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效应余波 知识分子重回中共文宣系统
更新时间：2018-06-11 14:01:32 | 来源：转载
中共十九大前后，中国政坛的人事变化中出现了三个重要的名字：王沪宁、林尚立、高翔。他们身上最大的标签，都是“知识分子”。
古典式“学而优则仕”
王沪宁作为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前的工作经历只有复旦大学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这两站，他在十九大上“入常”一举打破了中共多年来政治局常委必有地方执政经历的惯例。王沪宁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比较政治分析》、《美国反对美国》等一系列著作让他被视为“新威权主义”的领军人物，带有随笔性质的《政治的人生》一书更是在他“入常”后被民间热炒。自中共十三大以来，王沪宁一直参与中共重要理论文献的起草工作，接连辅佐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任总书记，被舆论视为“当代大儒”。如今王沪宁在常委中分管宣传、意识形态、党建等方面的工作，完成了由智囊到决策者的转变。
而在十九大之前，原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进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就已经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林尚立可以说与王沪宁的渊源颇深：两人同为政治学学者出身，且有师生之谊，曾有陆媒发文披露，王沪宁曾向另一位老师推荐两名研究生，其中一人就是林尚立；1993年，王沪宁作为总教练率领复旦大学师生前往新加坡参加辩论赛，林尚立是辩论队的副教练；林尚立目前的人生轨迹也与“入常”前的王沪宁颇为相似，由学入仕的履历表上都只有“复旦”与“中央政研室”两项。在复旦大学任教任职期间，林尚立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日本庆应大学、美国乔治城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大学做访问学者，曾出版《选举政治》、《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等12部专著。
另一个重要的人事安排，是中国国务院近期正式任命高翔为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应该说这个任命并不意外，因为在2017年12月，高翔已经就任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而这两个机构属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目前在网信办三名副主任中排名第一的高翔，主要职业经历包括20年的学术研究生涯和10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他曾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从事明清政治史、明清观念文化史研究，1996年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担任了明清史研究室主任。他的主要代表作《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对18世纪中国的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进行综合解读，对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说、静止说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被学界视为清代观念文化史的开拓之作。从2006年开始，高翔则主管着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第一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从现在往回看，他2016年3月调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更像是一次“外放锻炼”，为进入中共中央网信办做准备。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林尚立与高翔目前所任职的党政机构，都可以算作中共的文宣系统。其中，中央政策研究室除了为权力中枢的政策制定提供研究材料、起草中共主要文件、草案、报告等之外，还是中共最重要的理论生产机构与高层战略、政策的阐释机构。尤其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共对于理论体系建设方面的需求已经前所未有的凸显，在习近平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四个自信”背后，客观上存在庞大的理论缺口。因此中央政策研究室除了对内做好“军师”的角色，在中共的理论传播、国际间交往等“外宣”上的职能也越发重要。而在互联网已经取代传统媒体成为最大舆论平台的大背景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世界还存在一道“防火墙”的特殊语境下，负责领导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的网信办，在某种程度上的重要性不亚于中宣部。再加上王沪宁在政治局常委中直接分管宣传与意识形态工作，这或许意味着知识分子重回中共文宣系统已经初具规模。
文宣系统的人事轮回
之所以说“重回”，与中共文宣系统从早年历史到近三十年来发生的用人变化有关。作为曾经的革命党，中共建党之初的核心领导力量多为知识分子，从1921年的中共一大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负责过文宣工作的领导名单包括李达、蔡和森、罗章龙、彭述之、瞿秋白、沈泽民、张闻天、陆定一等人。他们当中大多有过高校里哲学、经济学等专业的从教经历，普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革命理论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比较突出的几位，像李达曾被毛泽东称为“理论界的鲁迅”，陆定一被称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宣理论奠基人”，瞿秋白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
中共建政后，文宣系统的人事任命曾先后出现了习仲勋、陶铸、耿飚、张平化、胡耀邦、王任重等“革命老臣”，但依然有徐特立、陈伯达、周扬、林默涵、贺敬之等知识分子（有评论认为更准确的称呼是“文人型知识分子”）于不同时段出现在宣传领域的领导岗位上。特别是在十年文革的特殊时期，“四人帮”中出身文宣系统的张春桥，以及江青身边的重要人物康生等人，也被一些评论者认为“勉强算半个知识分子”（负面评价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负责的工作多涉及党内党外的理论宣传；1975年邓小平复出，避开四人帮成立“政治研究室”，主要成员包括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这些被称之为“邓小平的秀才班子”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文宣工作。
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逐渐退出中共文宣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行政官僚。在邓力群之后，朱厚泽、丁关根、刘云山、刘奇葆等历任中宣部部长都有长年的地方执政经历，整个中国政坛则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开启了近二十年的“工程师治国”时代。特别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这样的理论机构，在杜润生卸任主任之后的历届领导班子里，只出现过滕文生与王沪宁两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余人物或是从地方行政岗位上升迁而来（典型如曾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回良玉），或是一路在中共中央不同的机关任职，与衡量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学术成果”搭不上关系。成立较晚的网信办，截至目前的三位主任与近十名副主任当中更是清一水的行政官员。有分析认为，近二十年来知识分子在文宣系统的销声匿迹，或与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导向以及理论层面“去意识形态化”的努力有关。
而随着林尚立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高翔担任网信办副主任，似乎让人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群体正在重回文宣系统的趋势。有评论认为，王沪宁从政研室到常委体现了中共对于政坛人事布局新思路、新理念，林尚立与高翔亦可看成是王沪宁“入常”的“波及效应”。不管是从中共近些年遭遇的理论危机、文宣短板，还是习近平的个人抱负来说，中共都希望能够重塑理论和文宣系统，掌握话语权。而当下中共文宣系统对知识分子的吸纳，可能正是在这一考量之下做出的整体部署。
