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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两会专访:刘兆佳纵论香港管治

更新时间:2018-02-26 09:49:59  |  来源: 中评网

中评社香港2月25日电(记者 林艳)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中评社记者日前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了上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就香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刘兆佳针对一国两制、港人国家意识观念、港人心态调整、两地融合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 
 

刘兆佳,1947年出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大学。1975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现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前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首席顾问、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 

刘兆佳认为,从整体角度来看“一国两制”,不能单看香港的高度自治权,还要看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二者缺一不可。他认为,只有让香港人知道“一国两制”的原形和目标是什么,才能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一方面要加强宣传论述,通过来自中央、来自内地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香港的爱国力量,对“一国两制”核心内容做长期、广泛的论述,使其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要积极反击错误的理解,让香港人知道在“一国两制”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同时,也要支持香港更好地参与到国家发展中,让他们成为国家发展的受惠者,从而在思想上更加接受“一国两制”。 
  
同时,刘兆佳也指出,香港当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改变部分人对内地、对国家以及对中央的逆反心态。过去二十年来,香港因为花了太多时间在政治内耗,影响了特区政府的施政效率,破坏了香港的稳定团结局面,也拖了香港的发展后腿。他认为,未来两地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家的经济也越来越和世界经济连在一起。香港根本不可能逃避内地,香港经济将会越来越同内地经济连接在一起。香港应当提升自我的竞争力,从心里上和能力上适应这个大潮流,更好地利用国家的发展来推动我们自身的发展。

以下是访谈具体问答内容: 

中评社记者: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您如何理解习总书记这里所提到的“有机结合”?维护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刘兆佳:这个有机结合其实也不是太复杂。习总书记主要讲,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有了主权,进而就延伸到中国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一方面,中央授权特区政府高度自治,同时也保有特区高度自治的监督权。另一方面,中央并没有授予特区全部的权力,还保留了部分权力在中央手上,包括国防、外交等。这个“等”字非常关键。 

看清楚《基本法》里的权力分配十分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了这方面,认为中央除了保留国防和外交的的权力外,其他权力都授予了香港特区。其实,中央除了国防、外交权力之外,还有属于中央管理事务的权力。比如,委任特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权力;人大常委会审查立法会通过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权力;人大常委会在必要时可以宣布特区进入紧急状态等,这些往往都涉及到中央与特区的关系。 

在“一国两制”的运作过程中,中央如何行使全面管治权力和特区政府如何行使高度自治权力,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与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加起来,才能共同推进“一国两制”的发展,维持香港繁荣稳定,推动香港的发展,确保“一国两制”在运作过程中的“不变形、不走样”,始终全面准确贯彻。因此,从整体角度来看“一国两制”,不能单看香港的高度自治权,还要看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二者缺一不可,两个方面一起构成“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两个权力是互相配合的。双方要互相支持对方,才能让“一国两制”发挥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香港的效果。 

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明日前也提到,西环和中环走在一起,对香港的稳定和发展十分重要。强调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自治权有机结合,是要驳斥过去香港内部有些把香港当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说法,并以此来否定中央的权力。因此,中央这些年来要突出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全面阐述在“一国两制”下中央全面管治权和香港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提醒香港人,香港的高度自治是来自中央授予,香港不是什么独立政治或半政治实体。而且,在“一国两制”的运作过程中,是否达到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香港的原来目标,中央方面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一国两制”能否落实成功离不开中央和特区的共同努力。 

中评社记者:中央和特区政府的职能应该具体如何分工配合更好? 

刘兆佳:按照“一国两制”的设想,中央赋予香港高度自治权。《基本法》中说得很清楚,凡是涉及到香港内部的经济、社会、民生、文化各方面的政策,就由特区政府来制定,当然在制定过程中要考虑香港各方面的意见。中央主要管理一些国防、外交和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所必须处理的事务。 

其实,分工是很清楚的,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争论呢?主要是因为香港有部分人,不愿意承认中央所拥有的权力。甚至,一些人在口头上承认那些权力,但当中央在香港依法行使权力的时候,就会被一些人包括部分法律界精英批判为中央越权、滥权,说中央破坏了香港高度自治、破坏了香港的法治。比如人大释法,被香港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法律界精英认为是破坏香港高度自治和司法独立,这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承认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常委会视为一个政治组织而非法律机构,从而不承认人大释法。但是,人大释法本来就是香港《基本法》所规定的,也是“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法律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央和特区在权力和职能上的分工其实比较清楚,只是很多人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存在一些错误的理解,部分人甚至蓄意曲解以蛊惑群众。 

中评社记者:习总书记上任以来,多次发表对港讲话。香港回归二十周年时,习近平在访港时也提到,香港一直牵动着他的心。您如何评价习近平对港思想?您认为他的对港政策有何不同之处?  

