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评估逆全球化危机

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全球化是否已经出现逆转,全球社会已经步上逆全球化的轨道?首先,我们不要被悚动的媒体标题误导,也不要被一些统计数据的表象迷惑,我们要很理性地回答下面四方面的问题:第一,全球化究竟是在演化之中还是在退化之中?哪一种趋势才是主导性的?第二,当前涌现的裂解全球化力量和仍在推进全球经济与社会融合的力量,究竟何者为大?哪一种力量更具有主导性?第三,无论是在全球范围还是在各国,抗拒与反对全球化的群体相较于拥护与支持全球化的群体,在社会力量的平衡上哪一个更具优势?是有更多的群体加入拥护全球化的阵营,还是反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在日益壮大?第四,支撑全球化的社会机制与制度安排基础是十分脆弱还是十分强韧的?这些基础是否脆弱到经不起关键行动者(例如一个“超级流氓大国”,或是恐怖主义组织)的破坏与干扰?还是它们有足够的强韧性及可依靠的厚实利益分享结构,可以对潜在的破坏行动起到强大的束缚作用?它们是否也有足够的弹性与灵活性来克服或绕过新增的障碍与险阻?一旦我们认真评估这四方面相互关联的问题,就可以摆脱可能的误判,就可以拨开云雾看清楚庐山真面目。

融合的力量仍大于裂解的力量

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西方媒体所关注的新闻焦点,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世界经济与全球社会的发展态势, 我们就会看清楚, 持续推进全球化演进的融合力量仍明显大于裂解力量, 但因为前者是默默进行, 而后者是敲锣打鼓闹事, 所以裂解力量的表面声势往往超过融合力量。此外, 西方媒体通常有意无意忽视南南合作的良好势头, 它们如果报道, 那么这个领域的事件多半是负面的, 这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一旦超越了西方媒体的偏狭眼光, 我们就会发现, 人口众多与发展势头仍看好的全球南方, 也就是以中国为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正给全球化带来新的动力, 各种深化双边或区域经济整合、 多边开发融资、 政策协调、 基础设施共享、 文化与教育交流, 以及科技合作的新机制正在加速创建、增长与强化。

传统上衡量全球化进程的指标, 主要涉及货物、 资金、 人员与信息的跨境流动。在实体商品与资金流动方面, 过去 30 多年推进全球化的主要行动者是跨国企业与跨国金融机构。但在网络时代与数字经济时代, 我们更需关注虚拟世界的非实体商品跨境交易、 去中心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结, 以及绕过传统金融机构与支付系统的跨境网络金融活动。

在传统衡量指标上, 过去 10 年, 全球化的确出现减缓或停滞的现象。但如果仔细检视不同地区的个别趋势, 则走势有明显的分歧, 西方不亮东方亮。例如, 过去 10 年,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总规模在下降, 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 FDI 仍在增长。导致全球 FDI 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流向欧洲的 FDI 大幅萎缩, 尤其在英国公投脱欧, 以及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政府为吸引美国跨国企业资金回流的限时性减税法案之后。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 《世界投资报告 2019》,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整体规模仍在增长, 而最明显的受益地区是非洲。过去 10 年, 外资流入非洲的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两位数左右, 在较差的 2018 年仍维持了 12% 的增长。此外, 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 ( 含中国) 的 FDI 也在持续增长, 唯有流入拉丁美洲与中东欧及原苏联地区的FDI 明显减少。

更值得注意的趋势是, 过去 10 年, 许多新兴经济体纷纷加入FDI 来源国行列。中国的对外FDI 在 2007 年的规模不到 500 亿美元, 到 2015 年就快接近 1500 亿美元, 而且首度超过 FDI 的流入规模。在流向非洲的 FDI 之中, 除了美国、 英国、 法国与荷兰这些传统来源地之外, 中国、 南非、 新加坡与印度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来源地。

