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1950 年代胡适与蒋介石在思想上的一段交往

更新时间：2017-05-18 11:40:51  |  来源： 《广东社会科学》

［关键词］胡适 蒋介石 史达林 反共抗俄 苏俄在中国

“反共抗俄”是 1949 年蒋介石退守台湾之后所长期实行的一个策略，也是冷战时期台湾对外宣传的重点。国共内战之后，大约自 1946 年起，国民政府即打算透过联合国，以控诉苏联的方式解决东北问题; 1949年9月，当时担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蒋廷黻在联合国正式发表“控苏”声明。①上述政策乃奠基于一套所谓的“反共抗俄”的理念之上。蒋介石最早提到“反共抗俄”一词可能是在1949 年 10 月 9 日的“国庆文告”之中， ②其后在 1952 年 10月 16 日 所发表的《反共抗俄基本论》与 1956年12 月所出版的 《苏俄在中国》两书中，更系统地阐释此一理论。③蒋介石这一理论的建立，无疑出于其亲身与中国共产党斗争而惨遭挫败之经历，乃肺腑之言，同时又得到身边高级幕僚如陶希圣、黄少谷、罗家伦、楚崧秋等人之协助。④ 不过“反共抗俄”论的形成，有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以往学者往往忽略自由主义者胡适等人对蒋介石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胡适乃至《自由中国》撰稿者对于此一理论的形成亦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简言之，反共抗俄理论是1950 年代国民党统治精英与台湾自由主义者的共识。本文拟以胡适 1950 年所撰写的 《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 China in Stalin’s Grant Strategy) 及其对蒋介石撰写《苏俄在中国》之启发，以及1951 年5 月31 日胡适致蒋介石的一封长信为核心，探讨胡适对蒋介石 “反共抗俄”理论形成的影响。

一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最惊心动魄的一个问题是为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后所企图建立的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相结合之制度惨遭失败，而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在 1949 年共产革命之后得以成功建立。有关 1949 年共产革命的成功与国民党的失败，人们曾提出许多思想因素与非思想因素的解释。其中蒋介石的解释与认知，对于 1950 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的情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成他提出 “反共抗俄论”。

蒋介石的反共抗俄论源自他对 1949 年挫败之反省。1951 年4 月 9 日，他在主持圆山军官训练团高级班第一期开学典礼时对受训学员说 : “我觉得一个人最不幸的事，就是失败以后，而不知道自己所以失败的原因。……我们一般同志每个人都要自己检讨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受到这样重大的耻辱; 每个人都要知道他所处的环境，所负的责任，以及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我们有这样大的一个失败教训，一定要彻底反省我们的错误，明白自己的责任。” ⑤

在上述意念的引导下，蒋介石对 1949 年的挫败曾进行过多方面的检讨。根据刘维开的研究，在 1949 至 1952 年间，蒋曾在30篇演讲中，对于 1949年大陆失败的原因加以反省。其中有 15 篇的重点在军事方面，包括军事制度、军事教育、战略战术等，如国军在组织、宣传、谍报战等方面，都不如共军，这些演讲在数量上占所有篇数的一半; 其次，有8 篇以党务为主，包括国民党内派系倾轧、党纪败坏、不能贯彻总理遗教等; 其它各篇内容则较为广泛，主要在于教育和文化等因素。再者，《对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一文，则为大陆失败原因之总检讨。由此可见，蒋介石认为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军事、党务及教育与文化等三方面。

⑥ 刘文分析十分周密，只是在该文中作者似乎不够注意蒋介石在 1950 年代初期所做的检讨，曾经受到胡适的影响。1952 年10月13 日蒋介石在 《对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检讨1949 年的失败时，除了提到政治上的失败、经济上的失败、教育上的失败、军事上的失败之外，开始特别强调国际外交上的失败，并将上述诸种的失败归结为: 从战争本质上共党的成功在于总体战的成功。蒋介石所谓国际外交上的失败主要是: 俄国长期以来对华的侵略、美国对于赤俄的 “严重错误的观感”，以及雅尔塔密约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导致“以中国的权利做条件换取赤俄参战”等。⑦笔者认为蒋介石此一观点的提出，深受胡适影响。