刘兆佳: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央对港政策基本上是一以贯之,都是以邓小平先生的“一国两制”基本理论为基础,并结合香港和国家不断发展的情况来做出一些改变。但基本上,原来的“一国两制”目标和核心内容没有改变。“一国两制”主要目标是保存香港原来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其中的制度主要是指香港的颇为独特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国两制”的目标是促进国家统一,让国家能够以和平方式收回香港,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来协助国家的发展。同时香港得以通过参与国家发展来带动自身发展。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中央在尊重香港的制度和价值观的同时,也不能容许香港变成一个对抗中央的渗透基地或反共基地。中央在推动“一国两制”过程中,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些思路来进行的。

近几年来,中央参与香港事务增多了。一是在经济上,中央越来越多地通过制定一些经济政策,更大力度地去推动香港的发展,让香港能够融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局中。香港的发展越来越依靠国家的发展。不过,在回归之前,香港人并没有想到国家的发展对香港的发展那么重要。二是积极应对一些挑战“一国两制”、挑战中央的力量,纠正香港内部对“一国两制”的错误理解,把“一国两制”的发展和实践,纳入原有的轨道上。回归初期,中央对“一国两制”的阐述比较少,香港反对派所理解和宣扬的“一国两制”占据了主导地位。近几年,中央多了一些对香港“一国两制”的论述,同时也积极抗击那些错误理解“一国两制”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国家统一的力量,特别是那些港独主张和本土分离主义、以及一些不断挑战中央权力的力量。可以发现国家领导人、内地专家学者和香港爱国人士,就“一国两制”初心进行不断论述,目的就是要去改变一些人对“一国两制”的错误看法。 

中评社记者:最近这几年,分离主义势力非常活跃,我们注意到也有很多的青年参与其中,不论是雨伞运动还是立法会事件,亦或是前不久在中大发生的民主墙事件。您如何看待香港社会出现的这股现象?分析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来遏制分离势力的蔓延?  

刘兆佳:香港在回归前,很多人以为香港和国家都会保持原有状况。国家还是会继续高度依靠香港,香港在国家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不变。回归后最大的变化是国家快速崛起,这个速度之快是没有人能够预计得到的,国家崛起对世界各国都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冲击。这也改变了很多香港人以前的心理预期,感受到了来自内地的竞争压力,对香港无疑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大量的内地资金和人才进入香港,香港经济发展越来越和国家经济发展黏在一起,内地的一些生活方式也影响到了香港。 

这让一些香港人产生了不安全感,甚至是恐惧。有些人担忧,这样下去,香港的经济会否成为内地经济的附庸,香港原有的价值观和制度能否受到保护,香港利益会否受到威胁?尤其是过去二十年的发展,随着他们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部分香港人觉得香港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社会向上流动所增加的机会,跟不上年轻人诉求的增长。因而导致有些人尤其是年轻人,觉得要保卫香港的利益、价值观、社会风气,便需要和内地切割,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排斥内地、否定国家,甚至是搞港独,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实体。这种言论和它所衍生的行动,都是基于恐惧所产生的反应,也是对香港本身的优越感减少,对香港和自己信心减少的一种反应。从动态角度来看,也考虑到其他地方的经验,这种情绪恐怕也只是暂时的情绪,是部分人还没有习惯、没能够接受和适应香港和内地在国家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所出现的一个短时间内的心理反应。 

从香港历史来看,香港适应能力其实很强。所以,我觉得那些人慢慢地都会接受现实,你不能阻止国家崛起,也不能阻止内地和香港之间发生越来越大的竞争关系。同时,也要了解到,国家的发展也会为香港带来很多新机遇。香港不能好像过去那样依靠西方来提供发展机会,因为西方本身也遇到众多经济难题,而反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正在西方抬头,所以国家和亚洲的发展对香港特别重要,也将会越来越重要。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大家也会意识到香港不能离开国家发展。那么,如何从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香港应当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充分发挥其独特和难以替代的优势,从心理上和能力上顺应和利用这个大潮流,更好地借助国家的发展来推动我们自身的发展。同时,中央也希望香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能够发挥独特优势和贡献,也会愿意采取政策和措施来协助香港发展。香港人逐步建立起这种积极的观点和对将来的乐观预期,才能逐步减少港独主张、本土分离主义或是一些对国家对中央的逆反情绪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从动态角度来讲,我相信那些问题迟早也会变得没有那么严重。 