如果我们看跨境非实体商品、 人员、 知识与信息的流动, 那我们就更可以确定, 全球化的动力仍十分充沛, 各种增进融合的跨国移民、 商业、 信息与教育网络, 正将全球社会以更紧密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以国际移民为例, 2000 年全球跨境移民的总数约为 1. 55 亿, 占世界人口的 2. 8% ; 到了 2017 年, 全世界的国际移民人数大约为 2. 58 亿, 相当于全球人口的 3. 4% 。国际移民中属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比例大约为 2 / 3, 在很多国家他们已经成为主要的低阶劳动力来源。

国际移民持续增长的趋势, 并没有因最近几年欧洲与美国涌现反移民政治势力而有根本性的改变。不过, 最近 10 年, 跨境移民与移民劳工的流向更为多元化, 过去移民流向主要是从南方国家流向北方国家, 而现在有更多的跨境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例如, 从中国到非洲与拉丁美洲, 从印度与孟加拉国到东南亚与中东。例如, 中国在非洲的常住人口 ( 停留期间超过一年) 估计至少有 100 万。跨境移民就像境内移民一样, 会带来技能、 知识、 资金和技术的转移, 也会增加贸易、 商业合作、文化交流与跨国婚姻。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1990 年, 国际移民向中低收入国家汇入大约 290 亿美元的侨汇, 这个数值在 2000 年增加到 740 亿美元, 并在 2016 年达到了 4 290 亿美元。目前全球侨汇的规模是官方发展援助总数的三倍多。另外, 国际留学生与交换生的增长速度也相当可观, 从 2011年不到 400 万增加到 2017 年的近 500 万。而中国既是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 也是越来越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2017 年, 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 60 万, 而中国接收的国际留学生在 2018 年已经逼近 48 万, 其中 85% 以上是自费生。预计中国很快将会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留学目的地。

移民、 商务、 留学与观光需求带动了跨境人员流动的持续增长, 这可以从国际民航载客量得到印证。全球航空公司的收入客公里 ( RPK) 仍然持续增长, 在 2009 年总里程约为 4. 4 万亿公里, 到 2017 年增长到 7. 7 万亿公里, 其中 64% 是国际旅客。亚太地区的国际线乘客每年增长率都在 7% 以上, 在亚洲廉价航空公司纷纷涌现的趋势下, 亚洲城市之间新航线开辟速度非常惊人。此外, 中东地区新兴航空集团与转运中心, 更为来往于亚洲城市与欧洲中小城市、 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旅客提供了非常便捷的转运服务。中国的出境旅游人数更是增长神速。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 中国自 2012 年就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观光消费的最大来源国, 2017 年中国境外观光消费规模为 2 577 亿美元,占全世界观光消费总额的 20% 。

跨境电子商务生机蓬勃

跨境电子商务是重要的全球经济新融合机制之一。这个新兴的商品交易渠道, 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个体户、 微型企业、 农民合作组织, 可以通过网络交易平台直接通向终端消费者, 而不需要依赖跨国企业的采购与销售渠道, 可为全球中小企业及年轻人进入世界不同市场降低贸易壁垒, 提供更为公平的渠道。中国是全球电子商务发展得最快的国家, 也是电子支付系统最先进、 使用最频繁、 覆盖率最高的国家。现在中国正全力将这个网络时代的先进经济模式推向全球, 也大力协助发展中国家建立电子商务平台。由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倡议的世界电子商务贸易平台( 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 简称 eWTP), 在 2016 年 9 月于杭州举行的 G20 峰会上被纳入公报。马云还成立了一个国际非营利机构与各国政府合作推进的电子商务贸易平台。2017 年, 阿里巴巴集团与马来西亚发展数字经济的官方机构——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局 ( 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Corporation, MDEC) 及其他合作伙伴携手, 共同成立东南亚第一个 eWTP 地区枢纽平台。2018 年, 阿里巴巴集团又与非洲卢旺达政府签约, 协助成立非洲第一个 eWTP 地区枢纽平台。

近年来每隔几天, 杭州阿里巴巴总部就会迎来世界各国的考察团, 他们到此密集了解学习阿里巴巴电商生态、 电商普惠发展思路、 农村淘宝、 科技金融、 跨境电商、 新旅游等内容。他们也通常会在杭州实地走访专营生鲜食材的盒马门店, 以及去 “ 中国淘宝村” 临安白牛村调研, 为中国数字化经验如何嫁接到他们国家寻找答案。

