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例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倾向于对乌克兰给予更大程度的支持，他有时暗示，给俄罗斯一个决定性的失败，将防止未来在其他地方发生战争。如果俄罗斯被决定性地击败，或者至少被剥夺了任何重大收获，西方将证明“侵略是没有回报的”。不仅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吸取教训，不再尝试类似的事情，其他可能正在考虑使用武力的世界领导人在尝试类似的事情之前也会三思而后行。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一些观察人士甚至认为，俄罗斯的决定性失败可能会结束西方自由主义近年来经历的萎靡，并恢复日渐式颓的“1989年精神”。

然而，如果乌克兰和西方未能彻底击败俄罗斯侵略者，如果基辅最终被迫与莫斯科妥协，那么这些理想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证明，未来侵略的风险(包括俄罗斯的新策略)将会增加。正如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所写的那样:“如果俄罗斯不为其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它将向其他潜在的侵略者发出一个信息，即他们也可以夺取领土，征服其他国家。”更令人担忧的是，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警告说，“民主国家的命运悬而未决。”

几十年来，这类争论一直是强硬派(尤其是新保守主义)话语的主要内容。就像多米诺骨牌理论一样，无论它被推翻多少次，它都拒绝死亡，这样的主张把一次冲突的结果变成了一场关乎整个星球命运的斗争。据说我们面临的选择是严峻的。一条道路是:一个由强大、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组成的统一联盟领导的复兴的自由秩序，以及一个战争极少、繁荣盛行的未来。沿着另一条道路走下去:一个威权崛起、权利遭到侵蚀、战争愈演愈烈的世界。按照这种观点，乌克兰必须大获全胜，否则就满盘皆输。

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会让人倾向于总是做得更多，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但选择真的像强硬派所做的那样严峻吗?打败一个侵略者真的能教会别人更好的行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将是一个更加良性的世界，但快速浏览一下过去的一个世纪左右，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虽然欧洲各主要强国都参与了战争的爆发，但德国是1914年7月危机的推动力量。由于担心俄罗斯的崛起，德国领导人以刺杀奥地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对抗为契机，发动了一场争夺欧洲霸权的预防性战争。结果是四年可怕的战争，德国在协约国的手中彻底失败，霍亨索伦王权及其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盟友的终结，以及惩罚性极强的和平条约的实施。

然而，德国战败的残酷现实并没有教会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大约20年后不要试图夺取欧洲霸权;事实上，德国被暗箭刺伤的神话和凡尔赛条约强加的严酷和平助长了纳粹主义的崛起，并为另一轮战争埋下了伏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也没有让日本帝国明白，试图在亚洲建立自己的帝国不是一个坏主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侵略者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日本多次遭到燃烧弹袭击，两座城市被原子弹摧毁;德国被占领，随后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希特勒和意大利领导人贝尼托·墨索里尼都死了。很难想象会有什么更清晰的证据来证明“侵略是没有好处的”，而德国和日本都很好地吸取了这一教训。但这个教训并没有阻止朝鲜战争的爆发，也没有让亚洲其他地区或中东的领导人相信，发动战争总是不明智的。

同样，人们可能会认为，法国和美国在越南的经历会生动而持久地提醒人们，狂妄自大的危险和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在一个严重分裂的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有能力的当地伙伴，试图建立国家是徒劳的。然而，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没有注意到这一教训。

请注意，不仅仅是大国在发动侵略战争后受到了严厉的教训。早在1982年，阿根廷军政府就决定英国的福克兰群岛(他们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他们，并决定用武力夺取这片领土。英国击沉了阿根廷海军的旗舰，并成功地夺回了这些岛屿，阿根廷的民众抗议最终将将军们赶下台。

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最终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1980年，他决定攻击革命的伊朗，导致了近8年的战争，数十万伊拉克人在战争中丧生，伊拉克经济陷入困境。两年后，他决定通过占领邻国科威特来解决第一次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结果却被美国领导的联盟可耻地驱逐出境，并被置于联合国高度干预的制裁之下。侵略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奏效，但萨达姆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其他一些国家——包括一些著名的民主国家——自己发动新的战争。

如果惨痛的失败真的给其他人发出了明确的警告，那么苏联和美国在阿富汗的经验，以及美国在2003年之后在伊拉克的经验，就会让普京和他的助手明白，入侵乌克兰可能会引发强大的民族主义反应，并鼓励外部大国尽其所能地阻挠他的目标。他肯定知道，美国通过提供圣战者，帮助击败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就像叙利亚和伊朗都帮助伊拉克叛乱分子击败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努力一样。这两场冲突的教训似乎太明显了，但普京似乎已经说服自己，这不适用于乌克兰。

当然，并不是每一场侵略战争都以失败告终，但侵略者被打得很惨的情况似乎并不少见，而且发动战争的人也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然而，“侵略不会有好下场”这一教训通常被忽视或遗忘。为什么?

原因之一是，任何一场战争的教训并不总是明确的，理智的人可以从失败中得出不同的结论。开战从一开始就是个坏主意，还是因为执行不力而失败，或者只是运气不好?如果政策制定者相信这次不同，新知识、新技术、聪明的新战略或独特的有利的政治环境将带来这次的成功，那么失败战争的教训也将被丢弃。如果精英们真的想发动战争，我们永远不应该低估他们能说服自己的东西。

第二个问题——已故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其著作中强调——是人类倾向于更重视自己的经历而不是他人的经历。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非常熟悉(尽管他们可能已经吸收了一个自私的版本)，但他们对其他国家在类似情况下发生了什么会知道得更少，也更不关心。

人们很容易对另一个国家的失败置之不理，声称他们的事业不像自己的那样正义，他们的决心不像自己的那样伟大，他们的军队不像自己的军队那样有能力。此外，由于战争决策通常反映了对威胁、机会、预期成本和替代方案的复杂权衡，在他们的计算中，另一个国家在完全不同的冲突中发生了什么可能不会显得很重要。

此外，发动战争的领导人往往意识到其中的风险，他们有时认识到胜利的几率很低。即便如此，如果他们认为另一种选择更糟糕，他们就会“掷铁骰子”。举一个明显的例子，1941年的日本领导人明白，美国要强大得多，攻击珍珠港是一场可能会失败的巨大赌博。尽管如此，他们认为另一种选择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放弃对大国地位和亚洲主导地位的追求——他们认为这种结果比美国糟糕得多。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决策者不应该把他们今天的行动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即在乌克兰(或也门、埃塞俄比亚或利比亚)的胜利将使历史的弧线决定性地向他们喜欢的方向倾斜。今天冲突的结果也不会对未来领导人在决定是否发动战争时如何考虑自己的前景产生多大影响。

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努力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理智的人可能对这种支持的程度存在分歧)，但民主的未来并非悬而未决。政策制定者不应将这场战争视为教训俄罗斯的机会，而应集中精力确定当前存在的具体利益和问题，并试图设计一种和平解决方案，让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以阻止另一轮战斗。

如果不自欺欺人地认为人类的命运取决于结果，弄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很困难了。

本文发表于：《外交政策》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6/02/will-teaching-aggressors-a-lesson-deter-future-w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