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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道编译第64期|拜登已经准备好埋葬新自由主义

更新时间:2020-09-25 15:46:33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今年春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与他的前主要竞争对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达成一致,成立了医疗保健、刑事司法、气候变化、经济、教育和移民问题联合工作组。从这些机构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拜登担任总统后,美国的国内政策将比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如果竞选总统成功后更加左倾。
 

但这些委员会中没有一个涉及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桑德斯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煽起的意识形态之火,后来又被“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推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几乎没有触及外交事务,而外交事务往往与国内政治无关。拜登承诺恢复原状,将是对一个已改变的世界的一种脑死亡反应,但在政治上不会付出高昂代价。
 

然而,有人认为,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国内政策会左倾,而外交政策不会左倾,这种假设的前提是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区别,而这种区别本身就是早先时代的产物。拜登外交政策的一些元素几乎肯定会作为国内政策的因变量左移。拜登使用“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这一措辞来表达这样的观点,即贸易和国际经济政策必须以它们将给普通美国人带来的利益为导向,而不是以它们将给美国跨国公司带来的利益为导向。对于那些在国内保留意识形态记分卡的人来说,这一政策可能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丧钟。
 

“新自由主义”这个词,一开始只是一个中性的描述词,但近年来变得带有贬义,它描述了一种信念,即一个监管宽松的全球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商品、服务、资本和企业可以以最小的摩擦跨越国界,从而释放增长,而这种增长将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繁荣,尤其是在身为全球化引擎的美国。这是比尔·克林顿政府的指导原则。这一理念的继承者,包括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和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曾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高级经济顾问。
 

曾在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领导的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国际经济学家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认为,从建国之日起,美国就像所有大国一样,利用其经济实力提升地缘政治地位——追求她和其他人所说的“地缘经济”。为此,美国政策制定者采取了一系列适合他们时代环境的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适合美国经济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时代——或者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但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全球化被认为是造成不平等加剧和中产阶级空心化的罪魁祸首。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崛起为美国地缘政治和经济所带来的压力,美国不能简单地重复有关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的陈词滥调。[哈里斯和拜登的主要顾问之一,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今年早些时候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这一观点。]
 

哈里斯断言,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的美国贸易官员已将新自由主义教条彻底内在化,以至于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增加制药业进入亚洲市场对美国有利——即使这样做既不能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也不能增加税收。哈里斯在接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采访时表示,在贸易壁垒已经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或者在特朗普总统开始重新提高贸易壁垒之前,围绕贸易“自由”程度的战争已经变得毫无结果。事实上,所谓的贸易协定是现代地缘经济斗争的角斗场这种说法并没有被承认。哈里斯说:“人们希望通过某种形式的经济参与来改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体验。”
 

这种愿望现在很普遍。主流经济学家已越来越接受这样的证据:与中国的竞争已导致国内就业岗位净流失,在与廉价电视和智能手机的竞争中,必须权衡这一成本。另一位曾在奥巴马政府任职的改革派人士汤姆·佩列罗(Tom Perriello)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如果你像他那样,在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官员中表达对自由市场模式的怀疑,“你会被视为头上长了角。”现在,他补充说,如果你重复一些老一套,“人们会说‘你是被低温冷冻的吗?’”
 


 

一旦你接受了对全球经济增长乃至股市有利的东西不一定对美国工人有利的观点,就有可能设想出一种经济民族主义的形式来指导美国在国内外的行为。这似乎正是拜登在他的“全美国制造”计划中所考虑的。他计划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和研发方面的大笔投资将直接用于美国公司,以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亲美工人(pro-American worker)的税收和贸易战略”将“对中国采取积极的贸易执法行动”,但也会取消对美国公司将业务转移到海外的税收优惠。
 

拜登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政府计划,以恢复敏感领域的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包括医疗用品和药品、半导体、能源网等。这将需要重建这些地区的国内制造能力,包括利用《国防生产法》;修改税法以鼓励国内药品生产;增加敏感产品的联邦储备;以及建立一个新的项目,为关键制造业领域的工人再培训提供资金。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既是对中国崛起的回应,也是美国在与中国的经济斗争中“获胜”的一种手段。
 

新的民族主义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有政治层面。传统上,外交政策一直是专家的领域,他们告诉美国人国家利益在哪里,而不是问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在哪里。这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一方面是因为对专业知识的尊重已经成为过去,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似乎不再赢得全球霸权的争夺。2018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开始着手纠正这一问题。该基金会派遣学者前往三个远离华盛顿的地方——俄亥俄州、内布拉斯加州和科罗拉多州——询问公民外交政策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项名为“美国为中产阶级制定外交政策”(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由奥巴马国家安全委员会前战略规划主任萨尔曼·艾哈迈德(Salman Ahmed)指导,作者包括詹妮弗·哈里斯和杰克·沙利文。该项目是由卡内基基金会主任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授权的,他是拜登政府国务卿的主要候选人。
 

在接受采访的数百人中,很少有人对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有任何看法。对于这些遥远的问题,大多数人给出的答案似乎取决于他们看的是哪个新闻频道。但他们有很多关于中国、贸易、就业和外国投资的内容。各州内部和各州之间的答案差别很大,但这些答案听起来都不像是华盛顿民族主义中心地带的噩梦。作者指出,即使在压力很大的俄亥俄州制造业城镇,人们“对自由贸易表示强烈支持,并接受技术进步和其他市场力量将继续改变他们所在地区的就业状况。”不过,他们坚持“‘公平贸易’和能够给予他们‘战斗机会’(fighting chance)的附加措施。”
 

如果不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话,答案还是有些令人鼓舞的,这个项目最重要意义在于提出这个问题的决定。可持续的外交政策必须植根于广大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当这些利益发生变化时,政策也必须改变。
 

然而,民主党内部截然不同的意见流意味着,人们很难指望在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最能增进普通美国人利益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拜登是外交政策的传统主义者,地缘经济学的语言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周围的人几乎都是这样。进步人士希望他们能超越这些本能。和哈里斯一样,佩列罗(Perriello)也与拜登的团队有很多关系,他希望在反垄断法、企业税收、甚至最低工资等方面达成全球协议,以防止竞次。他说,国际社会接受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禁止俄罗斯等国的“武器化的腐败”(weaponized corruption),因为这些国家利用其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财富向朋友行贿、勒索敌人。他说,与目前的贸易协议相比,“这对自由贸易的好处要大得多”。
 

任何一位采取如此雄心勃勃的议程的总统,都将面临来自美国自己盟友的巨大阻力。像爱尔兰这样的低税收天堂不会轻易同意公司税均等化计划;德国等出口大国将对对华对抗政策感到恼火。无论如何,对拜登和他的团队来说,一项全球监管计划可能都太离谱了。佩列罗和哈里斯一样,对沙利文寄予很大希望。沙利文是两大阵营的联系人,他说,沙利文“用了三年的时间,真正深入地解决了他们在克林顿竞选期间犯下的错误”。在2019年发表在《民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沙利文正式摆脱了他的新自由主义外衣,他呼吁建立一个“新老民主平台”(new old Democratic platform),专注于“拯救和重建美国中产阶级”——这种观点并不让人感到惊讶。
 

“新老民主党人”听起来很适合乔·拜登的银发脑袋。如果他在11月赢得大选,我们将看看他是否能够做出这些改变。
 

本文发表于《外交政策》网站。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8/27/biden-is-getting-ready-to-bury-neo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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