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再阅读：香港回归20周年“研讨会在港举行
更新时间：2017-07-30 15:22:38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2017年7月18日，由尚道社会研究所和一国两制青年论坛主办的“‘一国两制’再阅读：香港回归20周年” 研讨会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香港立法会和区议会、中评社、香港政策研究所、民主思路等陆港两地的涉港专家学者参会。
与会学者认为，回归20年来，香港的发展与进步有目共睹，这离不开“一国两制”在香港地区的有效实践。总的来说，香港社会绝大多数人是支持“一国两制”的，但“一国两制”在实施过程中也遭遇了一些问题。在回归20周年之际，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一些概念与问题进行讨论。
坚持“一国两制”，澄清理论误区
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寒竹表示，尽管“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已有20年的时间，香港一些政界人物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仍存在很大误区。按照《基本法》，“两制”就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除此别无他义。然而遗憾的是，香港社会一些人在谈论“两制”时，基本上不是在讨论资本主义在香港实行得如何，而是在谈论香港到底有多少自身固有的权力。这就完全偏离了“一国两制”的本意。根据中国的宪法和《基本法》，中央与香港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分权的空间。香港拥有的高度自治权并不是香港所固有，而是来自中央授权，这跟联邦制国家的州权在性质上完全不一样。联邦制国家的州权即使小于香港特区的自治权，但其权力为州所固有，这是联邦制国家与单一制的根本区别。二者切不可混淆。
中评社副社长王平以“融合发展、行稳致远”为题发言。他认为，“一国”是权力来源，“两制”是被授权。回顾历史，中英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一直将香港排除在外，避免“三角櫈”的出现，就体现了中央与香港在回归之后的主从关系。“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关键是“国家认同”出了问题。这条路如果任其发展，“行稳致远”将无法实现，真正受伤的必定是香港民众。习近平主席在回归20周年对港的讲话，体现了对港顶层设计的核心思想，已经落在“融合发展”方略上。只有通过“融合”，落实“国民身份”，才能强化香港社会大多数选民个体与国家的联系，从法定身份地位上强化“国家认同”；只有实现“发展”，让香港的普通选民分享国家经济强化的红利，才容易从内心滋生“国家认同”的意愿，并最终形成稳固的“国家观念”。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建博士简要梳理了回归20年来的中央对港政策。他认为，如果简单把二十年的政策做一个区分，1997年到2003年的政策属于不干预，2003年到2012年是不干预有所为，2012年以来可以概括为积极有所为。我认为十八大以来的对港政策可用十六个字来总结：转变思路、坚持底线、直面问题、积极有为。习近平主席这次的“七一”讲话，代表了中央对香港和国际社会做出的一个重大承诺，把“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提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近五年来，中央对香港问题的趋势是不回避问题，并且客观看待这些问题。其中，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了把依法治港纳入到依法治国里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的一部分，依法治港是依法治国的一部分。那么依法治港就是“四个全面”的一部分。只有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不管持什么政治立场都要寻求沟通。
上海社科院港澳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尤安山教授认为，回归20年来，香港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对“一国两制”认识的不足。在过渡阶段，香港当时的氛围很盼望回归。而回归后，没有继续增进对“一国两制”的研究和解读。对一国两制的解读，不仅仅是香港人的事情，更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我们应该把“一国两制”的正确内涵明明白白告诉香港人、内地官员和相应研究机构，并通过研究的深化达成共识。其实，“一国两制”对香港最大的成功点就是内地和香港经济一体化趋势在加强。从发展趋势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中国经济不断崛起的大背景下，只有把香港放在中国发展的大框架下，香港经济发展才有出路。当然，在一体化的过程中，两地在意识形态上的磨合和包容，很多问题都反应在意识形态上，摩擦是必然的，但在摩擦中要找到“两制”的优势并整合起来，以增进包容性发展。
直面陆港差异和矛盾，发挥“两制”优势
对于尤安山教授提到的港陆经济一体化，香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镔先生表示赞同。陈恒镔议员认为，香港未来的发展一定要有内地在后面支持。除金融优势以外，香港应该再发展更多的强项，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他指出，在“一国两制”实行过程当中，香港也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一国两制”给了大家信心，这值得肯定。但由于泛政治化也引起很多矛盾，包括“一国”与“两制”的平衡、行政主导和管治危机，以及行政长官的普选问题。香港整个社会已经分歧很大，大家都是分颜色的，你是黄色，他是蓝色，这对一个社会向前发展是不利的。所以香港需要深层次地反思，并在制度上做一些整合和转变。
香港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委员、经民联青年委员会前主席张俊勇先生表示，《基本法》非常包容，里边很多内容反映了国家对香港的良好期望。但回归以后的20年时间里，香港最大的矛盾点是在法律制度上的冲突。在大陆法和普通法实施过程中，香港人存在概念上的误区。香港是一个普通法的体系，所有的案例判案以后，都可以成为法律的一个依据。目前，香港社会对释法存在不同看法。反对派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释法，释法打乱了反对派的反对体系。张俊勇认为，过去学者们没有将“两制”中法律系统的优势告诉大家，也没有将“一国两制”的优势告诉大家。未来，我们要用“一国两制”下的普通法和大陆法去做一些法律方面的创新，以及将法律的优势和科技发展结合起来。
