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决心从失败经验中改进，以不同的方式做事。在核心方面——尽管不是全部——他做到了。入侵猪湾之后，他的公众地位实际上有所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承担了责任，承认了错误。这对拜登来说是有用的教训——如果他选择接受的话。

古巴计划起源于肯尼迪的前任艾森豪威尔。自1959年掌权以来，卡斯特罗一直在稳步采取行动，打破美国对古巴贸易的控制，并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与苏联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艾森豪威尔命令中央情报局制定计划推翻卡斯特罗政府，该机构还密谋暗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转而向莫斯科靠拢。

中央情报局后来的计划是确信卡斯特罗和他的政府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随后，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古巴流亡者发动的小型两栖入侵可能会引发广泛的叛乱，推翻卡斯特罗，恢复一个对美国利益友好的政府。肯尼迪曾怀疑该计划是否会奏效，但他同意了这一计划，条件是美国不会直接参与。

1961年4月17日凌晨，近1500人的侵略军在科奇诺斯河的沼泽地带登陆，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哈瓦那和其他古巴城镇开展了工作，但它的出现并没有引发广泛的叛乱。弹药船未能到达海滩。当攻击者逼近卡斯特罗的军队时，肯尼迪仍然徒劳地试图让美国在行动中隐藏起来，拒绝批准对入侵者进行空中掩护，入侵者很快被击垮并被俘，然后在电视摄像机前列队示众。卡斯特罗变得更加强大，这得益于古巴对美国策划的袭击的愤怒，他很快与苏联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肯尼迪为什么要这么做?毕竟，他个人也有疑虑，尽管他的几乎所有高级文职和军事顾问都支持入侵计划，但其中包括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外交官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历史学家、白宫助理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等几个他的重要参谋都不支持。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坚定支持无疑推动了他的前进，这也是他在几个月的计划和准备中积累起来的动力。肯尼迪本人希望看到卡斯特罗被赶下台的愿望，以及他去年竞选时的言论，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他曾发誓，如果当选，他将为“争取自由的战士”提供更多支持。

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未经考验的新总统。他知道，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共和党人已经成为使用“对共产主义软弱”的棍棒对付民主党人的专家，他们随时准备出击。“如果他没有这么做，每个人都会说他没有勇气，”他的兄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后来想象着这一幕时说。“艾森豪威尔的人都说它会成功，但我们拒绝了。”

尽管如此，向来对自己最挑剔的评论家约翰·肯尼迪立刻就知道自己搞砸了。他没有向他的顾问们提出足够的要求，也没有强迫他们真正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一招很有可能成功。他没有与足够多的局外人进行协商，这些人在感情上不会那么投入，也不会那么受制于群体压力。他没有遵循他一贯的做法:寻求不同的观点，挑战专家的意见，拒绝模糊的思考和简单的虔诚。

他迅速采取行动，尽其所能挽救一切，继续前进，改进他的咨询系统，纠正自己的分析错误。尽管私下里他对CIA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他们在这场灾难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愤怒，包括妻子杰姬和弟弟鲍比在内的少数人，但他避免了猛烈抨击，并在4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冷静地将全部责任归咎于自己。随后的一份白宫声明甚至更加明确，称总统“强烈反对政府内部或外部任何人试图转移责任”;另一份公开声明称，“任何失败的最终责任都在我，而且是我一个人的责任。”肯尼迪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指示:“我们不会寻找任何替罪羊。”

助手们对此印象深刻，并心存感激。理查德·古德温在回忆录中写道:“总统的断言——没有提及艾森豪威尔的‘计划’，没有任何关于人员不足或机构错误陈述的暗示——让人们松了一口气，觉得很勇敢，开始恢复信心。”“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听取了简报，听取了所有的论点，并下达了由他一个人下达的命令。”普通民众也注意到:肯尼迪的支持率非但没有因为危机而受到打击，反而上升了。(“我做得越糟，我就越受欢迎，”他打趣道。)

除了承认错误，肯尼迪还试图从中吸取教训。结果喜忧参半。他并没有从这一事件中得出结论:他应该寻求与哈瓦那改善关系，或与卡斯特罗进行谈判;很快，肯尼迪政府就发起了“猫鼬行动”(Operation Mongoose)，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阴谋，旨在颠覆和推翻古巴政府，其中包括暗杀卡斯特罗的可能性。但肯尼迪离开猪湾时坚信，他必须通过提出更多、更严厉的问题，更全面地权衡潜在军事干预的弊端。在接受军事建议方面，他变得更加谨慎，在扩大自己的投入范围方面更加坚持，同时加强了对外交政策决策杠杆的掌握。

新方法将在许多场合为他和国家服务，尤其是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通过“猫鼬”和其他反卡斯特罗的努力，肯尼迪首先促成了这场危机。但在紧张局势达到顶峰的13天期间，他克服了困难。事实证明，他对他的顾问们提出了严格而持久的质疑，并坚持寻求政治解决方案，这在引导世界远离核危机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021年不是1961年。我们的党派分歧越来越深，我们越来越怀疑是什么驱使政客们这么做。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给了乔·拜登许可证——他可以放心，不管他采取什么措施，他都会遭到攻击。所以做正确的事，总统先生。表达的“责任止于我”的主张很重要，但不要以你的宪法义务结束。相反，要从约翰·肯尼迪那里吸取教训，冷静而坚定地承认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你可能会对结果感到惊讶。

本文发表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弗中心网站：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lesson-biden-how-jfk-went-polls-after-bay-pi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