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对美国的最大贡献是，在特朗普执政4年后，恢复白宫的正直、真理、理性、礼让和公共服务意识。拜登的贡献是巨大的，尽管他需要更多地利用总统的讲坛，让全国人民明白美国完全失去民主的危险是多么紧迫和严重。

但一届总统的作用可能远不止于此。一个只有一届任期的总统，很难做到打破旧的、陈腐的、低效的国家政策思考习惯，而不用担心付出个人政治代价。这种陈腐的习惯已经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主要方面显现出来。

拜登并没有试图打破这些习惯，这从他对中东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出，他即将访问的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就是一个象征。就此次出访沙特阿拉伯的动机而言，其目的是说服沙特增加石油产量，以降低汽油价格，并减轻美国消费者（和选民）对通胀的不安，这是传统狭隘思维的一个例子，即将短期国内政治考虑置于更大的战略问题之前。甚至不清楚就石油产量水平向沙特施压会有什么好处。

关于访问沙特的许多评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本身就表明了一些陈旧的想法，他们将政策选择过于简单化，认为要么将杀害贾马尔·哈苏吉的凶手视为贱民，要么与沙特对话，因为沙特是中东事务的主要参与者。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外交政策讨论中的另一个老习惯，即把外交对话视为对良好行为的某种奖励，只有当我们喜欢谈判桌另一边的人所做的事情时，才会使用外交对话。只要拜登政府克服了这个习惯，就是好事。

但拜登政府似乎没有克服中东政策中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把中东地区静态地划分为好人和坏人、盟友和对手，而没有超越这些标签，没有充分关注谁在做什么，以及如何影响地区安全。习惯性的静态观点认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是好人，而伊朗是头号坏人。

这种观点与谁在做什么是不符，以及美国是如何被拖入由地区行为体的本土野心所造成的混乱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也门战争。最初，部落对内部问题的不满引发了一场内战，沙特从2015年开始领导的联军对该国的空袭给也门带来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对这次袭击提供了帮助，也让它名誉扫地。值得赞扬的是，拜登政府去年宣布将结束对沙特“进攻行动”的支持，但美国对沙特空军的间接支持仍以维护和后勤援助的形式继续。

是的，拜登与沙特统治者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有很多事情要讨论，不仅仅是肢解一名美国居民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当然也不仅仅是开采更多的石油。对话是必要的，但它不应该被框定为与“盟友”的对话，因为它不是。沙特阿拉伯确实是一个主要的地区行为体，也是一个地区麻烦的主要制造者。

中东国家对邻国的第二大破坏性持续空袭是以色列在叙利亚的空袭。这一行动除了造成直接破坏和人员伤亡之外，还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削弱了叙利亚实现和平的前景。在这一点上，拜登政府甚至没有像在沙特空袭也门时那样小幅撤军。相反，美国与以色列就袭击进行了协调，显然是为了消除战术上的冲突，而不是解决袭击的非法性及其所带来的不稳定。

拜登政府在中东事务上的惰性进一步证明了它在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关系升级方面的立场与前任一致（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它甚至似乎正在推动沙特阿拉伯朝同样的方向发展。尽管这样做降低了和平与稳定的前景降低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媾和的任何剩余动力，加剧了波斯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此外，特朗普为诱导阿拉伯同意这一想法而支付的额外费用还产生了其他不稳定的影响（如加剧西撒哈拉冲突）。最近，以色列实际上承认，两国关系的升级与和平无关，而在于反对伊朗的军事同盟。

还有《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这是一项限制伊朗核活动的多边协议，拜登真诚地希望恢复该协议，但他几乎已经屈服于特朗普摧毁该协议的一些策略。拜登错过了一个迅速重启协议的机会，他只是利用行政行动撤销了特朗普所做的事情。相反，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失败的“最大压力”(maximum pressure)策略的大部分内容，这一策略导致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大幅扩大，但对伊朗在其他地区的行为并没有产生有益影响，更强硬的伊朗领导层也没有得到巩固。拜登甚至没有偏离特朗普极不寻常的战术，其对伊朗政策的惯性将一支伊朗军队列入非国家恐怖组织名单。这一惯性没有任何实际好处，反而已经成为恢复全面协议的主要障碍。

对拜登来说，在未来两年内摆脱这一包袱以及背后的国内政治担忧还为时不晚，取而代之的是采取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处理中东问题，这种方法完全遵循美国的利益，而不是地区行为体的目标和冲突。如果不这样做，就意味着要遵循美国在该地区采取的陈旧方法，这种方法明显是失败的。

本文转自：《国家利益》杂志（National Inte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