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所有任职时间漫长的领导人一样，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为其继任者留下一堆未完成任务的同时，也留给继任者修改已经过时的政策的机会。没有什么比德国的对华战略更能说明这一点了。

早期，默克尔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是敏捷而自信的。她很快就将中国作为她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2005年年底上任后仅仅六个月，默克尔就访问了中国，这是其12次访问中的第一次，超过了所有前任的访问总和。这使得中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和德国的欧洲邻国之后访问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默克尔也平衡了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利益。默克尔在中国大受欢迎，这为德国企业打开了大门，使德国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国家之一。德国为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提供了所需的机床。去年，中国是德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超过了美国和所有欧盟国家。与此同时，默克尔却毫不犹豫地在人权问题上发声，并且支持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

默克尔的策略在很多层面上都有意义。德国在太平洋地区没有重大战略利益，其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贸易。找到一条既能从中国的崛起中获益，又能保持德国民主原则的途径是可行的。这在默克尔上任时尤其如此，中国政府或许并不总是充满活力地推行经济改革，但它确实给予了中国公民社会更大程度的自由。贸易和接触可能改变中国的观点在德国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共鸣。在与苏联的交往中，西德追求“通过贸易进行变革”的旧策略有助于打破壁垒，建立信任，使德国在苏联的反对下重新统一。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默克尔和其他德国政策制定者看到了德国自身转型的反映。

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回应中国的一系列变化。即使在去年3月，欧盟对相关人权问题频频发声，默克尔和法国总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仍在推动欧盟与中国签署《全面投资协议》。这是一项旨在为在华欧洲企业赢得市场准入的贸易协议，但它回避了最具争议的问题，比如政府对关键行业的控制，以及缺乏全面解决争端的方式。德国和法国官员于去年12月30日(距德国的欧盟轮值主席国任期结束还有两天时间)强行通过了这项协议，表明默克尔是多么热衷于让商业成为欧洲与中国未来关系的基石。

默克尔承诺与中国进行贸易，而不管中国会转向何方，这反映出一种对开放社会生存能力的怀疑。政策制定者似乎怀疑欧洲是否有能力在未来抵抗中国的统治，尤其是在美国回到某种特朗普主义和对传统盟友相对漠不关心的情况下。在欧洲的谈判地位进一步削弱之前，最好现在就敲定一项贸易协定。

然而，总的来说，默克尔的方法是处理问题，而不是预见问题。她熟练地处理了国内外的危机和挑战，但大多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这并不意味着一种连贯和一致的战略。默克尔抵消了自己最大胆的举动——2015年允许100万难民移民德国——两年后，她承诺“2015年不会重演”在这个过程中，她回避了鼓励定期移民到德国的政治问题。随着德国劳动力老龄化和人数减少，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移民。

在默克尔的领导下，德国国内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2019年初，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称中国是一个“系统性竞争者”——不仅是一个容易遭受某些不公平经济行为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希望取代竞争对手的国家。两个月后，欧盟发布了一份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波兰工业发展银行的说法，在三方框架内分析了中国：北京同时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潜在合作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系统竞争对手。今年早些时候，欧洲议会否决了《全面投资协议》，这也反映了人们普遍的态度转变。默克尔可能坚持了她十年来对中国的态度，但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在前进。

德国最近的全国大选可能会推动该国与中国的关系朝着新的方向发展。投票结果喜忧参半，只有三个可能的执政联盟。一个是由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领导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和默克尔领导的中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s)组成的大联合政府。然而，双方都拒绝了这一选择。这就剩下了另外两种可能性，两者都涉及绿党和自由党与基督教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联合——这两种选择可能意味着德国对华政策的重大改变。这是因为绿党和自由党都是对默克尔对华政策最尖锐的批评者，在这两种情况下，无论是绿党还是自由党(最有可能是绿党)都将控制外交部。

德国智库Merics对政党纲领的分析显示，在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党联盟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什么。他们都赞成制定更多的欧洲范围的保护措施，如2019年欧盟投资审查机制，旨在防止外国企业收购战略性产业。在中国高调收购欧盟成员国的公用事业公司和先进技术公司之后，欧盟官员引入了这一机制。接受这种议程可以让德国回到对中国更有力的外交政策上来，这与1998年至2005年绿党的约施卡·菲舍尔担任外交部长的时期相呼应。由于该党在人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菲舍尔主张德国参与科索沃战争并在阿富汗驻军。

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新政府将立即与中国对抗。欧洲一致认为中国既是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现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包括拜登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但这种理解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还不清楚。即使这些措施看起来并不奏效，它是否应该引发更多的贸易制裁？鉴于德国(和欧洲)的军事实力有限，德国是否应该准备更多地参与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

德国还可以借鉴西德冷战的经验，推进那个时代的另一项政策: “通过和解实现变革”(Wandel durch Annäherung)。在这项政策中，西德同意与苏联集团国家合作，以换取在人权方面的承诺。用德国作家约尔格·刘(Jörg Lau)的话说，这项政策的成功是“激励与压力、经济与道德、价值观与利益的创造性结合。

本文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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