古典式“学而优则仕”
王沪宁作为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前的工作经历只有复旦大学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这两站，他在十九大上“入常”一举打破了中共多年来政治局常委必有地方执政经历的惯例。王沪宁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比较政治分析》、《美国反对美国》等一系列著作让他被视为“新威权主义”的领军人物，带有随笔性质的《政治的人生》一书更是在他“入常”后被民间热炒。自中共十三大以来，王沪宁一直参与中共重要理论文献的起草工作，接连辅佐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任总书记，被舆论视为“当代大儒”。如今王沪宁在常委中分管宣传、意识形态、党建等方面的工作，完成了由智囊到决策者的转变。
而在十九大之前，原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进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就已经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林尚立可以说与王沪宁的渊源颇深：两人同为政治学学者出身，且有师生之谊，曾有陆媒发文披露，王沪宁曾向另一位老师推荐两名研究生，其中一人就是林尚立；1993年，王沪宁作为总教练率领复旦大学师生前往新加坡参加辩论赛，林尚立是辩论队的副教练；林尚立目前的人生轨迹也与“入常”前的王沪宁颇为相似，由学入仕的履历表上都只有“复旦”与“中央政研室”两项。在复旦大学任教任职期间，林尚立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日本庆应大学、美国乔治城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大学做访问学者，曾出版《选举政治》、《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等12部专著。
另一个重要的人事安排，是中国国务院近期正式任命高翔为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应该说这个任命并不意外，因为在2017年12月，高翔已经就任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而这两个机构属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目前在网信办三名副主任中排名第一的高翔，主要职业经历包括20年的学术研究生涯和10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他曾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从事明清政治史、明清观念文化史研究，1996年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担任了明清史研究室主任。他的主要代表作《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对18世纪中国的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进行综合解读，对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说、静止说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被学界视为清代观念文化史的开拓之作。从2006年开始，高翔则主管着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第一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从现在往回看，他2016年3月调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更像是一次“外放锻炼”，为进入中共中央网信办做准备。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林尚立与高翔目前所任职的党政机构，都可以算作中共的文宣系统。其中，中央政策研究室除了为权力中枢的政策制定提供研究材料、起草中共主要文件、草案、报告等之外，还是中共最重要的理论生产机构与高层战略、政策的阐释机构。尤其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共对于理论体系建设方面的需求已经前所未有的凸显，在习近平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四个自信”背后，客观上存在庞大的理论缺口。因此中央政策研究室除了对内做好“军师”的角色，在中共的理论传播、国际间交往等“外宣”上的职能也越发重要。而在互联网已经取代传统媒体成为最大舆论平台的大背景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世界还存在一道“防火墙”的特殊语境下，负责领导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的网信办，在某种程度上的重要性不亚于中宣部。再加上王沪宁在政治局常委中直接分管宣传与意识形态工作，这或许意味着知识分子重回中共文宣系统已经初具规模。
文宣系统的人事轮回
之所以说“重回”，与中共文宣系统从早年历史到近三十年来发生的用人变化有关。作为曾经的革命党，中共建党之初的核心领导力量多为知识分子，从1921年的中共一大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负责过文宣工作的领导名单包括李达、蔡和森、罗章龙、彭述之、瞿秋白、沈泽民、张闻天、陆定一等人。他们当中大多有过高校里哲学、经济学等专业的从教经历，普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革命理论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比较突出的几位，像李达曾被毛泽东称为“理论界的鲁迅”，陆定一被称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宣理论奠基人”，瞿秋白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
中共建政后，文宣系统的人事任命曾先后出现了习仲勋、陶铸、耿飚、张平化、胡耀邦、王任重等“革命老臣”，但依然有徐特立、陈伯达、周扬、林默涵、贺敬之等知识分子（有评论认为更准确的称呼是“文人型知识分子”）于不同时段出现在宣传领域的领导岗位上。特别是在十年文革的特殊时期，“四人帮”中出身文宣系统的张春桥，以及江青身边的重要人物康生等人，也被一些评论者认为“勉强算半个知识分子”（负面评价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负责的工作多涉及党内党外的理论宣传；1975年邓小平复出，避开四人帮成立“政治研究室”，主要成员包括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这些被称之为“邓小平的秀才班子”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文宣工作。
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逐渐退出中共文宣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行政官僚。在邓力群之后，朱厚泽、丁关根、刘云山、刘奇葆等历任中宣部部长都有长年的地方执政经历，整个中国政坛则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开启了近二十年的“工程师治国”时代。特别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这样的理论机构，在杜润生卸任主任之后的历届领导班子里，只出现过滕文生与王沪宁两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余人物或是从地方行政岗位上升迁而来（典型如曾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回良玉），或是一路在中共中央不同的机关任职，与衡量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学术成果”搭不上关系。成立较晚的网信办，截至目前的三位主任与近十名副主任当中更是清一水的行政官员。有分析认为，近二十年来知识分子在文宣系统的销声匿迹，或与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导向以及理论层面“去意识形态化”的努力有关。
而随着林尚立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高翔担任网信办副主任，似乎让人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群体正在重回文宣系统的趋势。有评论认为，王沪宁从政研室到常委体现了中共对于政坛人事布局新思路、新理念，林尚立与高翔亦可看成是王沪宁“入常”的“波及效应”。不管是从中共近些年遭遇的理论危机、文宣短板，还是习近平的个人抱负来说，中共都希望能够重塑理论和文宣系统，掌握话语权。而当下中共文宣系统对知识分子的吸纳，可能正是在这一考量之下做出的整体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