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重大战略计划的核心假设是“美国居于主导地位是可能的”“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但这严重低估了美国地位下降的程度，同时高估了美国的影响力，关键是高估了美国国内对其的支持。中国等国家的崛起是美国二战后领导力的证明，这种权力的再分配是美国二战后构建体系所面临的困境之一。不可否认，财富和权力正向东方转移，其中美国推动的全球化是主要动力之一。塞缪尔·亨廷顿也许在很多方面都是错的，尤其是他断言文明冲突的不可避免，但他指出，其他国家倾向于认为本国会更优越，不会永远顺从美国，这一点是正确的。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对全球体系管理失当，支持政权更迭和民主推广的计划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使得世界更加不稳定。伊拉克和阿富汗持续不断的冲突本应敲响警钟，但美国及其盟友以“人道主义干预”的名义破坏利比亚的稳定后，拍拍屁股转身离开。
 

在国内，美国公众发现美国霸权的成本太高，而收益太少。这是特朗普现象的教训之一。在美国国内爆发抗议之前，布莱克威尔和赖特的策略未能弄清国内问题的严重性。它低估了本世纪美国功能失调的深度、支离破碎的政治体系、公众的不信任感（包括对现代医学的不信任)以及修复它的困难。
 

没有一个霸权国家能够在无视国内长期分裂和改革呼声的情况下有效地管理世界。二战后的美国退伍军人法案（G.I. bill）以低成本的抵押贷款、低利率贷款来开办企业或农场以及支付学费重建了中产阶级，这是杜鲁门成功说服美国公众重新参与全球反共产主义斗争的先决条件。对美国中产阶级来说，将中国当作替罪羊以解决美国国内问题，甚至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长期方案。只有直接解决中产阶级的问题才有机会重建信誉和地位。
 

但我们还有机会。
 

新冠疫情导致超20%的美国人失业，其严重程度可以与大萧条时期媲美。建立在制造业工人因失业而导致愤怒和怨恨基础之上的民粹主义，将特朗普推向总统的宝座。即使不是新冠疫情，也会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将工人赶下岗位，这是各行各业的工人共同面对的问题。如果美国能在改革社会保障、提高教育水平、建立终身培训机会等方面发挥带头作用，那么它或许可以成为现代超级科技时代的典范。
 

此外，美国国内反移民和种族主义情绪高涨。美国确实有机会向世界展示如何解决这个撕裂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社会结构的重大问题。低估美国的韧性是错误的。今年夏天，警察枪杀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全国性抗议活动，民调显示，人们对种族不公正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或许是这种韧性的一线希望。但是，把国内和外交政策看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未免太迟了。
 

我们越能将自己变成别人的榜样，向别人展示如何解决根深蒂固的问题，我们就越有能力重新吸引追随者。
 

但新冠疫情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美国的反应被视为无能的表现，尤其是吝啬于对其他国家施以援助，这反而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任何疫苗都必须美国人优先接种的——即使美国必须从外国生产商那里征用供应商。
 

中国在疫苗开发的零和竞争中遥遥领先，这将把美国带向何方?
 

如果我们重新成为别人的光辉榜样，那么我们就有机会恢复我们的领导地位，尽管不是作为单极大国。此外，我们可以向世界和我们自己表明，民主是有效的。在其他地方建立更多真正的民主将有利于我们的利益。正如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解决国内多样化问题的临时性方法一样，制定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也是如此。目前美中关系相互诽谤和全面对抗的恶性循环似乎阻碍了寻求这种平衡的外交努力。稳定共存不应该要求中国接受西方价值观。我们需要定义竞争的概念，设置红线，避免竞争变成冲突。
 

布莱克威尔和赖特重温了亨利•基辛格的著作，他们将构成世界秩序的因素理想化，因此得出构建世界秩序是不可能的结论，这或许是准确的。他们引用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一书中解释，秩序和稳定并非源于追求和平或正义的愿望，而是源于一种“普遍接受的合法性”，并且“基于力量的平衡”。也就是说，在包括对手和对手在内的主要大国之间，接受一个由各方同意的规则和谅解组成的共同框架，对允许的行为和实施这些行为的力量平衡加以接受。
 

但在寻找9·11以来世界秩序瓦解的原因时，两位作者将其归因于“大国野心、美国的撤军以及转型变革的结合，这些因素使许多国家摆脱了旧有的确定性。”以任何标准衡量，美国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的份量都没有减少，尽管这与改善该地区的多重冲突无关。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无疑破坏了美国在二战后设计的经济和安全体系的结构，并造成了美国撤退的印象。
 

“美国在世界秩序方面面临的根本战略问题是，应该如何应对大国之间的协议破裂。”但并非所有的崩溃都是不平等的，在某些方面，美国是个例外。与欧洲、印度和日本的协议是否破裂？美国退出其他运作正常的机构（巴黎气候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伊朗核协议、TPP等）是需要美国解决的战略问题，还是自摆乌龙？随着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不断扩大，中国、泰国和英国加入TPP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是不是一个无序问题?类似地，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对抗塑造了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局势，显示了不包括华盛顿在内的中东地区新的地缘政治动态。
 

