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道编译第61期|拜登主义”会是新的“杜鲁门主义”吗？

更新时间：2020-09-10 15:43:28  |  来源： 尚道战略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Joe Biden)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民主和自由战胜了法西斯，创造了自由世界。”但这场竞赛不仅定义了我们的过去，它也将定义我们的未来。这是一种值得暂停的情绪。出生于1942年的拜登是那个英雄时代的孩子:他成长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在与苏联的斗争中扮演了西方“仁慈霸主”的角色。苏联解体似乎结束了20世纪的意识形态大战。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他曾与奥巴马总统合作，缓和与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的冲突。
 

但是拜登担任副总统时的世界在四年后已经天翻地覆，特朗普将美国的外交搞得一团糟。如果拜登当选总统，他将接手一场与冷战初期相似的危机——在某些方面好得多，但在另一些方面更糟。事实上，我最近几周一直与拜登的几位外交政策顾问交谈，他们把拜登与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相提并论。
 

某些词不断出现在拜登的竞选文件和他左膀右臂的作品中:“自由世界”、“民主”、“欧洲”、“领导”。进步人士会认为这些词在当今世界中不合时宜，但是这些话对拜登来说是很自然的，他是一个老派的爱国者。然而，对于他的前国家安全助手和现任顾问，他们中的一些人比拜登年轻近两代人，他们构成了对国内外重大变化的必要回应。
 

每次与拜登的外交政策团队成员谈话，我都以问他们认为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开始。从2014年到奥巴马政府结束期间担任拜登国家安全顾问、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科林·卡尔（Colin Kahl）说:“最明显的三件事是，世界已经变得如此紧密相连，我们面临的最大生存挑战是跨国威胁。”——新冠病毒大流行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这种意识；“第二，美国为首的价值体系在世界各地都处于不利地位;第三，不断变化的全球大国竞争格局又回来了。”
 

这些威胁是相互关联的。卡尔指出, 奥巴马对于促进民主默不作声，不仅是因为他对美国的吹嘘感到厌恶，还因为他厌倦了整个辩论。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的“民主扩张”战略开始，这些辩论始终都围绕着一个问题:美国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向海外展示其国内价值观。伊拉克战争的隐含信息是:美国取得的收益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但付出的代价却大得多。然而，这场辩论本身是以美国的骄傲和美国的民主为前提的。
 

这些支柱已经坍塌了。“这不是一个扩大民主的自由努力，”卡尔说，“这事关捍卫美国领导的世界现有的边界。这些边界受到了价值观相同的国家内部和国外的非自由的民粹主义的威胁，包括代理人战争、俄罗斯等国家的威胁。我们必须团结同阵营的国家来保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1947年，杜鲁门宣布，由于苏联的机会主义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将援助那些反对苏联的国家。当然，今天的俄罗斯是一个中等实力的国家，而中国，虽然比美国过去的任何对手都更强大，但主要表现在经济和外交上。更重要的是，在对抗生存威胁的名义下，美国为右翼独裁者提供了援助，推翻了民主选举的领导人。这不是拜登计划延续的措施。但是，华盛顿也建立了联盟网络和基于规则的机构，在没有美国强权的情况下统治世界——由此产生了“仁慈霸权”的幻想——并提供了一个独裁者无法复制的模式。
 

正如拜登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美国首要任务是“重振国内民主”——结束对移民、少数族裔、公务员以及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民族主义辱骂的所有其他目标的攻击。这是一个杜鲁门没有面对的问题，然而当年的“冷战自由主义者”（Cold War liberals）诸如休伯特•汉弗莱等,还认识到,美国只有在国内践行自己所倡导的价值观，才能成为这些价值观的捍卫者——比如通过民权立法并慷慨地欢迎流离失所者。因此，国内改革是国外改革成的基础。
 

然后呢?拜登誓言要在上任第一年召开“民主峰会”。近年来，这一观点主要与新保守主义者有关，他们倾向于从意识形态而非严格的地缘政治角度看待世界的分歧。然而，这个前提正在向中心转移。去年，拜登长期的国家安全助手、竞选班子中庞大外交政策顾问网络的负责人托尼•布林肯(Tony Blinken)与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联合呼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联盟”，而不仅仅是一次峰会，这在现在看来似乎是一种预兆。
 

作为一个谨慎、细致的思想家，布林肯说，他惊喜地发现自己与更加教条的卡根有如此多的共同点。不过，他指出，他和拜登想的不是“十字军东征”式的传教，而是集体行动。正如布林肯所说:“美国在世界上的基础是其他民主国家。”但或许并非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如此:在许多问题上，印度和巴西等新兴民主国家更像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拜登的愿景更具大西洋主义色彩。他设想的这个机构的核心成员将是欧洲以及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传统盟友。
 

拜登和他的顾问想要的不是北约这样的正式机构，而是一个论坛这是一种扩大了的七国集团(G-7)，在其中，民主盟友可以为跨国问题——流行病、网络安全，当然还有气候变化——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也可以解决威权国家崛起带来的具体问题，包括所谓的选举干预、监控技术和5G技术等。用最夸张的话来说，拜登将为一个无国界问题的新时代重新找到“西方”。
 

这一新方向还意味着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倾斜——重返欧洲。德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不得不站出来对抗俄罗斯，而且越来越多地与中国形同陌路，并公开反对欧洲内部的反自由主义。在《华盛顿月刊》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朱莉·史密斯（Julie Smith）, 拜登的另一名前官员、白宫顾问小组成员建议，下一任总统在上任100天内前往德国，并发表重要讲话，“围绕捍卫民主价值观的概念重新定义跨大西洋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