在全球范围, 跨境电子商务正蓄势待发, 其爆发潜力可以从一个具体指标看出来, 像是国际包裹的数量从 2007 年到 2017 年10 年之间增长率超过 150% 。而且这些包裹的商品价值很多都是少报甚至漏报, 在官方贸易统计中根本无法准确显示。

 

数字科技革命的无限可能

网络与数字科技更是加速全球经济与社会融合的最重要机制。如今数字与通信科技让远距离通信、 视频与巨量信息传递接近免费。2000 年, 全球互联网使用者的覆盖率仅为 7% , 到了2018 年已经达到 48% , 全球有将近 36 亿人可以享受网络世界带来的各种便利与机会, 从沟通、 传播、 协调、 社会动员、 出售劳务、 金融交易、 教育学习, 到网络犯罪。

网络通信与数字科技让极其复杂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可以跨越国境藩篱而无缝衔接, 几乎可以达到分秒不差甚至毫厘无误的境界。各种形态的跨境劳务外包服务的交易规模不断在增长, 数字移民 ( telemigrants) 的人数也不断在增加, 让西方发达国家的白领劳工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网络联结让无数的个体户与微型企业可以直接参与全球市场, 让个体生产者、 设计者、 消费者、 借贷者可以弹性地进行协作与资源整合。在区块链技术与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蓬勃发展下, 也有越来越多的跨境金融交易与资金移动, 可以绕过传统的金融机制、 跨境支付系统与国家监管的换汇机制。

网络科技也让全球科学社群融合成一个实时交流、 分享与紧密分工合作的知识社群, 巨型科技项目的跨国分工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基础科学研究的典型模式, 从遗传基因解码到暗物质探测均是如此。虽然部分西方国家政府仍沿用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 《瓦森纳协定》, 限制高科技设备与配套软件出口到中国, 特朗普政府也在中美科技交流合作上设下许多新的障碍, 甚至在一些美国大学校园制造类似 20 世纪 50 年代麦卡锡时代的肃杀气氛, 但这并不能阻挡中国科学家快速融入全球科学社群的大趋势, 因为中国学术工作者对人类知识的贡献越来越重要。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 中国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发表的科学期刊论文总量, 在 2016 年已经超过美国, 不过美国在超高引用率期刊论文数量上仍居世界首位。

沙漠中的全球化奇迹

2018 年 1 月, 我到阿联酋大学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目睹了一个全球化所造就的沙漠奇迹。阿联酋正是各种全球化融合力量汇流的节点, 也是一个闪亮的展示橱窗。

在参访首都阿布扎比期间, 我住在瑰丽酒店 ( Rosewood Hotel)。这是香港新世界酒店集团郑家第三代千金郑志雯全新打造的全球精品酒店, 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就晋升为世界精品酒店顶层, 让全球高端客户体验中国文化元素的精致与婉约。把我从机场接到酒店的司机是印度人, 酒店柜台的接待人员是尼泊尔人。酒店房间阳台正对面是一个体量超大的现代建筑, 门牌上写着“ Cleveland Clinic Abu Dhabi ” ( 阿布扎比克利夫兰医学诊所)。克利夫兰诊所是美国顶级医学中心之一, 这个位于阿布扎比的拥有500 张病床的现代化医学中心于 2006 年开业, 是克利夫兰诊所唯一的海外分院, 服务对象是中东地区的高收入群体。医院由美方管理, 但医护人员就像联合国组织的工作人员一样来自世界各地。

在距离酒店不远的新填出来的半岛上, 卢浮宫阿布扎比分馆于 2017 年 11 月举行了揭幕仪式。自开幕以来, 来自全球的访客络绎不绝, 他们不仅想目睹该分馆展出的珍贵艺术品 ( 尤其是亚洲收藏品), 也来欣赏这栋里外都像是一个巨大飞碟的奇特后现代建筑, 这是当代法国最著名建筑设计师努维尔 ( Jean Nouvel)的旷世杰作。