二

胡适于1948 年12月离开北平，转赴上海，至 1949 年4月6日再转赴美国定居。至美国之后，胡适仍十分关心国内局势。5月7 日他曾应于斌、曾琦之邀，致电李宗仁与蒋介石。 ⑧不久之后，胡适接到蒋介石5月28日写的一封来信，蒋在信中谈到: 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在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务请胡适协助积极进行外交上的努力，以阻止美国承认共产党政府。⑨6月23 日，胡适致函蒋介石，恳辞担任阎锡山内阁之外交部长。 ⑩至 6月29 日，蒋介石又致电胡适: “甚望适之先生能先回国”出任职务。瑏瑡然因诸多因素，胡适一直没有接受蒋氏之邀请。至 1950 年3 月 31 日，蒋介石续聘胡适为 “总统府资政”。 此时他又受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就在上述情况之下，胡适从 1950 年 7 月初开始，应美国学者的邀约，花了40天功夫写成一篇英文长文，名为 “How Stalin’s Strategy of Conquest Succeeds in China after 25 Years’Chinese Resistance”( 《史达林的侵略策略如何在中国抵抗了25 年之后成功》 ) 。1950 年8 月15 日，胡适在 日记中写到 : “写完我的一篇英文文字 How Stalin’s Strategy of Conquest Succeeds in China after 25 Years’Chinese Resistance，此文费了我四十天的功夫，甚不值得”。这一篇学术性长文参考了许多中英文一、二手史料，有 37 个附注说明资料来源，并以层层剖析的方式向英文读者详细解释 1949 年共产革命的源由。就胡适的学术生涯来说，1949 年前后，他曾长期醉心于与现实无关的《水经注》考证，这篇文章是他首度以类似考证之细密功夫与法官断案的态度，来研究现实问题所写成的学术著作。

胡适将此文交给美国 Foreign Affairs 杂志发表。此一杂志创办于1922 年，由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负责编辑出版，为双月刊，其主旨是为了促进西方读者对于外交政策，以及美国在国际世界中所扮演之角色的认识。该杂志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刊物。胡适投稿之后，该刊编辑 Hamilton Fish Armstrong ( 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曾任外交官) 建议胡适将篇名更改为 “China in Stalin’s Grant Strategy”，后刊登于 1950 年 9 月 19 日出版的该刊第29 卷第 1 期 ( 1950．10) 上。 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了此事 : “我的一篇文字 China in Stalin’s Grant Strategy 今日在 Foreign Affairs 七 ( 按: 应为十) 月号发表” ; 五天之后，他在日记上又写到，由于此文使儿子胡思杜成为 “新闻人物” : “此当是共产党已得知我发表长文的消息之后的反攻”。在 “China in Stalin’ s Grant Strategy”的第一段，胡适开宗明义地指出: 在本文里面，我打算研讨在中国所能看得出的史达林征服世界的雄图———从试验阶段，修改阶段，经过许多成功和失败，一直到长期失败后而获得胜利的地步。这个故事，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四九年，亘延二十五年，而结束于近日的世界共产党以不可抗御的武力来征服———我相信是暂时的———大陆中国。我打算用国民政府和世界共产党间———蒋总统和史达林间———的长久而艰苦的斗争为基本材料，来检讨这个意外成功的雄图; 这个雄图，已把地球上极广漠的面积和八万万人民放置在世界共产党的管辖下。瑏瑥就在该文刊出前约一周，1950 年9月6 日，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在台湾的傅斯年夫妇，信中摘述了上文的主旨。胡适认为苏联的扶植乃是中共由败转胜的关键，也是导致 1949 年大陆政权易手的根本原因。

