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美国如何正确地制定对华政策？

更新时间：2019-07-31 15:55:43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学家们惊叹于中国持续的高水平的增长，政治学家们惊叹于中国在更加开放的市场秩序面前保持的政治稳定，历史学家惊叹于中国史无前例的飞速崛起。但是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共同体（national security community）来说，中国在国际权力舞台的迅速崛起与其说是一种奇迹不如说是一种不断增加的忧虑。
 

美国应该如何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当前和未来利益构成的风险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合理的战略是建立在对潜在对手的能力和意图的准确评估之上的。过分低估中国的能力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将使美国在战略上变得不堪一击。而过分高估这些因素则会导致美国外交、军事和经济资源利用的低效同时会适得其反地刺激中国对硬实力的投资。
 

近年来出现了很多有关中美两国未来的合作、竞争和冲突的文献，且不乏对未来进行推测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其中有两个理论在定义这场辩论的方法论和观点角度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首先是现实主义（realism），它假定在一个不断演变的国际环境中，领导者和挑战者之间发生激烈竞争是一种常态。现实主义所描述的动态有时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这个术语来源于修昔底德的著作，讲述了公元前五世纪的崛起势力雅典城邦和守成势力斯巴达之间为争夺古希腊的统治权而发生的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冲突。接受修昔底德陷阱比喻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崛起国（如中国）和守成国（如美国）之间爆发霸权战争的风险非常之高。构建这一讨论的另一种与现实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理论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该理论假定开放的政治体制（中国不是）和基于市场的经济交流为实现相互竞争的大国间的正和收益（positive sum gains）创造了机会。在精心设计的国际机构的鼓励和支持下，加深社会经济的相互依存可以确保稳定和繁荣。
 

这两种视角为美国解决崛起中国带来的挑战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法。坚信国家是运行在一个无情无义的环境中的现实主义者们建议美国领导人磨刀霍霍向中国并积极利用现状争取新盟友，同时在美国的相关利益远低于中国利益时适时调整。由于坚信中国将在未来几年继续高歌猛进，现实主义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东海和南海不断加剧的冲突将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新自由主义者则会建议守成国保持活力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和制度的吸引力，他们相信竞争对手终会发现与其创造一个新的“俱乐部”，不如在现有“俱乐部”中做一个“好会员”。更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长期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会导致竞争者的价值观的增选和渐变。当然，新自由主义关于价值观的增选和演变的预测与中国共产党的预测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不认为中国政治权力的掌控会有任何的演变。
 

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都警告不要采纳对方的观点。现实主义者指出，如果对中国实力的发展轨迹进行过分乐观的预测会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得不够强硬，而这会鼓励中国变得更加激进，损害美国的声誉，失信于对盟友的承诺，并可能导致重大的战略失误。而新自由主义者反驳说过于强硬的对华政策可能会使两国达成的改善双边长期关系的协议和双方已经做出的努力付诸东流。此外，尽管两者孰对孰错难下定论，但如果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使其失去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挑战者的资格，那么两派的争论也就失去了意义。
 

无论观点和基本假设是什么，任何对这个棘手的两难政策困境有用的分析都需要深入理解中国在当今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同时也要对中国所面临的内外束缚和长期的战略目标有着清晰的把握。对美国而言，最有效的对华政策应该是建立在对中美当前关系整体的评估之上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80年的中国GDP是世界第七位，排在意大利和加拿大之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53美元；但截止到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0倍超过九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也达到了6747美元（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为9844美元）。中国军费开支在1990年还不足100亿美元，而到2014年已经增长到了1294亿美元，其军费开支额仅次于美国占全球军费开支的9.8%。
 

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和军费的增长都可能放缓，但是美国也面临着自身的财政挑战——这就使得美国必须关注两国未来几十年的相对增长。例如,如果在未来二十年中国以5%的增长率持续低速增长，而美国保持2%的增长速度，那么到203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使用当前的PPP估计基线)将超过35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的GDP约为24万亿美元。
 

考虑到中国可能继续以超过美国的速度增强综合国力，所以理解中国所期望的战略目标对于制定有效的对外政策至关重要。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是维护国家主权、实现现代化和维护稳定。要想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的相互补充。在确定国家目标和优先事项时，中国领导人通常表现出谨慎的现实主义世界观，但他们的志向却是高远、受历史启发并具有政治见地的——他们有一种要完成中国复兴大业的强烈的使命感，而作为这个使命的一部分就要收回中国在过去百年耻辱中被西方和日本侵占的领土。
 