阿联酋人均收入超过 4 万美元, 在亚洲名列前茅。如果计算该国公民的人均收入, 应该超过 10 万美元。在 1 000 万常住人口中只有 200 万是阿联酋公民, 其余 800 万都是来此打工的外籍人士。本地公民不是在公共部门工作, 就是参与经商, 即使是务农的阿联酋人, 也都是农场主。阿联酋虽然靠石油发迹, 但是她的统治者非常有远见,  善用石油财富来快速改造自己的经济体制,为石油枯竭未雨绸缪。如今阿联酋已经成为中东地区高端服务业枢纽, 集区域航运、 物流、 加工、 维修、 贸易、 金融、 消费、 文化、 医疗、 高等教育中心功能于一身, 石油收益占 GDP 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三成。其要诀就是筑巢引凤: 打造一流的基础设施, 设置自由贸易区, 全方位引进高端人才, 然后再吸引更多相关领域的人才, 形成聚簇效应。

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集中于 7 个酋长国世袭统治者组成的最高委员会。这是一个集体领导决策机制, 所有重要决定必须得到7 位酋长中 5 位以上支持, 这 5 票要包括最关键的两位酋长: 阿布扎比与迪拜酋长。这两个酋长国既是兄弟, 也像是相互竞争的两家集团, 相互镜鉴与攀比, 所以这两个酋长国同步发展了国际枢纽机场, 也各自扶植了一家赫赫有名的国际航空公司。

在 20 多年前, 阿联酋就规划要成为中东航运枢纽, 并争取成为国际人道救援转运中心。它先主动给联合国相关机构提供免费仓储与空运补贴, 争取将人道物资调度中心落地迪拜, 从世界各地征集的物资在此汇集, 再转运到亚、 非、 拉丁美洲。等到调度中心逐步成形, 联合国机构开始扩充常驻人员。接下来所有与联合国密切合作的国际人道组织都来此设置调度中心, 就近协调与相互支持, 现在全球唯一的国际人道主义城市已经呼之欲出。

阿联酋国有企业长期赞助卢浮宫美术馆活动, 多年的耕耘终于带来丰收, 2017 年 11 月, 迎来了卢浮宫阿布扎比分馆开馆, 作为首都文化村的第一个贵客, 接下来还有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

阿联酋也是中东地区第一个开放 5G 牌照的国家。迪拜酋长国与华为签署了一项高达 500 亿美元的合约, 不仅 5G 通信将全面采用华为设备, 而且还委托华为将迪拜打造为一座 5G 智能型城市。迪拜酋长为了庆祝与华为的合作, 特别在 2019 年元旦那天在迪拜的 828 米 162 层地标性建筑外墙上, 也就是全球最高建筑哈利法塔上, 赠送华为 3 分钟的夜景灯光秀作为最高调的免费宣传。

创造更多的利益攸关者

全球化虽然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受损, 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失灵, 以及政治精英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跨国资本利益集团彻底绑架。整体而言, 全球化仍不断在世界各地创造更多的受益群体, 全球化的潜在利益攸关者将持续增长, 而且是大量增长, 最好的例证就是非洲大陆。

非洲是一个巨大的地理板块, 面积约 3 000 万平方公里, 大于中国、 美国、 印度、 日本与西欧的总和。非洲人口在 2017 年约是 12 亿, 但增长速度惊人, 预计到 2050 年人口将达到 25 亿, 这里将是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热点。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受惠于超级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超过 2 / 3 的非洲国家都出现连续 10 年以上的中高速增长; 2008年以后,  非洲国家的增长曾一度受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拖累; 但从 2016 年开始, 又逐渐恢复强劲的增长动力。非洲是当前世界 FDI 流入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 过去最贫穷的 “ 黑非洲” (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在 2018 年共引进了 320 亿美元外资, 增长率高达 13% 。2018 年 3 月正式签署的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 (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greement, AfCFTA),将为非洲带来新的增长动力。这份非洲联盟倡议的贸易协议, 旨在促进非洲国家形成区域单一市场, 在 55 个非盟会员国中已经得到 54 国 ( 厄立特里亚除外) 的签署。