中评社记者:的确,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是创造经济奇迹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如今,随着内地的飞速发展,这样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内地不少城市的经济发展已经超越了香港,超出了很多香港人回归前的预期,这也给香港人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落差。那么,您认为,香港人应该如何来调试这样的心态?  

刘兆佳:其实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时间。随着时间的过去,香港人也肯定会重归现实。从历史上来说,香港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因为在它过去一百多年来,它总能克服危机找到新的发展,所以很多人都把香港当作一个福地。当然,每次危机出现的时候都必然会引起一些忧虑或恐惧。但香港始终还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现代化,以理性和务实主义主导的社会。中央对香港非常支持,国家崛起也为香港带来很多机遇。 
  
现在对香港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就看香港人把机遇作为最重要的考虑还是把挑战威胁作为最重要的考虑。目前两种论调都有,正在交锋中。部分香港人把挑战作为影响香港未来的看法,是非常悲观的,但还有更多人则是从机遇的乐观角度来察看香港的未来。 

有一种重西方、轻东方的心态。这就要求香港人放弃过去还是西方一部分时所产生的不合时宜的优越感,来重新为香港、为自己定位。学习新的东西、新的语言来装备自己,利用好国家和亚洲所提供的发展机会。 

中评社记者:“一国两制”是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重点,香港社会出现了对“一国两制”的抹黑和扭曲,包括夸大和制造“两制”的矛盾。您如何看待香港社会出现的这个现象?您认为当前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偏差问题在哪? 

刘兆佳:从头到尾,偏差都来自一个方面,就是政治方面。这是由于部分港人对“一国两制”原本目标和核心内容不是太清楚,尤其是在回归后很长一段时间,反对派和部分法律界精英掌握了如何理解“一国两制”的话语权。很多香港人把香港当成一个独立政治实体,没有充分认识到回归后香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意识到香港高度自治来自中央的授权,没有对国家主权的概念有充分认识,也没有对中央权力在“一国两制”下所履行的功能有充分理解。当然这些背后的一个原因是有部分人对西方仰视,但对国家和自己的民族却是一种俯视的心态。 

因此,这些年来中央要做所谓“拨乱反正”的工作,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积极地来抗击香港的反对势力,纠正错误的理解。虽然也会引起那些力量和他们在西方的支持者的反扑,但若不这么做,长期下去,香港的“一国两制”就会走上歪路,香港就会成为对抗中央的基地。这样的“一国两制”对香港不利,也对国家不利,更没有延续的可能。 

经过中央和香港各方面的努力,香港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其实已经改正了不少。很多人对“一国两制”究竟是什么,中央究竟有什么权力,中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在“一国两制”中的角色,都看得更加清楚了一些。这可以从近来几个事件来看,如行政长官普选、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第104条、一地两检等。这些事件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论,而反对势力又不断煽风点火,但没有引起很大的风波,没有对香港政治局势带来太大的冲击。但如果同样的问题放在十多年前,估计会引起轩然大波。这也是中央、内地专家学者和香港的爱国力量拨乱反正所取得的结果。 

中评社记者:香港人应该如何来正确认识“一国两制”?如何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 

刘兆佳:三个方面。第一是论述宣传方面,通过来自中央、来自内地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香港的爱国力量,对“一国两制”核心内容做长期、广泛的论述,使其深入人心。同时,也可将其作为香港大学、中学教育课程中的一部分。第二是通过支持香港更好地参与到国家发展中,让更多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从国家发展中得到好处,成为受惠者,这将会让他们在思想上更加接受“一国两制”。目前很多港人都认为,很多中央惠港政策对财团有利,对他们并没有直接帮助,这是个很不理想的状况,必须尽快改变过来。第三是要积极反击错误的理解,比如误以为中央要来削弱香港高度自治、加强对香港的控制等,让更多香港人明白“一国两制”到底是怎么回事,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香港和内地在纷乱的世界上是“命运共同体”等。 

只有让香港人知道“一国两制”原来设计的形状是什么,才能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特别是了解“一国两制”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是从国家利益发展角度来制定的,不只是为了香港本身,所以我们位置要摆得很清楚。 

中评社记者:张德江委员长在纪念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提到,要在香港社会普遍树立起国家意识,从长远来看,应该如何来解决?  

