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2020年很艰难，但它的结论还是充满了希望。正在部署有效的COVID-19疫苗。美国有了一位新总统，他与前任不同，认识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和美国盟友的价值。北约正在制定新的战略概念。采取有效行动解决西方所面临的挑战似乎是切实可行的。

然而，在过去一年里，这些挑战只是升级和增加。这一流行病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全球社会实验——包括人们被关在家里——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两极分化的加深正在撕裂国家的裂痕。

即使在西方国家，政府也已获得了特殊权力——这种趋势的潜在影响很可能在紧急状态结束后长期存在。除了封锁带来的毋庸置疑的心理损失外，人们察觉到的滥用权力可能会对未来的公众支持产生持久的影响，包括公民对社会契约的看法。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意识到全球面临的威胁，最近就这一问题召开了一次虚拟峰会。但是，正如一些专家所观察到的，世界亟需一些更基本的东西。

在经济方面，复苏是高度不对称的，一些经济体取得了强劲的进展，而另一些经济体仍在苟延残喘。现在，供应冲击和能源价格飙升，再加上新一轮的旅行禁令和封锁，造成了更多的不利因素。此外，在金融风险和通胀压力不断上升之际，政策制定者和国际金融机构正被迫采取一种微妙的平衡行动。

在大流行期间，缺乏有效的多边行动，疫苗获取方面的巨大差异就是一个例证，这进一步突显出全球系统应对共同挑战的能力不足。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26)令人失望，为暗淡的前景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国际合作前景黯淡。一系列的线上峰会都未能缓解紧张局势。而新的安全机制——尤其是印度太平洋地区四个主要国家组成的“四方”(Quad)松散联盟，以及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AUKUS防御协议——缺乏确保稳定所需的清晰愿景和全面方法。

在这种背景下，预计2022年将出现更多的不对称战争和地缘政治动荡。面对中国崛起，西方国家要想在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必须优先考虑巩固受损的跨大西洋关系。这就是拜登经常重复的口号“美国回来了”的重点，这是对其前任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的否定。

然而，大西洋两岸的关系远未回到正轨。例如，直到上个月，拜登政府才宣布将取消特朗普对欧洲钢铁和铝征收的关税。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最近发布的《跨大西洋关系记分卡》(Trans-Atlantic Scorecard)显示，美欧关系从6月底的平均6.6分(1-10分制)降至9月底的5.3分。

拜登需要证明他的政府恢复大西洋两岸关系的决心。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很快发生。美国的政治传统规定，总统在第二任期将更多地关注外交政策，因为第二任期不再面临连任。目前，拜登专注于他的低支持率、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以及特朗普可能再次成为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

这就是为什么，到2022年，欧洲必须重振努力，争取从美国获得更大的战略独立。尽管日益增长的脆弱感有助于欧洲人集中注意力，但成功并不容易，尤其是因为，16年后，欧洲的外交政策不再是事实上由长期执政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掌控。

可以肯定的是，默克尔的继任者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最近在巴黎会见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两人正式确认了加强欧盟“战略主权”的共同雄心。但在欧洲，言行之间的鸿沟往往很大，法国和德国可能不再是欧盟的主要推动者。在英国退欧后的欧洲，意大利总理德拉吉(Mario Draghi)一直在巧妙地将意大利推向舞台中心。

对欧洲来说，加强战略独立性固然重要，但它决不能背弃美国。欧洲当然不应该试图在中美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欧洲人不能忘记，我们的共同建设是通过繁荣确保和平、通过开放交流确保繁荣的最重要范例。但这种范式是建立在适应力基础上的，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模棱两可或被动的余地。

美国和欧洲一直存在分歧;这一点不会改变。但他们被共同的价值观和相似的机构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们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诚实的自省——包括承认西方自身的民主失败——对于共同前进是必要的。现实主义要求他们应该这样做。

本文发表于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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