中国领导人还坚信，为了保持内部稳定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对全国的领导地位。中共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在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向新兴的中产阶级城市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干扰性力量（disruptive forces），而且他们并不认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水到渠成的。
 

一党执政原则反过来为中国的战略安全产生了三大影响。
 

首先，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中国领导人需要更加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全国的领导是不可替代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高了对军队等国家安全机构忠诚的要求——这也在中国领导人定期的讲话强调中得到了体现。
 

第三，中国提出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这一官方警告体现出中国对西方所谓的政治哲学和价值观的态度，也令人严重怀疑新自由主义的假设——即中国当前似乎不会接受由美国主导的所谓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世界秩序。
 

中国的近期国家安全目标（截至2020年）已经由党政军各部门明确提出。根据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供的2014年年度报告，中国的基准目标包括调整经济结构以保持经济增长，提高中国公民生活水平以维持稳定。此外，报告还指出，到2020年中国将大力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增强应对和打赢潜在地区冲突（包括台湾地区）的能力，保护海上航线（SLOCs）来维护其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主权以保卫祖国边界。
 

作为中国梦愿景的一部分，中国高层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可以采取以下三种策略之一：（1）努力使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失去合法性并以一个“搅局者（spoiler）”的身份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2）支持现有制度，遵守游戏规则，使自己成为一个现状的“支持者”；（3）在发展自己对世界秩序的看法的同时做一个循序渐进的“投机者”来实施自己的计划。还有一种选择是逐步推翻美国的亚太安全结构，同时在现有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始终完胜美国。
 

目前，中国领导层似乎认为全球总体形势上有利于中国发展。这一观点想必扩大了前中国领导人在2002年提出的机遇之窗的概念——他提出，要在现有的全球架构内进行快速发展，而不是挑战现有架构。但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否会继续在以美国主导的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一个顺从的角色，以及是否会继续接受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统治。而中国领导人对这两个问题的不满似乎日益增加。证据包括了中国政府试图将人民币确立为世界储蓄货币；去年（2014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作为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竞争对手——宣布成立(亚投行目前拥有50多个潜在创始成员国)；中国加快了人工岛的建设，并在处理东海和南海的海洋和领土争端时表现强硬；以及中国的海军和空军频繁在美国宣布的所谓“专属经济区(EEZs)”内的海上和空中进行侦察活动。同时，现任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还严厉批评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政策，并指出“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中国的“不满”最显著的标志是中国谋求与美国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关系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
    

尽管中国雄心勃勃，但是其在战略选择上并非无所束缚。事实上，中国外交政策的选择极大的受制于国内外的各种问题和不利因素——美国在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时应该明智地考虑到这些因素。
 

在国内，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经济和政治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没能妥善解决将限制中国国家实力的发展并影响国内的稳定。问题的严重性从下面五个问题中可见一斑。
 

（1）经济结构调整（Economic Restructuring）：在中国，超过十万家国有企业占中国经济资产的一半左右。经过15年的改革，国有企业中有一半实现了公司化运营，但是他们的资产回报率（return on assets）与传统的国有企业相差并不大。总体而言，2008年以来，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负担。这种阻力是企业改革在政治上遭到反对的一个原因，因而也限制了国家领导层将精力集中在航空、能源和电信等战略性行业的可能。
 

不过改革的动力在过去一年并没有减弱，因为国家和地方的国有企业都在按照党的政策方针出售非战略性资产。然而经济改革仍面临着严重的政治阻碍，其中包括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但它们仍为工人们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如果工人失业则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正在迅速上升。以2013年为例，中国2.69亿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410美元，较2012年增长近14%，几乎是中国GDP增速的两倍。因此，随着外企正选择薪资较低的其他地区的劳动力以代替中国，中国企业被迫改变其企业模式和出口战略。
 

过去的三十年经历了中国从农业经济向工业服务业经济的过渡，也见证了大约三亿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过渡；而在接下来的二十年还将将有3.5亿人继续涌向城市——这个数字将超过整个美国的人口。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人对房地产的投资从2003年的120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9800亿美元。而为了支持城市人口的爆炸增长也需要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除了这些困难之外，中国的债务负担也在过去10年里激增。2012年，政府债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高风险的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53.5%，高于2005年的32.5%。更大的忧虑是最近总债务(包括来自企业、家庭和金融部门的债务)的快速增长，从2009年占GDP的150%上升到2014年的250%。这些数字中包括向国有企业发放的贷款，而这些企业大多还款记录较差且经常受到政治庇护。此外近期中国影子银行（shadow bank）的迅猛崛起也增加了中央政府控制贷款的难度。
 

