明， 香港社会的一部分政治势力对“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抱有敌视态度，对“两制”加以扩张式的政治利用。
香港诸多问题的关键是“国家认同”出了问题
客观而言，“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关键是“国家认同”出了问题。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虽然明确表达拒绝“国家认同”的群体仍旧属于极少数，但是真正具有国家认同的群体，却有比例降低的趋势。回归以来，由于国民身份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且目前传媒、教育、司法都以反建制势力占优，立法也已经处于乱象之中，贬抑“国家认同”的声量远远大于“树立国家观念”的声量，年轻人特别是大学以及部分中学的学生，受到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如果对这种状态不加以调控，“国家观念”将会持续遭到削弱。而这条路如果任其发展，“行稳致远”将无法实现，最后真正受伤的必定是香港社会的普罗大众。
从目前香港的政治生态看，直接号召、推动“港独”的极端分子确实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那种把几个极端分子送入立法会这个香港重要机构的背后力量，是具有相当的能量的，同时更彰显了这种力量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破坏力---我们不能仅仅把这些极端分离分子在立法会的闹剧当作极少数极端分子挑衅“一国”的作秀行为，那样就会重犯当初轻视“港独”苗头的错误。关键在于，这些人的行为不仅会怂恿、激励更多的大小政客争相以践踏国家尊严的方式谋求政治资源，而且会诱惑、刺激更多的人士以对抗国家的方式积累政治资本。如果不加以压制，就会产生严重的破窗效应，会给那些意图通过极端行为迅速获得政治影响力的各类政客增强荼毒“国家观念”包括以更激进的方式否定“一国”的勇气。
习近平主席运用底线思维对香港提出明确要求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港的几次讲话，运用了底线思维，对香港提出了回归以来难得的明确要求。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则是“确保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他在香港机场讲的这句话，对回归二十周年的香港既有期许，也有指引，还有劝喻，甚至是警告。就是说，期望香港能够长期繁荣稳定，同时指引香港社会朝向这个前景目标推进，也劝喻香港相关各界都应该朝着繁荣稳定的方向团结努力，并警告一些政治势力如果刻意制造动乱将危及整个香港社会包括这些势力生存的空间。
同时，习近平主席也告知香港各界，中央政府将帮助香港“谋划未来”。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央对于回归以后香港过于放任的发展状况有所担忧，有意主动帮助香港强化竞争力、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的：“牢固树立国家观念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的核心要求，离开了这个基本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另外国家及时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构思，可以说，习近平对香港问题的顶层设计，已经呼之欲出。
习主席对港顶层设计的核心思想在于“融合发展”
很明显，中央已经对香港的长远目标、基本保障、方略路径、实施平台都有了明确的方向。对港顶层设计的核心思想，在于“融合发展”方略。
一，长远目标是“确保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一国两制”是中国的既定国策，历届领导人都强调会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个既定方针。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不忘初衷”？习近平曾经对前去北京述职的前特首梁振英表示：中央对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从回归20年的实践看，中央是坚定执行这个既定方针的，而能否“确保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关键，乃是“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基本保障是“牢固树立国家观念”——要想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就涉及有什么力量来“确保”的问题。毫无疑问，香港已经进入选举社会，除非废除目前的选举制度，否则选民基础就是“确保”的关键。毫无疑问，如果废除香港已经实行的选举制度，无疑也就直接宣告了“一国两制”实践的失败，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么，有效的选择只能是强化爱国爱港的选民基础。就选民基础而言，必须承认非建制力量在直选方面占有相当的优势，如果不扭转这种态势，若功能组别日渐减少、直选议席不断增加，立法会的结构就有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非建制立法会议员如果占据立法会议席的多数，将严重威胁香港的社会安定。那么，营造一个爱国爱港力量超越非建制力量的选民基础，就是必须思考与运作的重大问题。
