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重要外交政策的人需要关注什么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会在需要的时候与盟友和对手进行接触，但它会小心翼翼地不让外国政府提升影响力，并会以适当的怀疑态度接受那些自私自利的外国代表的建议。它的外交官将是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对他们被任命的国家有深刻的了解，而不是富有的业余人士，他们碰巧为总统竞选捐了很多钱。

一个真正的大国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制定有效和连贯的战略，而不是讨论如何称呼这些战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应该让人民负起责任来，避免再次任命或过多关注那些屡次未能履行职责、判断力不止一次出现缺陷的前官员。

或许最重要的是，一个严肃大国的政治领导层将善于着眼大局，从那些可能引人入胜或戏剧性但最终微不足道的事件中区分出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即使这个大国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做得很好，实施外交政策仍然是困难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有相当大的成功机会。

按照这些标准，美国似乎正处于一场严重的不严肃的阵痛中。有一天，这个国家可能会受到“悄悄蔓延的伊斯兰教法”的威胁，然后可能会出现危险的中性厕所泛滥，接着是一群完全虚构的爱吃披萨的恋童癖，接着是关于选举被盗的谎言，以及可能会出现的“批判性种族理论”灾难。有趣的是，这些妖怪来了又去，好像很有规律。这就好像一些政客和媒体组织在积极地试图转移人们对真正问题和真正渎职的注意力。当然，它不是很严重。

需要明确的是，政府内外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专业人士打卡工作，但他们的努力经常被其他人的不严肃的滑稽行为所破坏。

例如，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和霍利(Josh Hawley)似乎认为，如果数十个关键职位都没有空缺，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会更有效——而他们最不喜欢的政权不会面临这个问题。霍利还要求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批准提名前辞职，霍利家乡的报纸谴责这一噱头是“纯粹的戏剧表演”。

如果美国变得认真，它会采取什么不同的做法？

首先，两个政党的领导人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他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危及人类的未来，减缓和适应的成本也将越大。回顾过去，几十年后的公民可能会惊叹于我们对最终无关紧要的事情有多么担心，而我们对危险的关注却是多么少。

其次，政治家和权威人士最终会正确看待恐怖主义的恶棍。恐怖主义的危险不是零，应继续审慎努力控制恐怖主义。但除非美国人以弄巧成拙的方式对它做出过度反应，否则这不是一种生存威胁。如果两年内有超过 730,000 名美国人死于 COVID-19——而自 9/11 以来的 20 年里有 549 人死于恐怖袭击——不必说教美国变得更理性地权衡不同的危险，美国只是没有认真对待。

第三，美国的政治体系需要将乔·拜登总统的“美国回来了”的口号转化为在现有国际机构内建立和保持影响力的安静且基本上不为人知的工作。中国在这一点就做得很好。

第四，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会认识到，与中国激烈竞争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北京是否成功部署了一些外来武器系统，尤其是不太可能使用的武器。

相反，它将由每个国家的全球市场份额决定；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的能力；掌握军事和民用领域的关键技术；其政治机构的效率和效力；国家基础设施的质量，包括供水、电网、互联互通和交通；以及公民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更不用说他们的身心健康了。好处是：这些项目不仅将决定美国在国外施加的影响有多大，而且还将决定美国人在国内享受的生活质量。这是一个双赢的提议。

正如我之前所说，大国在国内做什么通常比在国外做什么更重要。因此，当前美国目前的两极分化状态、阻挠议案的反民主和导致僵局的影响、共和党对威权主义的持续示好，以及助长阴谋论和其他逃避理性的有害信息环境是真正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