（2）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福利成本（Aging Population & Social Welfare Costs）：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范围和速度给党和国家带来了许多重大的经济问题。在未来的20年里，工作人员与退休人员（60岁退休）的比例将从5:1下降到2:1。自1979年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这种激烈的的人口结构转变，它不仅会侵蚀年轻劳动人口带来的对经济的巨大的刺激和优势，而且会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要避免掉入这一潜在的“陷阱”需要建立更加全面的国家医疗和养老体系，而这将需要巨额的支出。
 

（3）收入分配不均衡（Unequal Income Distribution）：自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以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衡量）已大幅扩大。201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将该指数定为0.47-0.49，略低于美国，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数值很高。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依赖了大量的没有为其提供基本社会服务的农民工(这是美国非法移民现象的一种变体，但受影响的是中国公民)；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贫富差距加大；对党、政府和城市精英阶层不成比例地提供优质教育和医疗保健带来的累积效应；以及广泛分布的腐败问题（下文讨论）。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但是缺乏解决问题的具体配套措施。
 

（4）环境问题与食品安全问题（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Food Safety）：中国的经济奇迹与环境灾难相伴而生。中国主要城市的空气和水的质量是全世界最为糟糕的。2012年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表示，中国40%的河流和55%的地下水不适合饮用。此外他还指出，中国农村约有3.2亿人缺乏安全饮用水。2010年，此类经济外部效应（economic externalities）的成本约为2300亿美元，约占GDP的3.5%。要想彻底解决已知的环境威胁所需的投资规模巨大。例如，在2011年到2020年间，政府计划仅在与水相关的项目上的花费就高达8500亿美元。食品安全问题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且越来越政治化。面对巨大的公众压力，环境保护部2014年表示中国农田土壤污染面积(重金属、农药和其他毒素)高达20%。
 

（5）政治衰退（Political Decay）：中国领导人高度关注国内的政治稳定问题。中国领导人经常强调，腐败像癌症，如果不加警醒会导致“亡党亡国”。2013年中国对内安全的支出甚至超过了军队支出。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途中难免会遇到各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及矛盾，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不断地摸索前进。中国要建立更加健全的法制体系，积极支持企业和社会的发展才能应对社会变革的带来的压力。
 

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因素包括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军事潜力和意识形态问题等。
 

（1）历史与地理（History and Geography）：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中国曾与其中的三个国家发生过有限战争（limited wars）：俄罗斯（苏联）、越南和印度。与印度的领土争端悬而未决，同时俄罗斯对中国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寝食难安——这些问题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地区采取了一些列的行动不仅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发生了日益激烈的冲突，还导致了与朝鲜、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文莱的分歧。而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也引起了华盛顿方面的强烈反应——不仅因为中国的行动波及了美国的两个盟友，而且因为中国的行动破坏了美国所谓的重大安全利益“航行自由原则”（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事实上，尽管中国领导人在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并一再强调中国坚定不移的走的和平发展道路，但是中国的崛起还是引起了邻国极大的不安。此外中国在民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上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军事局限性（Military Limitations）：尽管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广泛的现代化建设，但其仍然缺乏扩大兵力投送和蓝水海军的续航能力。中国军队可以在其边境和沿海特定地区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同时可以增加美军在其邻近地区的行动成本。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全球的总体能力上远落后于美军。
 

此外考虑到未来二十年中国在国内外面临的复杂局势，中国军队似乎不太可能继续保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每年两位数的预算增长。此外与美国及其盟友相比，中国军队的腐败问题、领导结构以及未经证实的科研生产能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军事强国。
 

（3）缺乏盟友和伙伴关系（Absence of Allies and Partners）：一个国家的权力是由在突发事件中其自身可用的能力和相关盟友及伙伴的可用能力来衡量的。有能力的盟友会极大地放大一个国家的力量，与美国相比中国在这一方面处在极大的劣势。中国目前只与朝鲜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但朝鲜的利益并不经常与中国保持一致。此外中国还领导了上海合作组织（SCO），其中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但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有效的军事联盟。更重要的是一旦中国加大力度在中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会使不断升温的中俄关系降温——克里姆林宫认为，此举是中国对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侵犯。与此同时，在失去对前“准盟友”缅甸的影响力后中国在东盟地区最可靠的影响力来源是陷入困境的柬埔寨。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没有建立任何的海外军事基地。
 