刘兆佳:主要还是国民教育。国家意识不是从天而降的,一定要通过某种思想教育才能形成。要理解香港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历史不能离开中国历史来理解。更重要的是,要让更多人了解到他们的利益和内地同胞的利益是一致的,大家命运和利益相连,是“命运和利益共同体”,国家不好的话我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同时也要让很多人觉得我们越来越不能依靠西方给我们什么特殊对待,我们将来甚至会遇到来自西方的不友善对待,香港发展也只能越来越依靠国家政策,这便会慢慢产生利益共同体的意识的出现,也自然会带动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凝固。 

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变,香港也从过去过度依靠西方而逐步和国家越来越接近。西方对香港也没有以前那么多好感。以前香港是西方的一部分,是西方用来对付中国的一个棋子。香港回归后,西方也越来越认识到香港是为中国服务的一个地方,加上西方本身经济也遇到很多困难,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也逐步形成对香港的复杂心理。再加上,香港人和内地同胞在感情、文化上都有着切不断的纽带关系,其实,有些人虽然仍然认为自己是西方人或是世界公民,但逐步塑造为中国人的过程一定会发生。 

中评社记者:邓小平曾经提出过“爱国者”治港原则,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到要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我们注意到,自回归以来,“爱国爱港”力量在直接选举中一直处于弱势。您认为应该如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在香港特区管治的势力?  

刘兆佳:邓小平对“爱国者”的定义很宽松,只要是爱国、爱港,不做对国家民族不好的事情就是爱国者。目前,爱国力量在香港的定义比较狭隘,造成很多香港人以为“爱国者”就是“亲北京者”,这样很难打开局面。我认为,在定义上可以进一步扩大“爱国者”阵营,把更多没有鲜明政治立场,理性务实、同时接受中央所理解的“一国两制”,不和国家和中央对抗的人都可以纳入其中。把这些人放到重要位置上,让他们能够通过参与公共事务或者政治活动来锻炼自己,争取香港人对他们的支持和信任。这些人如果能够扮演好连接中央和香港的角色,能够促进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这肯定会有利于“一国两制”的良性发展。 

目前中央和反对派还处于积极斗争过程,但这种情况应该很快就会完结。中央政府正试图大幅扩大爱国阵营。再过段时间,中央和反对派的斗阵也应该会以中央与香港爱国者的胜利告终。 

中评社记者:我们看到,当前内地正在飞速地发展,很多人也担心如果香港不积极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中,很可能会被边缘化。对此,您怎么看? 

刘兆佳:这个问题,我一直比较关心。现在全球经济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地区移动。在国际格局变化中,香港没有能力改变这个格局,只能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在国际格局变化的洪流中谋生存、求发展。香港不能像过去那样过度依靠西方市场、资金、技术、人才来发展自己,必然要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移动,依靠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崛起来谋取新的机会。这个心理转变过程不容易,需要在制度、政策、教育、基本设施、语言文化等领域上都做出转变,才能应对新的发展机遇。 

过去一百多年,香港面对新的挑战总能不断重新调整自己来取得新发展机会,我对香港本身自我调整能力还是有信心的。香港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地处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战略位置,在“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中,都有着非常优越的地理和战略位置。更重要的一点,我们还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国家对香港的支持也会为香港往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评社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您认为,香港未来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积极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中? 

刘兆佳:国家发展战略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战略,更还有一些地缘政治方面的目标。国家在亚洲地区、欧亚地区乃至全世界领导地位不断提升过程中,香港的独特区位优势能够在整合欧亚发展过程中担当一个枢纽的角色。比如运输物流中心、信息中心、法律仲裁中心、人文交流、服务中心等等,香港在这些方面都可以发挥一个国际城市的作用协助国家把世界各地连在一起,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当然,我们还要更加强调一点就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作出重要贡献。 

中评社记者:您也提到,香港机遇与挑战并存,您认为,香港当前发展的主要挑战有哪些?如何来应对这些挑战?  

