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美国的理想主义都拒绝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在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中，禁止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维持均势才能实现和平。威尔逊试图用国际机构管理的普遍正义原则来取代这一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中重申了这些理想，宣布自决、民主和人权为战争目标。

但在冷战期间，美国奉行坚定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以国家利益为中心，支持或容忍那些反对苏联的独裁政权。除了宣传目的，这两个竞争对手几乎不需要国际机构或普世理想，而是利用地区安排将盟友团结在一起。在上世纪70年代，正是欧洲努力推动人权，并承担起一种道义上的领导地位，以将自己与东方和西方的巨人区分开来。

美国对人权的承诺始于一个软弱的时刻。在越南的军事和道德灾难之后，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和美国国会试图给美国的外交政策注入一个道德中心，并寻求以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语言。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将人权视为打击苏联的一根方便的修辞棍棒。但两位总统都继续支持符合美国安全利益的威权政权，也没有使用武力来推进人道主义理想。以美国为首的人道主义干预时代将不得不等到冷战结束。

尽管言过其实，但事实确实改变了。作为唯一的全球霸主，美国发动了大大小小的大量战争，其中包括一个令人困惑的混合体，里面充斥着务实的安全利益和理想主义的言辞。在巴拿马、索马里、南斯拉夫(两次)、伊拉克(两次)、利比亚、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美国以国家安全和人道主义的理由发动了军事干预。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美国对国际法和法律机制的极大兴趣。美国主导设立了多个国际法庭，导致设立了一个常设的国际刑事法院。人权条约和机构得到恢复和加强。人道主义干预的原则被提出，包括现在被遗忘的“保护责任”。如今，每一所西方大学都有某种形式的人权中心，这是那个时代理想主义的证明。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已经明确否定了这一人道主义或准人道主义军事干预的传统，但拜登强行放弃这一传统多少有些令人惊讶。在他的演讲中，他反复强调识别和捍卫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国家”这个词很关键，拜登毫不隐晦地说：“如果我们在2001年9月11日遭到袭击，来自也门而不是阿富汗，我们还会在阿富汗开战吗?即使塔利班在2001年控制了阿富汗?我相信诚实的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我们在阿富汗除了防止对美国本土和我们的盟友的袭击之外没有任何重要利益。今天也是如此。”

在阿富汗引入所谓的“民主”、帮助妇女逃离中世纪的神学政权、教育儿童或帮助防止另一场内战方面，美国都没有重要的利益。拜登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是“关于结束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改造其他国家的时代”。我们在阿富汗看到了反恐任务，让恐怖分子停止袭击，转变为镇压叛乱、国家建设，努力创建一个民主、团结和统一的阿富汗。这是阿富汗历史上几个世纪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改变这种心态和大规模的军队部署将使我们在国内更强大、更有效和更安全。”

拜登还表示，人权仍将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中心”，可以利用经济手段和道德劝说来促进人权。这一说法与他的“关键国家利益”应决定军事干预的声明存在矛盾。为什么重要的国家利益不能决定非军事形式的干预呢?很明显，人权和其他道德理想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已经降低。唯一的问题是，这些言论是否会与新的现实相匹配。

当然，美国政府是否真的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一直都不是很清楚。批评人士往往发现了更恶毒的动机。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辩称，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的外交政策，只是在推进一种非常雄心勃勃的国家利益愿景：美国要求所有国家采纳美国的理想和制度，这样就没有国家愿意反对美国。或者，他们可能会说，与任何帝国一样，美国缺乏耐心和智慧，无法在对待周边国家时保持一贯立场。

无论如何，当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实力时，理想主义实际上就不那么理想了，而现在唯一清楚的是，美国没有这样的实力。对冷战后重建国家目标的抵制以国际恐怖主义的形式出现。俄罗斯等国家并没有顺从地拥抱美国所谓的“民主”。而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又恢复了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

随着阿富汗落入塔利班手中，美国实力的局限终于变得显而易见。许多人，不仅仅是敌对国家的领导人，将庆祝美国的报应。但是，在没有任何国家愿意使用军事力量支持的情况下，所谓人权的道德上层建筑是否能够生存，这是值得怀疑的。

本文发表于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merica-return-to-foreign-policy-realism-by-eric-posner-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