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各国领导人对一度被称为“欧洲协调”的国际秩序变化关注不够。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民族主义力量日益增强。在东欧，泛斯拉夫主义威胁着拥有大量斯拉夫人口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德国作家写道，德意志-斯拉夫战争（Teutonic-Slavic battles）不可避免，而教科书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热情。对欧洲工人阶级来说，民族主义被证明是比社会主义更牢固的纽带，对欧洲银行家来说，民族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牢固的纽带。

此外，人们对和平越来越自满。大国之间有40年没在欧洲打仗。当然，也曾发生过危机——1905到1906 年的摩洛哥，1908 年的波斯尼亚，1911 年的摩洛哥，以及 1912至1913 年的巴尔干战争——但它们都是可控的。然而，解决这些冲突的外交妥协激起了人们的失望和对修正主义的日益支持。许多领导人开始相信，一场由强者赢得的短暂决定性战争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导致 20 世纪早期国际秩序失去灵活性的第三个原因是德国的政策，它雄心勃勃，却又含糊难解。德皇威廉二世追求更强的实力，这是一个“昏招”。而这与当前国际局势有几分相似。

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警惕民族主义的兴起，也要警惕美国的民粹主义沙文主义。中美两国之间存在无意间冲突升级的可能。正如克拉克所说，一旦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发生，“它们就会（或似乎会）强加给我们一种必要性。”但在 1914 年，克拉克总结道，“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仅此而已。尽管欧洲两个武装阵营的前线都在加强，但有迹象表明，发生重大对抗的时刻可能正在过去。”

成功的战略必须要能够预防梦游症。 1914 年，奥地利受够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爆发。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暗杀奥地利大公成为最后通牒的完美借口。在出发去度假之前，德国皇帝决定通过向奥地利签发一张外交空白支票来阻止崛起的俄罗斯，支持他的奥地利盟友。当他回来后看到奥地利在这张支票上写了什么，想要收回，但为时已晚。

中美两国在台海的博弈日益显著。今天，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美国这种双重威慑政策已经过时，因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让其行动越来越自信。

美国对华战略的成功始要从国内开始。它需要维护吸引而不是胁迫盟友的制度，投资于保持美国技术优势的研发，并维持美国对世界的开放。对外，美国应重组其遗留军事力量以适应技术变革；加强联盟结构，包括北约和与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安排；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加强和补充美国在二战后帮助建立的、旨在制定标准和管理相互依存关系的国际机构；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跨国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正在遵循这样的策略，但 1914 年不断提醒人们谨慎行事。

在短期，中美或许会充满对立。但如果美国避免意识形态妖魔化和误导性的冷战类比，同时维持好其盟友的话，对立也是可控的。1946年，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正确地预测了长达几十年的美苏冲突。但是美国需要明确，美国无法遏制中国，只能通过影响中国崛起的环境限制中国的选择。

如果把中美关系比喻成牌局，那么两国要注意，好牌也可能被打烂。

本文发表于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leepwalking-to-war-with-china-by-joseph-s-nye-2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