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最大助力, 来自中国提供的出口市场、开发援助、 长期融资、 技术合作、 直接投资, 以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从 2000 年到 2017 年, 中国与非洲双边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20% , 投资的增长速度同样惊人。中国政府与非洲联盟从2015 年启动中非 “ 十大合作计划”, 由中方提供 600 亿美元的启动基金。“ 十大合作计划” 涵盖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 金融服务、基础设施、 消除贫穷、 绿色发展等各领域。每年前往中国接受培训的非洲官员与专业人士高达一万人次。

2017 年, 麦肯锡顾问公司完成一项针对中资企业在非洲活动的大规模调查。这个调查覆盖了中资最集中的非洲八国, 有1 000 家企业参与调查。麦肯锡报告澄清了许多西方媒体对中资企业的偏颇报道。他们发现, 中资企业雇用当地员工的比例高达 89% , 2 / 3 的企业提供在职培训, 这 1 000 家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30 万个, 而目前非洲大约共有 1 万家中资企业。报告也指出,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印度、  美国与德国的总和。2015 年中资企业在非洲的营收已经达 1 800 亿美元, 到 2025年, 将达到 4 400 亿美元, 并从目前它们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和资源领域, 延伸到服务业和物流等领域。这些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生产总值占非洲制造业总生产量的 12% 左右。

中国推动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都是覆盖整个区域。最突出的就是由中国电信带领通信设备厂商启动的 “ 中非共建非洲信息高速公路” 项目。这个跨世纪工程, 将铺设 “ 八横八纵” 宽带骨干光纤网络, 覆盖整个非洲大陆。骨干网络长度达 15 万公里, 穿越 48 个国家 82 座城市, 投资金额 150 亿美元, 2015 年启动, 预计 2023 年完成。这个计划将带领几亿非洲人一步跨入宽带网络时代, 并带动沿线国家规划宽带发展计划与网络经济。

中国物美价廉的科技产品, 更让非洲广大的低收入群体享受前所未有的消费能力跨越。例如, 在非洲大陆广受欢迎的中国智能手机与移动通信设备, 让数亿非洲消费者立刻跨越了数字鸿沟, 甚至让千万落后农村可以与世界同步分享最新的信息与知识。

目前在中国金融圈最火热的交易市场, 是 2019 年 7 月 22 日启动的上海科创板股市, 吸引众多投资人焦点之一的是在中国市场上名不见经传的一家手机制造商, 叫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在中国市场不曾销售一部手机, 但 2018 年在非洲手机市场占有率接近 49% 。在功能机类别领域,  这家公司出货量全球排名第一, 2018 年全球市场份额接近 20% ; 在智能手机领域, 全球出货量也排名第九。传音控股主要有 itel、 TECnO 与 In- finix 三个手机品牌, 分别主打三大不同客户群。itel 是传音针对非洲与南亚低收入群体的大众市场开发的产品,    只搭载最基本的手机功能, 主打平价、 耐用等特色, 平均价格只要 10 美元; TECnO 是智能手机, 锁定非洲中高消费群; Infinix 则是针对新兴市场年轻消费者的智能手机。传音智能手机的平均价格也只有 75 美元。如此亲民的定价,  让传音横扫非洲市场,  也在印度大有斩获。

中国企业也让数字电视走进非洲最偏远落后的农村。不久前, 收看世界各地电视节目是非洲少数精英的特权, 因为只有少数家庭付得起每月 70 美元起步的卫星电视费用, 而且还只有少数几个频道可选。2002 年, 嗅觉敏锐的北京商人庞新星决定将自己办的四达时代公司从中国转向非洲, 因为他在非洲看到了低成本电视运营商的商机。如今四达时代在非洲推出了世界上价格最便宜的电视套餐, 一个月最低才 4 美元, 而且有上百个频道, 用户已经逼近 1 000 万。因为有四达时代打下的基础, 2015 年, 中国领导人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很有底气地宣布启动“ 万村通” 工程。