三，方略路径是“融合发展”——人们经常说“形如路人”，就是指两个人虽然曾经相识但是已经逐渐没有关联。对香港的大多数普通选民来说，与内地的联结基本上属于感性认同，不仅缺乏牢固的利益联结，身份认同或者说实质上的“国民认同”更加处于缺位状态。一般而言，如果从第一代香港移民算起，由于缺乏实质的“国民身份”，第二代、第三代就迅速削弱了对国家的感性认同，“树立国家观念”也就成了无本之木。必须承认，没有有效的方式锚固“身份认同”，隔代青年的“国家认同”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微弱的情感与利益冲击，与内地很容易沦为“形同路人”。“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把新桃换旧符”，老一代选民的凋零与新一代选民的登场属于自然规律，如果想要营造一个大于非建制的建制派选民群体，对这种越来越多的“隔代人”选民就必须认真维系，因为新增选民绝大多数由这个群体产生。应该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融合发展”理论，虽然主要是针对两岸关系、对台政策进行阐述的，但是无疑可以直接适用到中央对港政策中来。通过“融合发展”，让绝大多数香港民众获得“国民待遇”、分享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让大量握有选票的普通港人对国家产生“与有荣焉”的感觉，真心愿意建设共同家园，进而形成坚实的超过非建制支持者的选民基础，使爱国爱港力量在立法会始终保持优势。
四，实施平台是“粤港澳大湾区”——回归以来，香港曾经拥有主动介入珠三角经济发展、实现良性互补、为香港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的良机。但是由于当时特区政府少数高级公务员对内地心存歧见，失去了低成本利用内地资源的机会。以目前的局势看，依靠香港内生动力主动推行“融合发展”，可能性不大，需要具体规划设计进行外力拉动。这个具体规划设计，从目前看只能依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7年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粤港澳大湾区。而据报道，《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已于6月底上报国家发改委①。通过外力驱动使香港全面参与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实现人员、资金等全方位的融合发展，对帮助绝大多数港人分享国家发展成就、获得“国民身份”，进而形成“国家认同”和“国家观念”，构筑坚实的超越非建制力量的爱国爱港选民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对港顶层设计的核心思想，已经落在“融合发展”方略上。因为只有通过“融合”，落实“国民身份”，才能强化香港社会大多数选民个体与国家的联系，从法定身份地位上强化“国家认同”；只有实现“发展”，让香港的普通选民分享国家经济强化的红利，才容易从内心滋生“国家认同”的意愿，并最终形成稳固的“国家观念”。
“稳”字意涵丰富 需要高度重视
而习近平主席机场讲话中，“行稳致远”的“稳”字，值得香港社会包括内地涉港部门关注。
毫无疑问，“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离不开“稳”字，很难想像一个动荡甚至动乱不止的香港，能够正面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甚至可以说，“乱”象不止，才是那些不希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激进反对势力所希望的。
既然“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离不开“稳”，那么如何实现“稳”就是必须思考的问题。仅从民选议员的角度说，香港已经进入选举社会，随着时间推移，通过直选进入香港立法会的议员比例必定越来越高，直至最后全面实现直选。只要这个过程不可逆，那么如何保障直选议员中被爱国爱港选民推送进入立法会的比例能够保持大多数甚至超过三分之二，乃是维持香港立法会这个重要政制架构稳定运转的关键。
毋庸讳言，目前面临的局面并不乐观。假设马上废除功能组别，全面实现直选，建制派能否在立法会内过半都很是问题。
所以，在功能组别面临压力或者说从长远看必将逐步缩减比例的趋势看，如何扩大并形成稳固的选民基础、保证爱国爱港群体投票选出的议员能够在立法会保持优势，是香港社会未来能否保持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需要经由“国家认同”形成“国家观念”
那么，在目前传媒、大学中学教育、司法都由非建制占优的不利环境下，如何实现这种保障？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让爱国爱港选民在香港有效选民中占据大多数，也就是让大多数港人接受“国家认同”，具有“国家观念”。
习近平主席强调“确保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张德江委员长要求港人要“树立国家观念”，是对香港提出了非常重要、也非常明确的目标和要求。这种理想状态不会自动实现，相关涉港部门需要在能够由内地主导的领域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满足要求、达至目标。我们必须承认当前的现实，由于当今香港的教育、传媒、司法都处于非建制力量占优的状态，港人片面接受内地负面信息的机会远比正面信息为多，这种负面信息对整体教育程度偏低的香港普罗大众，特别是年轻人，自然起着“潜移默化”的负面作用。而“潜移默化”的负面政治结果，已经通过近年的选举展示其严重性：那就是新增选民中绝大多数选择了支持非建制候选人。