胡适说: 夏间发愤写了一篇长文给 Foreign Affairs 十月号发表，题为 “China in Stalin’s Grant Strategy”。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 Acheson 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我要人知道这是经过廿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我要人知道在这廿五年的斗争里，最初二十多年处处是共产党失败，蒋介石胜利。其后有两个转折点: 第一是西安事变，保全了红军。第二是雅尔塔密约，赋予史达林进军东北的特权，并支持红军壮大发展。此约改变了中国与亚洲的命运。因此胡适认为，中共的胜利并非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实际上主要是苏俄扶持的结果。

胡适不但将该文的主要观点告诉傅斯年夫妇，且将该文寄交台湾友人。不久之后，在台湾的媒体上出现了此文的中译本。第一个翻译是在 《中央日报》1950 年10月19 ～21 日分三天连载，题为《史达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其后在《自由中国》第3卷第9期 ( 1950 年11 月出版) 上，又由其好友毛子水撰文介绍胡适的这一著作，名为《史达林是怎样攫取中国的大陆国 土》。毛子水说 : “在学术上，这是一种出自大师的杰作; 在历史教育上，这是一篇最翔实的文章”。该社并在 1950 年 11 月出版的 《自由中国》第 3卷第 10 期上，刊登了由著名文学家聂华苓 ( 时任 《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与文艺栏主编) 翻译的译文，名为《史达林雄图下的中国》。 在前言中，编者表示: 本文系本刊发行人胡适之先生应美国著名杂志 Foreign Affairs 编辑者和主事人之请而作，发表于该刊十月号上。……胡先生此文是近年中国历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其在国际上的影响甚为重大，故本刊特在上期由毛子水先生为文予以介绍。兹从读者之请，将本刊数经校正的译文，于本期完全刊出，以便读者参阅。

胡适的文章经过 《中央日报》与 《自由中国》杂志的刊载，影响力更为扩大。其后至 1951 年 10 月，国民党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又以丛刊方式转载这篇文章。 瑐瑡胡适的作品由《中央日报》、《自由中国》与革命实践研究院三者出版，显示胡适的主张在 1950 年代的台湾获得自由主义者 与国民党统治精英的共同认可。这篇文章的观点后来成为台湾人对 1949 年历史解释的重要根源。

三

胡适十分重视这篇文章。1951 年5月31 日他给蒋介石写信，恳请蒋氏仔细阅读此文: 我为了要了解这段历史，曾收买一些关于苏俄、东欧、中欧、西欧、美国的书，并且搜集一些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品。这研究的结果，曾发表一篇三十页的长文，在美国最有学术地位的 《外交季刊》去年十月号上登出，题为“在史达林战略里的中国”。此文台北《中央日报》曾译出，颇多译错之处。后由《自由中国》社重译，登在《自由中国》第三卷第十期，错误较少，比较可读，但也不能完全满意。但我盼望此文能得我公一读，倘蒙指示错误，使我有修正的机会，我就很感觉荣幸了。重要的一点是此文用意在为世界人士叙述这廿五年的国共斗争史。

胡适在这一封信中又提到，除了国际局势之外，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也要为中共的坐大负责。在这方面国民党需知己知彼，他指出 :“国民党太不注意史料的收集与编印，太不注意根本的宣传资料了。在这一点上，我要向我公建一议，盼望我公多读一点中共近年出版的书报。”胡适希望: 我公指示辞修、雪艇诸兄设法搜集敌人的文献，并且指导政府与国民党的领导人物切实研究这种敌人文献。例如郭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必须细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必须读他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 1947十二月廿五) ，又如张其昀兄必须细读毛泽东的“反党八股”( 1942) 。

在这封信中胡适除了建议蒋介石要仔细整理国民党的历史资料、研读中共重要文献之外，还应该: ( 1) 研究史达林论中国革命之书籍，以了解他是 “在幕后发纵指示的阴谋家”; ( 2) 研究毛泽东的战略如何受到史达林影响; ( 3) 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及其对苏俄与中共的影响，因为有三点因素发挥了作用，“一是克氏说的‘战争只是政治的继续 ( 用暴力的方法来继续) ’; 二是克氏说的‘退却’在战略上的重要; 三是克氏的‘反攻’论。此三点都是史达林惯用的，也都是毛泽东惯用的”。