2018 年夏天, 肯尼亚中部一个叫利基的偏僻村庄变得格外热闹, 因为由北京四达时代集团实施的 “ 万村通” 项目, 在这个村里落地了, 村里的球迷们第一次能够在家里完整地观看世界杯足球赛。从 2015 年开始, “ 万村通” 项目为撒哈拉以南 25 个非洲国家 1 万多个村落安装、 接通卫星电视信号, 为每个村落公共区域免费配备 2 套太阳能投影电视系统、 1 套太阳能数字电视系统, 为 20 户有电视机的家庭免费安装卫星接收系统, 为公共区域免费提供电视节目不少于 20 个频道, 为 20 个家庭用户提供的节目不少于 30 个频道。此外, 项目还从当地农村选拔 2 万多名村民进行培训, 让他们成为该项目后期运营维护人员, 以此促进当地就业。

“ 一带一路” 倡议开辟新亚欧大陆桥

“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将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创造更多的全球化受益群体。“ 一带一路” 倡议等于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化方案, 也意味着中国将引领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的修正, 把包容性增长目标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中国正与 “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携手合作, 建设基础更厚实的全球化模式, 超越传统以西方跨国企业为主角, 以贸易、 投资、 产业分工及金融自由化为主轴的经济全球化模式, 而是由政府开发基金牵头, 以区域政策协调与合作平台为支撑, 以跨国运输、 通信与能源等基础设施相联通为奠基, 实现能源、 环境、 农业、 卫生、 通信、 科技、 司法互助、 城市管理、 文化与教育等各领域深度合作。

世界银行 2019 年发布的 《 “ 一带一路” 经济学》 报告指出, 许多沿线国家过去都因为地理位置偏僻、 基础设施不足以及政策法令不足, 其贸易与吸引外资的巨大潜力无法释放, 而 “ 一带一路” 倡议开辟的新亚欧大陆桥以及通往印度洋的经济走廊, 将可为这些国家明显降低运输的时间与成本, 并可带动贸易与投资。世界银行的专家估计, 当这些新的运输走廊建设完成, 沿线国家对外贸易的运输时间可以平均缩短 12% , 内陆国家的改善幅度将更为明显。沿线国家所生产的有保鲜期或需要争取时效的产品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一带一路” 倡议会有明显的扶贫效果, 将可让运输走廊沿线国家至少 700 万人脱离绝对贫困, 也可帮助3 200 万人脱离中度贫困。

相较于世界银行的评估, 荷兰 ING 银行的智库评估报告对 “ 一带一路” 倡议的贸易促进效果更为乐观, 它估计 “ 一带一路” 倡议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划陆续完成后, 将可为世界贸易带来12% 的增长。2017 年全球货物出口总额为 17. 7 万亿美元, 服务贸易总额为 5. 1 万亿美元, 合计为 22. 8 万亿美元, 12% 的增量就相当于 2. 7 万亿美元, 目前每年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也不过是5 400亿美元。

新亚欧大陆桥的代表性标志就是中欧班列的开通。自 2011 年 3 月从重庆到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班列正式开行以来, 在短短 8 年时间, 中欧班列的运输网络已经覆盖中国 56 个城市, 在欧洲方面则联结 15 个国家的 49 个都市, 也有通往越南、 巴基斯坦、伊朗的支线, 运输路线将近 70 条。每年都有增开的路线, 其中, 最长的是从义乌到伦敦的线路, 全程运行12 451 公里, 由法国从海底隧道穿越海峡。过去从这些中国城市经由陆路与海运把集装箱运到欧洲内陆城市, 往往需要 33 天到 45 天, 但中欧班列可以把运输时间缩短为 13 天到 21 天, 将来中亚国家与俄罗斯沿线的铁轨改造以后, 更可以缩短为 7 天到 15 天。目前中欧班列的运输成本已经降到只有空运的 1 / 5, 许多班次比较密集的路线已经不需要政府补贴, 就可以与传统陆海运的运费相竞争, 而运输时长却缩短了近 2 / 3。