现实地看，目前选民的政治倾向，在50岁以上的选民中，爱国爱港选民所占比例相对较高；而在30岁以下的选民中，支持非建制候选人的比例明显占优。而年龄段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重要分界，与香港的教育、媒体生态密切关联，更与“隔代港人”的“家、国失联”有很大关系。考虑到具有比较浓重的“家国情怀”的老一代逐渐从社会中心撤出，而“家、国失联”新增选民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这种趋势令人担忧。
落实“国民身份”、享受“国民待遇”、培植“国家认同”
很明显，一家之中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直系亲缘关系一般是比较密切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往往就开始疏离，各自发展更为重视的人际关系。香港年轻一代与内地的情感维系主要建基于上一代的家园与亲缘关系，本身与内地的关系是脆弱的。特别是在世界观形成的年龄，香港的年轻人更多地接受了关于内地的负面信息，且他或她本身与内地并无身份关联，亲缘也属于间接性的，内地对他或她来说并无家园的记忆，且自己的上一代也因为户籍制度失去了内地身份，就使得年轻人很容易对内地抱持“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态度。
虽然按照《基本法》，绝大多数香港年轻一代作为香港公民也属于“中国公民”，但是他们自出生起并未享受真正的“国民待遇”，对“国民身份”并无感觉，如果没有父母的强力引导，“国家观念”也就无从谈起。客观地说，不真正落实“国民待遇”、不真正解决“国民身份”的问题，“国家认同”就缺乏诱因、难以自发生成，也就无法达至“树立国家观念”的要求。而如果大多数港人不能“树立国家观念”，爱国爱港的选民基础也就无法形成优势。在立法权力被英国在撤退前刻意设计、扩大到已经足以钳制行政的香港，如果爱国爱港选民不能占据多数，不仅无法保证立法会议事厅的正常运作，也难以通过立法与司法对 “港独”形成有效遏制；如果不能对“港独”言行形成有效遏制，不能有效缩限“港独”的滋生土壤与活动空间，激进分离势力及某些境外反华势力支持的香港政治力量，就必然会兴风作浪。这样，香港的“稳定”必然无法保证，就会很快干扰香港的经济。没有“繁荣”，香港社会不可能“稳定”；而没有“稳定”，也就难以实现“繁荣”。如果香港堕入这种“恶性循环”，“一国两制”还有什么可能“行稳致远”？
所以，为了“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就必须让大多数港人“树立国家观念”；而为了能够让大多数港人“树立国家观念”，就必须首先实现“国家认同”；为了实现“国家认同”，就必须让绝大多数港人“真正享有国民待遇”，让握有选票的大多数港人都能够分享国家发展的好处。
结语
习近平主席的“融合发展”理论，已经为合资格港人落实“国民待遇”—实现“国家认同”--“树立国家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说，“融合发展”理论是“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一国两制”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教训吸取，对于“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历史意义。
应该看到，国家发展、两岸关系、对港对澳，习近平主席都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宏大目标来谋划未来的，是希望通过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方式、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来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及统一后的发展问题。现在理论基础、目标和路径，都已经具备，端视涉港各界如何根据融合发展的理论，迅速藉助融合平台步入能够“确保”的正确路径，从而达致“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目标。
注释
①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报道，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吴维保日前在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揭牌时透露，《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已于（2017年）6月底上报国家发改委。大湾区的规划范围包括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规划涉及的重大基础设施、重点发展平台、重要经贸合作等自然延伸、辐射到泛珠三角等其他区域。参与规划编制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透露，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国际一流湾区基本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的框架基本确立；2030年位居全球湾区榜首，成为全球先进制造业中心、全球重要创新中心、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的能力大幅跃升，跻身世界知名城市群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