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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真的可能吗?

更新时间:2022-01-17 14:32:55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12月2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斯彭塞(Michael Spence)发文探讨中美之间是否可以进行战略合作。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从气候变化到不平等的日益加剧、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数字革命,竞争对手有足够的空间为彼此的利益谋求共识。但是,不幸的是,相反的情况却发生了,令人们对今后世界卫生和经济的繁荣感到担忧。

 

回顾2021年即将结束的经济形势,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注意到,出现了阻碍复苏的新障碍。美国、欧洲、中国和其他国家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短期和长期非常相似的挑战。


新冠疫情仍然是最紧迫的关切。如果没有全面的全球疫苗接种,新的COVID-19变体将继续出现,可能迫使各国政府延长部分或全面封锁。因此,新冠疫情将是长期阻碍经济复苏的因素。


第二个挑战是全球供应链堵塞,加上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发生转变,造成了十多年来从未见过的持续通货膨胀压力。如果无法通过跨境交易解决供应瓶颈和短缺的问题,各国央行可能会被迫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抑制目前需求的激增。


另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如何对数字技术和行业进行适当监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目前,数字技术和行业在大多数经济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欧洲、美国、中国和印度的监管机构一直在加强这方面的努力,制定了有关数据安全、访问和使用的新规则,并对潜在的滥用市场力量(尤其是大型平台)展开了调查。随着金融行业转向数字支付和货币,以及信贷、保险和资产管理市场出现新进入者,迫切需要调整监管规定,以确保公平竞争、获取有价值的数据和金融稳定。


众所周知,近几十年来,大量的财富创造出现在电子商务、支付、金融科技和社交媒体等技术领域。其结果是,新财富高度集中,这反过来又引发了人们对政策受到不当影响的担忧。这种担忧在美国和中国尤为明显,尽管两国的治理体系非常不同,因此行使影响力的渠道也不同。


同样,尽管美国和中国的表达不同,但这两个国家都在努力扭转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以及社会流动性下降的局面。在美国,许多政客都在谈论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在中国,政府发起了一项新的运动,以实现“共同富裕”。两国就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反映出人们担心过度或过于狭隘的再分配方法可能对经济效率和活力产生不利影响。


中美在政策制定上的努力很相似,表明两国在建立全球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新规则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两国都必须适应数字革命和全球力量平衡变化下的新现实。很明显,两国需要达成新的协议,限制对数字和网络技术的恶意使用,并开放因国家安全考虑而有可能受阻的技术(例如卫生、教育等行业)产生良性跨境流动。


最后是气候变化的全球挑战。如果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无法自由流动,世界将不太可能将全球变暖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摄氏度。同样,是否能取得成功也将取决于美国和中国是否能够共同努力。


面对如此多的共同挑战,人们可能会期望世界领先大国在战略竞争和战略合作之间寻求一种艰难但合理的平衡。毕竟,承认两国拥有令人信服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不可避免的分歧,对中美双方都有好处。

 

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尽管中美领导人近期同意在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方面开辟合作空间,但美国却以国家安全为由,在战略竞争上加大了力度。若要在本世纪中叶将全球排放减少到净零,并实现技术的自由流动,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更糟糕的是,双方的态度都逐渐变得强硬,各方政府都沉浸在一种舒适但无益的自信中,认为自己占据了道德高地。美国两个主要政党的政策制定者现在都认为,中国的崛起要归功于其一直以来拒绝按规则行事。中国则认为,美国的战略是在努力阻挡甚至逆转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进步,美国的党派分化和社会分裂是失败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的体现。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至少正经历着四大结构性转变:多维数字革命;清洁能源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发展;生物医学和生物学的重大突破;以及亚洲的崛起。所有这四项发展都为改善许多不同方面的全球福利带来了重大机遇;但每项发展也会涉及破坏性的改变,需要对现有的全球机构和框架进行重大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不能为了国内政治利益而专注于竞争或挑起争斗。全球健康和繁荣面临的风险太高。中美要想摆脱只有竞争没有合作的的危险道路,需要双方和社会各部门持续发挥领导作用。虽然不一定能成功,但我们也别无选择。

 

本文发表于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china-competition-hurdles-to-recovery-future-prosperity-by-michael-spence-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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