到 2018 年底, 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超过 12 000 列, 而 2018年中欧班列就开行 6 300 列, 同比增长 72% , 其中返程班列2 690 列, 同比增长 111% 。2018 年, 以成都为起点或终点的开行班列达到 1 587 列, 重庆紧跟其后, 开行 1 442 列, 相当于每天都有 4 个班列往返欧洲。班次最密集的还是由重庆到德国杜伊斯堡, 这条路线全程约 11 000 公里, 主要货源是重庆生产的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信息产品。原来从欧洲返程的集装箱缺乏足够货源, 但经过中国企业积极开发进口货源, 以及改善沿途冷链仓储运输设备以后, 不仅大批的汽车零部件、 机械设备、 装修建材、 电子产品和木材等可以从欧洲国家运回,  各种原来依靠空运的保鲜食材也开始源源不断运往中国。

现在一些中国沿海城市的超市或新型量贩店都可以买到从欧洲与中亚进口的各类食品和日用品, 包括肉类、 红酒、 巧克力、矿泉水、 谷类、 蜂蜜、 咖啡、 茶叶及乳制品等。我的好朋友周阳山教授在金门大学教书, 他经常搭渡轮去厦门采购这些新奇的商品。他兴奋地告诉我, 过去少见的波兰巧克力、 匈牙利猪肉、 荷兰鲜奶、 斯洛文尼亚果汁、 冰岛矿泉水、 西班牙熏肉等, 现在都很容易在这些新型的超市里买到了。这些走入中国家庭的产品之背后, 就是 “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千百万的机械技师、 林场工人、 养蜂户、 养猪户、 畜牧场主、 葡萄酒商、 石材师傅、 瓷砖师傅等。

 

中国的作用十分关键
 

正如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向特朗普政府解释的,为何他的公司在考虑将唯一在美国制造的MacPro平板电脑生产线迁至中国。苹果很想把这条生产线留在得州,所以申请在中国生产的所有零部件关税豁免,就是为了能继续在美国生产,但特朗普政府断然拒绝。特朗普想要“全盘美国造”的奢望,库克认为这本来就不现实,他指出:“在我看来,我们绝大多数的产品都是在世界各地生产的。这就是全球供应链的本质,现在和将来都会如此。”更何况,苹果公司六成的收入来自海外。

整体而言,全球化仍在演进,而不是退化。全球化仍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全球化的受损群体与受益群体之间的力量平衡的长期趋势还是有利于后者。我们不要光看西方社会部分受损者的反扑,而忽视广大沉默的利益攸关者,更不能低估非西方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广大潜在受益者对全球化的拥护。我们看到全球化在制度安排上的脆弱一面,但也不可低估支撑全球化运作的各种机制的弹性与韧性。

虽然,当下的世界的确存在类似20世纪30年代贸易大战悲剧重演的风险,但形成系统性危机的概率并不大。因为过去30多年全球化所带动的贸易网络、交叉股权结构、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与跨国企业内部交易网络,已经把全球经济联结成一个空前紧密、高度整合的整体,也让人类社会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经济连体婴的程度。全面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了,大到几乎不可能做这样一种完全逆转式的激进政治工程。

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少数,而且主要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超出这个范围以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能量。不管是在中国、印度还是巴西,以及很多中小型欧洲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其实社会精英都明白自己国家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融入全球经济,而且要维护这些原来很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与国际规范。所以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虽然局部浮现出一些裂解或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联结或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时涌现,其远大于裂解的力量,而中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全球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将由新兴经济体取代传统的G7,以189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非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贸易,将逐渐超越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贸易,而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新时代全球化方案,将进一步深化南南合作。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合作,共商、共建与共享基础更厚实的全球化模式。中国还会持续开放市场,让各国企业可以借助中国广大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来增强扩张与升级动力,并搭建新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深化与所有国家(但可能不包括美国)和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也意味着,中国将引领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的修正,把包容性增长目标放在更优先的位置。长远来看,全球经济的深层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发达国家真正需要关心的不是中国是否要选择退出西方主导的体系,而是西方国家是否要积极加入中国主导的欧亚大陆经济板块,而这将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