这些事态的发展反映了全球权力分配的变化，美国放弃领导地位和对不可靠的认知，这促使包括美国盟友和伙伴在内的众多国家制定了后美国时代的应对/对冲政策。欧盟与日本、东盟、越南、墨西哥等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就是例证。出于对中国的担忧而建立的亚洲内部安全合作网络——日本、印度、越南、澳大利亚、菲律宾，也是这一趋势的例证。
 

重建一种包容性的世界秩序可能过于困难，作者认为，美国应该“专注于根据价值观提高秩序选择，无视中国、俄罗斯或其他国家赞成与否”以及“重建志同道合的自由民主国家核心联盟”。值得回顾的是基辛格对后凡尔赛条约世界的分析：
 

两套相互重叠相互矛盾的战后秩序正在形成：一是规则和国际法的世界，主要由西方民主国家构成；一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从这一限制性体系中撤出的权力，该权力所占有的不受约束的世界。······凡尔赛秩序既没有获得合法性，也没有达到平衡。
 

动员美国的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联盟，以形成新的规则和规范，是美国战略的必要开端。但美国作为二战后秩序的继承者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首先，帕尔默斯顿勋爵认为，国家拥有“永久的利益”，而不是永久的盟友和对手。民主国家可能有一个价值观共同体，但地理、经济和文化也是塑造利益的强大力量，并且往往与价值观相冲突。其次，人们低估了美国的行为削弱其合法性和可靠性的程度，低估了全球对作者所称的“功能失调的超级大国——无法通过预算、管理债务、批准条约或执行连贯一致的外交政策”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在文明史上，是否存在一种稳定的世界秩序，不包括大国之间对预期行为的一些平衡和共同假设？在前核时代，前汽车/飞机/火车时代，前信息和通信技术时代，国家彼此封闭且孤立，并行的秩序是可能的。例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包括俄罗斯或中国的朝贡体系，也不包括奥斯曼帝国，这些国家在不同的领域独立运作。
 

尽管存在关税、制裁和脱钩等问题，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正如“一带一路”倡议所强调的，北京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美国在亚洲的大多数盟友和伙伴的贸易伙伴以及资本输出国。
 

没有中国的世界秩序将会如何运作？
 

两位作者认为，“中美之间差距过大，无法弥合。”但通过外交手段缩小这一差距并定义竞争的条件是否已经穷尽？中国政府的政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关键是中国令人无法接受的野心和北京最终可以接受什么是两码事。到目前为止，针锋相对、不断升级的对抗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而特朗普政府没有组建联盟（例如欧盟、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来抵制中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联合国海洋法条约和其他规则的行为，从而将本应是“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变成了“美国与中国”的问题。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似乎不太关注可替代性的全球秩序，而更关注其民族统一议程——克里米亚是最引人注目的议程——将尽可能多的前苏联碎片拼在一起，重建世界强国地位——如果忽视俄罗斯，那么它将成为潜在的破坏者。欧亚、民族主义、俄罗斯正统传统主义在白人民族主义者中产生了吸引力，但它似乎主要是一种国内政治手段，旨在为莫斯科的“盗贼统治”(kleptocrony)合理化——这一制度正日益受到新冠疫情、人口下降和经济停滞的挑战。
 

从理论上讲，美国反对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直到最近，美国实施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还基本上排除了地缘政治的影响。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所指出的，美国实际上选择了接受本世纪划定的许多势力范围。在克里米亚和俄罗斯之前对格鲁吉亚采取的行动中，美国并没有把这些行动定义为为了重大利益而发动战争。实际上，这是一种混合体系，破坏了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机构和规范，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在一个权力分散的世界中，各方对势力范围的勉强容忍。
 

目前的局势似乎是一种日益加剧的混乱和对抗的螺旋式下降。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稳定的平衡，甚至人类的生存，需要大国之间一些基本的约束、商定的标准和规则。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稳定、繁荣、分裂的世界秩序，相反，它更可能是一个功能更弱的版本，朝着更大的不幸倾斜。
 

重塑美国的领导地位需要重新定义。它需要一幅新的思维地图和调整美国的战略文化。战略是手段和目的的一致，否则，它只是幻觉。美国需要根据过去的失败和不断变化的全球局势，重新评估和调整美国的重大利益。
 

反过来，要理解权力不断变化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要理解权力的界限。权力是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人们仍然希望美国发挥可信的领导作用，但没有明确的、被广泛接受的替代方案。
 

要想重新获得美国的领导地位，就必须超越假定的主导地位——实际上，这种地位已经在逐渐消失——转向一种新的模式。
 

我想到的是一种分享权力和责任的方式。需要一种更灵活的心态，挑战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熟悉的暴政。一方面，平等的做法将恢复美国权力的广泛合法性，将其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另一方面，有更多的国家分担重任，海湾石油主要销往中国、日本和印度，为什么美国要成为海湾的守护者？这种共同的责任感也可能会在国内获得更多的支持。让美国政治与外交政策保持一致，对于为美国未来在世界发挥作用奠定稳定的国内基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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