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的问题是，根据新的脱欧安排，现在需要许可证。法国渔民抱怨说，他们的许多许可证申请都被拒绝了，尤其是被泽西岛的官员拒绝了。法国政府威胁要让英国的渔业公司以牙还牙，可能会禁止英国渔船进入法国港口，甚至切断海峡群岛的电力供应。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威胁要采取报复性措施。英国已经让皇家海军船只处于待命状态，以防法国渔民试图封锁这些岛屿。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讨论似乎毫无进展。

这些事件发生在此前英国退欧谈判期间的抗议和对峙之后，但它们由来已久。最明显的对比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的“鳕鱼战争”，当时英国的角色发生了逆转。当时，冰岛终止了与英国的先前协议，并将英国渔民排除在冰岛领海之外。

然而，有关捕鱼的冲突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这些围绕领海和海洋资源的争论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些问题仍然是现代国家认同的标志性问题，以及为什么两国政府做出了如此戏剧性的回应。

例如，在17世纪早期，荷兰共和国拥有欧洲最大的捕鱼船队。一位苏格兰律师William Welwood写道，他们在北海的过度捕捞威胁到了该地区的海洋资源。但是英国统治者的利益更多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生态利益。他们想分一杯羹，挑战荷兰的统治地位。于是当时的英国国王试图强加新牌照和荷兰渔船税, 但皇家海军在当时资金不足、装备不足、效率低下的情况下执行这一政策的努力近乎一场闹剧。荷兰的船只确实绕过了他们的英国追击者。

 

封闭之海

这场争端始于荷兰律师兼外交官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他写道，没有人能控制海洋，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人捕鱼和贸易。格劳秀斯的著作《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针对的是葡萄牙帝国，当时葡萄牙帝国正试图阻止荷兰人在印度洋进行贸易。然而，他的思想在英国也很不受欢迎。

在斯图亚特王朝君主的鼓励下，Welwood和其他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律师和议员John Selden，回应了格劳秀斯对英国领海的防卫。塞尔登颇具影响力的《Mare Clausum》挑战了格劳秀斯的观点，并引用历史例子来说明为什么国家有权主张部分海域的主权。塞尔登回到了罗马和希腊，提到了像威尼斯这样的当代国家，并在中世纪的英国历史中搜寻合适的，但往往是可疑的先例，包括撒克逊国王阿尔弗雷德。塞尔登在许多撒克逊编年史上都记载了阿尔弗雷德的造船计划，但这些记述很可能被夸大了。阿尔弗雷德的海军活动远没有他的同情者所描述的那么成功。

然而，即使是流行文化也涉及到改写历史，以证明英国对这片海域的主权。著名的歌曲“统治，大不列颠!（Rule, Britannia!）”这句话写于18世纪，是宫廷假面舞会的一部分，再次把阿尔弗雷德描绘成一位海军英雄，据说是他引领英国走向海上的命运。

这些想法当然很容易被权力政治（realpolitik）操纵。当荷兰人反过来试图阻止英国人在印度洋进行贸易时，英国谈判代表在他们的荷兰同行面前引用了格劳秀斯的著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之一就是格劳秀斯本人)。格劳秀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开放的看法，他从荷兰流亡到瑞典，为瑞典国王服务，瑞典国王也是一个对海洋主权有强烈看法的君主。
 

开放之海

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和积极寻找新市场，英国政府接受了自由海洋的想法。虽然英国统治者没有放弃领海的想法，但那些干扰英国贸易的人(通常是通过声称拥有自己的海洋主权)被贴上“海盗”的标签，并经常遭到摧毁。

在整个20世纪，随着射程超过3英里的武器的发展，以及获得海底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些担忧再次出现。一些国家声称领海延伸200英里的大海,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旨在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从来没有正式批准。

如果当前关于渔业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重温了这些早期的争论，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17和18世纪，渔业对英国的经济至关重要。到2019年，该行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降至0.02%。它还依赖于与欧盟的合作，英国每年将近一半的捕捞量出口到欧盟。

因此，英法两国政府在这场争端中采取的毫不妥协的立场可能显得有些过分。然而，它确实反映了渔业和海洋主权的象征地位——至少从17世纪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反复讨论这一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