这封信显然对蒋介石深有启发。9月23 日蒋介石回信表示同意胡适的观点，他说胡适的 《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乃近年来揭发苏俄对华阴谋第一篇之文章，有助于全世界人士对我国 之认识非尠，岂啻叙史翔实严谨而已。”此外他又指示张其昀从事党史编纂工作。蒋介石说: “本党文献浩繁，缺乏整理工作，其弊端确如先生之所言。去年特嘱张晓峰兄着手编纂党史，所据资料除党部案卷外，颇有向来未发表之史料在内。”信中所说的书，应该即是中央文物供应社所出版的 《党史概要》一书。

胡适对蒋介石的另一影响则是注意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蒋在1951 年7月9 日，也就是收到胡适来信一个多月后，对圆山军官训练团的一个演讲即是 《对研读克劳塞维茨 〈战争原理〉的提示》。他在演讲中强调 : “目前俄国的战略和政略行动方式，都是窃取克氏这个战争理论而来的。我们要对匪斗争，要反共抗俄，一定先要研究其斗争的方法和来源不可”。

1954 年 8 月，蒋介石指示“国防部”翻译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全文，这一工作由张柏 亭与钮先钟负责，于 1955 年底完成。在序文中张柏亭重复了上述蒋的观点: 共产主义的头子们，从马克斯、恩格斯、列宁以降，对克氏的理论，都十分重视。尤以列宁，曾对本书，细心研究，并详加批注和圈点。由此，可知共匪的 ［疑为衍字］ 所以把克氏理论，不但应用在军事行为上，并且更引援在政治斗争中，实不为无因。……今日研究对匪的战略战术……不如彻底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中去寻找答案。 张柏亭更表示 : “所有译稿，均蒙 ‘总统’在日理万机之余，前后四次详赐核正，并在文上加注眉批，文旁密为圈点，更在重要章篇后，批示要点，指引读者; 凡所训示，多足发人深省，有为克氏所未道者”，由此可见蒋介石对翻译此书之重视。1956 年蒋介石撰写《苏俄在中国》，更细致地阐述苏俄对华之企图，文中多处引用克劳塞维 茨的 《战争论》，这些观点都与胡适的想法是一致的。蒋介石后来于 1957 年邀约胡适返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两人自 1949 年以来在反共抗俄论上的共识。

四

蒋介石与胡适的关系近年来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如杨天石的文章指出，1948 年蒋介石藉着推荐胡适参选总统，企图赢得美国人的好感，以便在获取美援上少一点阻力。蒋对胡的尊礼，显然是出于政治与外交的考虑。陈红民与段智峰的文章则指出，在台湾时期“蒋介石在日记中痛骂胡适与在公开场合下对胡适的‘礼遇’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点则涉及人际间之爱憎。其实蒋对胡在公私领域中褒贬不同的对比，早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前后即已呈现。1941年10月 16 日蒋在日记中即说: “( 胡适) 使美四年，除谋得十余个名誉博士外，对国家与战事一无贡献”; 11月28 日又写到 : “对美内子助以内，子文辅佐以外最力，否则如胡适者，未有不失败也”。

这一微妙的心理源自胡蒋彼此之间既有不满、又不得不合作的复杂情愫。胡蒋关系一方面是类似传统的君臣，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共作战的盟友。不过两人最终能够合作共事、彼此尊重的基础还是在于反共议题上的共识。尤其在 1949 年之后，国民党统治精英与中国自由主义者面临了在大陆政权易手、退居孤岛的重大挫折，为图日后之再起，乃积极地消弥彼此的不满，突出两方的共识。1949 至 1956 年之间，胡蒋的思想交往充分说明了双方去异求同、寻求合作的倾向。

（本文来自《广东社会科学》2011 年第6期，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黄克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