香港政策研究所行政总裁冯可强先生则提出要直面“一国两制”的矛盾，保持一国两制的平衡。他分析到，从制度方面去看这种差异和矛盾，在经济上表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开放城市、最自由经济体和与世界接轨的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主导、地区普选与民主集中制之间的矛盾；在法律上表现为普通法与大陆法之间的矛盾。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方面看这种差异和矛盾，香港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对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人权更为认可，而中国大陆更侧重对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的反思，更加强调“中国模式”。第三个矛盾就是小变与大变、慢变与急变的差异。总得来讲，香港的变化属于小变，速度也较慢。香港没有反省如何迎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很多年轻人看到中国的强大，把香港的不成功，归结为中央的干预。第四个是关于融合中的矛盾。两地融合，不是指两制合为一体，在融合的过程中，两地应不断增加相互了解、沟通和合作，增强融洽和谐的关系，促进双赢发展。
关注社区和教育发展，增进彼此融合
香港新民党中央委员、屯民区区议员甘文峰从社区管治的角度谈到互信问题。他表示从社区管治的角度看，香港反对派跟中央最大的问题是互信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从地区层面开始解决，而我们却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以自由行为例，从2003年实施以来，地区民众有很多意见和反响，但我们很难将地区的意见反馈给政府。从区议会的角度看，区议员很少关注社会大的论题。同时，建制派有政策却没有论述，难以吸引年轻人，而香港反对派则非常关注关于香港未来社会的论述，比如普选问题、2047年香港的未来等等。如果想要香港人认同中央政府，要利用好区议会的良好平台，增进互信和联系，让香港人感受到诸如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等中央对港的政策，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
担任香港教联会副秘书长的林乐先生结合自身多年教育工作经历指出，香港奇怪的政治生态在教育领域是一个折射。香港未来如何破局，如何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通识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香港通识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这门学科的核心概念不清晰，定位不明确，出现了泛政治化、出题过难、胡乱作答等情况。要想把通识教育科做好，不是取消它而是要把它定义得更加清晰，发展得更加精准。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之间，大家要找一个中间可能性的空间去运作，在保护教师权益的同时，把通识教育做得更加切实，包括对一国两制、基本法等有一些实质概念上的讨论。教育是香港市民比较关心的问题，真正知道教育问题症结的人少之又少，教育不仅是教育专业的问题，还需要有政治智慧的人才参与其中。
培养政治人才，寻求和解政治
那么，香港社会未来到底怎么走，如何化解当下的政治困局？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召集人何建宗先生表示，从1982年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方案解决香港问题到现在，大概30多年的时间，从现在到2047年，又是30年的时间。所以现在香港处于历史的中间点。过去20年甚至30多年，其实香港的政治制度和发展，尤其是两个普选一直是中央和特区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很多香港人，包括泛民觉得普选是中央对香港的一种欠债，“占中”就是这种欠债论的一种集中表现。其实，中央对普选的承诺也是希望它有利于一国两制的实施，普选应当循序渐进，而不是说立刻应当有的。他指出，过去中央或者建制派可能太重视立法会或特首的选举，而忽略了政治人才的培养，忽略他们之间的团结度。这个可能是我们以后要加强和反思的一点。此外，何建宗还推荐了刘兆佳老师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一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副教授以“香港和解政治的可能与限度”为题分析到，和解政治是新一届特区政府施政的重点，为什么要讲和解而不是继续斗争呢？从国家战略和香港新作用来看，在“一国两制”和在中国更开放的条件之下，香港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作用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高度自治互为条件，高度自治就是要香港保持自己的状态，繁荣稳定又为高度自治提出了目标，所以迫切需要一个和解的政治。同时，和解政治也是香港的民心所向。重启政改是一个和解点，它是规定于基本法的基本目标，也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必然要有的。只有实施普选，才能使反对派变成忠诚反对派。和解政治是治疗并且突破目前对抗情况下政治激化、僵局的方法。如何才能实现和解政治？田飞龙强调，中间派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是和解政治的一个测量指标。但在目前香港舆论和政治氛围之下，中间派的生存面临诸多困难。
针对田飞龙提到的中间派问题，民主思路理事黄梓谦表示，严格来说香港不是没可能有中间派，现在看香港的一些局长、副局长，中间派背景的有很多。只是香港的立法会比较困难有中间派。我去年作为一个中间派的候选人去参选立法会议员，感受到了这种艰难。我们当时没有赢到选举，原因第一是地区没有人帮忙；第二，我们没有协调的机构，比如民主党派，有雷动计划等。
对于重启政改问题，黄梓谦认为要创造两个条件，一是所有人愿意说出，香港追求民主的过程跟“一国两制”里的“一国”没有冲突，比如泛民派的人士，他们不承诺坚定尊重一国，就很难给中央以信心。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说服中央，民主对改善香港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至于香港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如果香港和内地没有实现经济融合，香港很难有出路。大家要考虑到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这些政策对香港的利好。
（尚道社会研究所 曹朝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