而这些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仅在亚太地区，美国就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建立了积极的军事同盟关系，与新加坡、新西兰和台湾建立了“特殊关系”，美国在亚太地区驻扎着8万名军人。同时它还领导着拥有28个成员国组成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北约。虽然中国可以单方面应对特定地区的压力，但是相比之下美国则可以组织世界范围内的盟友灵活应对全球安全挑战。
 

（4）理念吸引力不足（Weak Ideational Appeal）：虽然中国的全球经济实力雄厚，但是其经济增长轨迹正在放缓。即使北京可以利用其现金储备“购买”影响力，但是其政治模式并没有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用——这也大大限制了中国软实力的吸引力。在全球范围内（中东地区除外）美国的受欢迎程度排名领先于中国，在18岁至29岁的青年人中尤为突出。而当年提出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仍然缺乏实际的吸引力。中国共产党或许还会发展出一种更具普遍吸引力的治理形式，但就目前而言，中国在政治治理理念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之中。
 

事实证明，美国很难对中国的崛起做出一个连贯、一致的战略回应，原因有四个。
 

首先，中国当前的实力还无法达到中国领导人的预期。如果中国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放缓、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那么它是否具备为实现目标所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的是个未知数。
 

第二，无论如何评价中国未来的实力，美国都必须从全球和地区的角度制定其对华政策。在当前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世界里，对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行准确预测是很困难的。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日益多极化，二战后的规范和制度对外交和经济行为的影响正在减小，各国内部秩序变得更加的混乱，跨国威胁正在上升。对这样的一个世界进行解释和预测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在不考虑地缘政治环境的条件下制定对华政策必定会出问题。
 

第三，美国是否能够冷静地对自己的实力进行评估，以及能否随着时间推移按轻重缓急处理自己面临的挑战和威胁，是影响美国制定长期对华策略的重要原因。20世纪初，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有一句名言:“一个可信的外交政策，在于平衡一个国家的承诺和权力，使其拥有充足的权力储备。”然而华盛顿负责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士在解决威胁的优先次序问题上有着严重的分歧，他们也在争论着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的人认为美国只是正在经历一段紧缩时期，也有人指出美国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政治衰退和经济停滞迹象。但无论美国目前的政治经济状况如何，权力都是相对的。因此如果美国在未来20年蹒跚前进而中国保持较慢但稳定的增长，其战略后果（如上所述）仍是值得关注的。或者如果美国政府为解决世界其他区域的问题而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漠不关心，那么即使是步履蹒跚的中国也能有效得利用其有限的资源结束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统治。
 

第四，对未来战略关键假设进行研判后作出决定是十分困难的——这也是制定有效的对华政策的阻碍。很明显，美国任何有效的对外政策都必须将中国纳入其潜在战略考量。但是相互竞争的理论观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法来分析和对抗中国的崛起，然而每种方法都缺少对基本政策前提的阐述和讨论。
 

总之，制定一个基于共识的对话战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过我们要认识到一个稳健的国家安全战略只能从清醒和平衡的风险评估中得出。我们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但即使美国地大物博物产丰饶也无法让其抵御所有可能的危险。决策者在对特定的风险进行权衡时，要在行动之前仔细考虑其行为的后果和各种可能性。
 

中国这个迅速崛起的挑战者是否会对美国现在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呢？美国将其现在的权力关系视为现状，而中国却用跨越几千年的历史术语来定义现状。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显然在亚洲乃至全球都占据着更重要的位置——中国认为自己在该地区拥有一席之地是正当合法、且合乎传统的，并且它正在主动寻求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
 

不过就目前而言，中国是一个守成国与崛起国融合在一起的奇特组合。对内，中共领导人十分谨慎并且尽量避免风险发生。然而，从外部来看，中国似乎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经济收益的鼓舞而积极地维护自身权益。但是如果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结构不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以适应新环境，那么中国所将面临的的问题将远超美国，并且无法维持其稳定增长的轨迹。中国政府最终也将不得不减少国际开支以便在国内紧缩开支，否则则会承担一定的负面的代价。
 

对美国而言，在制定一个有效的对华政策之前需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对中国的实力进行细致的评估；关注和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团体动态并正确认识解放军的作用；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国内基础；用更专业的知识为美国在提高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地位的方面提供更好的选择。考虑到这些因素，下面将提出制定有效的对华政策的八项建议措施，而这些政策也将恰当地融入到美国的国际安全大战略之中。
 

（1）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能力进行全面、实事求是的评估（Conduct Comprehensive and Realistic Assessments of Current and Future PRC Capabilities）：中国未来几年的硬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治和经济基础的安定性（soundness）。对军事决策者来说，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新装备和发展情况至关重要，但是这些并不是制定一个完备的战略的基础。充分了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存在的弱点并将其合理利用可以有效避免高估中国的优势。
 

