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细川护熙1993年成为日本首位非自民党首相以来，之后的15位日本首相中，有10位在任1年左右。菅义伟首相任期的“短命”，反映了公众对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的不满，对在疫情期间举办东京奥运会的质疑，以及他作为沟通者的缺乏自信。菅义伟在自民党内部缺乏强大的派系支持基础，这也使他的支持率下降，不堪一击。

但是，尽管任期很短，特别是新冠疫情耗费了政治精力，菅义伟政府还是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外交乃至国内政策成果。其中一些成就是建立在他的前任安倍晋三的遗产基础上的，但也有一些与他的政府截然不同的举措。

在外交政策方面，菅义伟以多种方式推进了安倍的大战略。去年10月，他首次出访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强烈重申了东盟对日本的战略中心地位。他继承了安倍晋三建立地区联盟的努力，东京也在10月主办了第二次四边安全对话QUAD部长级会议。在美国总统拜登执政期间，QUAD的上升势头进一步加快，今年3月举行了四方领导人第一次峰会，该集团寻求将其活动扩大到经济安全领域，如供应链、疫苗分发和应对气候变化。

菅义伟政府还开始在台海问题上做出“表态”。今年4月的拜登-菅义伟峰会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其提到了“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以及事实上支持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概念。这是自1969年尼克松-佐藤荣作峰会以来，美日领导人首次在声明中提到台湾。那次峰会是在中日建交之前举行的。在菅义伟的领导下，日台安全方面的互动愈发频繁，这几乎肯定为日本未来增加国防预算。

在国内政策方面，今年9月日本新成立的数字振兴院(Digital Agency)可能是菅义伟遗产最明显的标志。大流行病的危机使日本更加需要更好地协调和推进数字政策。但在数字能力方面，日本已经落后于一些富裕国家的同行，而且日本对全球数字碎片化的脆弱性增加了其经济安全的风险。尽管该机构最初的目标是将传统硬件数字化，但它标志着日本在处理数字战略方面的机构能力取得了重要进展。

考虑到日本中小企业的规模，菅义伟对提高中小企业生产率的关注在经济上也有意义。中小企业雇佣了大约70%的劳动力，占日本所有企业的90%以上，尽管它们对经济增值的贡献远远落后于大企业。考虑到日本面临的人口和财政挑战，如何提高生产率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菅义伟继任者的重要问题。

不管新任的自民党领袖是何方神圣,他都要从菅义伟手中接棒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公文筐,包括规划两个重要的全国大选、重启经济增长和应对地区环境恶化以及越来越自信的中国。尽管疫情动荡不安，日本经历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个人外交机会匮乏，但菅义伟能够维持日本在第二届安倍政府期间形成的积极外交政策。他的继任者也会在菅义伟的倡议基础上做得更好。

本文发表于国际战略研究所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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