刘兆佳: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改变部分香港人对内地、对国家、对中央的逆反心态。二十多年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抓住发展机遇?因为香港花了很多时间在政治内耗,影响特区政府的施政效率,破坏了香港的稳定团结局面。本来我们可以更好地抓住内地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但因为这样的政治内耗也拖了香港发展的后腿。所以,中央的拨乱反正工作早就要把香港的反对力量推向边缘化,让香港更好地集中精力到发展事务上来。 

其次就是香港人心态的调整,需要把过去重西轻中的心态扭转过来。一味仰视西方、俯视东方的优越感会造成很大的障碍。最后,要改变香港政府官员、公务员的地方主义心态。香港很多机遇牵涉到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针对不少香港人对于推动香港和内地合作的抗拒,香港特区政府更有迫切需要改变过去“不干预”的管治心态,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从长远战略角度出发,与内地进行更多的战略对接,这样才能让香港把握更大的机遇。尤其是现在我们要参与国家发展战略,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战略观,又如何参与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之中?这需要很多的改变,政府要从原本比较消极无为的态度转变为积极有为,这本身对政府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很多公务员本身,从来不觉得自己有这种角色,或者能力来做这样的调整。因此,政府部门也要用人才引进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聘用公务员的做法,强化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合作关系,结合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推动发展。 

中评社记者:对台方面,我们看到中央已经在逐步推动为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的措施出台。中央也提出了要制定完善便利香港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您认为,香港在这方面需要争取哪些同等待遇的措施?  

刘兆佳:其实,这个事情讲很久了。香港人在内地、生活、工作、居住、念书遇到了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受到很多内地同胞没有受到的限制。比如坐高铁,人家可以在网上订票,我们还要排队。所以,让香港人在内地感到方便,是为了让香港融入国家的一个必然政策,让港人体会到和内地人差不多的待遇,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我也是中国人”的感觉,也会产生国家的向心力。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要让香港和大湾区各方面要素的流通没有什么障碍,包括制度对接、人流、物流、信息流畅通等,所以有人用“同城化”的概念来描述那个情景。也只有各方面的差距磨平,才能吸引到香港人特别是青年人到内地发展。当然,特区政府也需要更多地进入内地,为香港人在内地发展提供协助。 

中评社记者: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执政后,中央对台的政策更加强调三中一青,向基层和年轻人方向倾斜。您认为,中央的惠港政策应该如何让更多的香港基层社会可以直接感受并分享到国家的发展红利,让基层民众和青年有感呢?  

刘兆佳:国家发展红利对香港来说就是香港和内地进行经济合作,参与国家发展。现在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没有感受到,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香港社会的贫富悬殊问题。因为得到好处的人变得更富有了,没有得到好处的人反而觉得自己情况没有改善,或是更差了,因为他要面对来自内地一些人的竞争。

红利的分享分为在香港和在内地。如何把香港融合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更好地分配,这是特区政府的问题,可以通过教育、社会福利、房屋政策、税收政策等来让大家更好地分享到。有些人在香港生活、就业有困难的,只要他们愿意到内地去那些可以改善生活的地方就会得到一些好处,比如养老问题、年轻人创业问题等便会得到不错的处理。如果他们认为在内地发展比香港发展更容易些,是不是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有利条件。当然我不是鼓吹香港人才跑到内地发展,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人才留在香港,但又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分享到国家发展红利,当然,这也是特区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 

除此之外,内地在香港的企业也可以更多地参与到香港的公益、慈善事业中,可以增加香港人对内地企业的好感,也可以增加对内地的好感。 

中评社记者:您是如何看待“两地融合”发展前景? 

刘兆佳:这是大势所趋。现在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家的经济也越来越和世界经济连在一起。所以,现在其实不只是说香港同内地经济融合,而是中国同全世界经济融合。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根本不可能逃避内地,香港经济会越来越同内地经济连接在一起。当然,通过很多不同渠道,比如香港到内地投资、内地到香港投资、内地企业通过香港走出去、香港更多地参与到“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发展机遇等等。这个趋势根本是无可避免的。 

但所谓融合不等于香港完全引进内地的一套而没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香港很多经济活动还是在国家以外的地方发生的。而内地经济也在和世界经济进行整合过程中,因此,还是要保存“一国两制”的初心,保留香港作为东西方桥梁的作用,发挥好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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