（2）在区域一体化和全球战略中对中美关系进行“嵌套管理”（ Nest Management of U.S.-China Relations in Integrated Regional and Global Strategies）：显然，中美两国应该合作解决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安全、环境和经济问题。然而，中美两国发表的声明都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两国在地区和全球热点问题（如“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和“维持阿富汗地区的稳定”）中的共同利益，但是这些并没有转化成实际的有建设性的战略方案。过分关注“新型大国关系”为中国创造了毫无根据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同时使美国未能在政治价值观上与其划清界限，让美国失去了在在企业家精神、战略资产和联盟能力上的优势。
 

（3）利用中国对美战略伙伴关系中的矛盾点（Exploit Contradictions in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Orient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在北京方面努力地削弱华盛顿与其盟友(尤其是东亚盟友)的关系之际，美国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利用全球关系中固有的紧张局势——中国正在积极利用这些对抗美国的影响。最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在俄罗斯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下可能很难延续——尽管普京发表了相关声明表示支持。回顾普京时代，或许美俄可以在平衡中国在中亚和远东东北部地区利益重叠区域的基础上打造一种“工作关系”（working relationship）。
 

（4）让盟国和伙伴分担更多的压力（Increase Burden-Sharing Among Allies and Partners）：那些与中国有海洋纠纷的国家为了平衡海洋局势宁愿选择与美国结盟也不远随波逐流与中国为伍。不过美国政府应该坚持要求地区盟友和伙伴们为他们本国的安全作出充分的贡献。考虑到美国国防开支所面临的压力，容忍“搭便车”行为的代价是及其高昂的，而且这种行为还会让北京当局直接把矛头对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而非自己的邻国。此外，各国加大对自身防务的投入可以从内部刺激他们去寻找各种潜在的盟友而不是简单的把问题外包给一个强大的支持者。简言而之，如果处理的妥当，这种责任分担可以构建一个更加强大、可信的安全体系。
 

（5）发展弹性军事能力（Resilient Military Capabilities），重新考虑低回报的侦查行动：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如果发生冲突，美军对解放军仍然保持着较大的优势。中国领导人不会拿国内稳定来冒险应战，但是如果面临一定的压力，中国仍然可以通过采取精确打击美国的天基通讯、导航和情报设施等关键设备，禁用计算机指令甚至中和航母舰队等措施与美军对抗。
 

简言而之，美军必须通过发展自身能力避免“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情况的发生。此外，美国政府应该重新考虑那些在中国海岸附近进行的低价值军事情报活动(例如，敏感侦察行动，Sensitive Reconnaissance Operations)——这些行动所能提供的关键信息很少，但却为美国的自私行为提供把柄，并激起了民族主义反应。减少或取消某些行动，可以作为促进双方在建立双边和区域危机规避和管理机制的谈判。
 

（6）深化和扩大自由经济体制（Deepen and Expand Liberal Economic Regimes）：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公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必须要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但在美国主导的现行体系下，成员国身份又反过来增加了其股本。自由的经济体制可以促进中国社会秩序的开放，但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也可能刺激中国政治多元化的发展——然而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坚决抵制这类不良趋势。鉴于经济合作重要的战略地位，华盛顿应特别重视完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和《中美投资协定》(US-Chin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简称BIT)。美国通过这种措施可以促进中国参与、吸收并受益于现有的国际秩序——同时可以让中国建立自己的机制的成本增加。
 

（7）构建美国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专业知识（Build America’s China and Asia-Pacific Expertise）：美国政府必须对语言和地区研究项目进行投资，以提高政府、军方和情报机构对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了解。美国需要这样的专业知识来帮助自己更好的理解背景的战略意图及其可能的权力轨迹，以此更全面地理解未来的区域环境，并制定明智、有效的政策。这样的知识结构和专长也可以帮助美国更有效得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不断增加的影响力。
 

（8）巩固美国国内的权力基础（Strengthen America’s Domestic Foundations of Power）：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国必须将重点放在国内国家实力的源头上——尤其是在人力资本、教育、研发以及政治体系的有效性上。国内政策和计划在巩固美国繁荣与稳定基石的同时也能增强美国的实力、影响力和长期的力量投射能力。目前，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经济方面。因此美国最好的回应就是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要对外展示出自己政治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吸引力。这种应对方式不仅适用于在未来几年增速可能放缓的中国，也可以帮助美国维持其全球影响力，以及提高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捍卫自身国家利益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