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应该像对待苏联那样试图“打败”中国，因为首先，中国并不是要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7年，中国宣布，“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武装的斗争从未停止”，主要是要求外界尊重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传统。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受到了历史叙事的滋养，尤其是对“百年屈辱”(1839-1949)的记忆，在此期间，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干预和征服。但它也是务实的:中国认识到，一些国内趋势可能会破坏国家的稳定，最终甚至破坏国家稳定。

就连美国向亚洲和非洲输出价值观的努力，对中国来说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很可能成为中国更难协调的伙伴，甚至可能被纳入美国领导的反华联盟。

在这方面，中国的担忧可能因最近的事态发展而有所缓解。随着美国混乱地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迅速重新占领这个国家，美国的民主“十字军”——借用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话——似乎已经得出了一个不光彩的结论。

但是，即使美国不允许新的国家加入其主导的阵营，其现有的联盟体系也令人生畏，拜登致力于进一步加强这一体系。例如，他致力于复兴北约;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了新的国防和技术联盟AUKUS;并深化印度-太平洋地区关键民主国家(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被称为“四方会谈”)之间的安全合作。

这种对联盟的关注，可能是拜登对华政策与其前任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最大的不同之处。特朗普曾带头转向对抗。(在特朗普之前，最近几任美国总统在很大程度上试图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尤其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将逐渐带来政治变革。)

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差异令人担忧。虽然美国无法单独遏制中国，但如果有其他力量站在它一边，它可以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而中国没有能力创建一个与美国相匹配的联盟体系。然而，这种不平衡非但不能稳定局势，反而会加剧中国的不安全感，使建设性接触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的地位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拜登鼓吹的民主峰会暴露了作为全球反华联盟动员工具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美国自己的民主也被两极分化、瘫痪和不满所困扰，这对美国的民主也没有帮助。再加上世界上最高的COVID-19死亡人数，至少可以说，“山巅之光之城”已经失去了光彩。

尽管美国不是古罗马——尤其是因为它在从国防、外交到技术和金融等关键领域保持着非凡的优势——但它正遭受着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所描述的“过度伟大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影响”。它未能调整其民主体制，以满足其人民的需要和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

归根结底，美国是一个精疲力竭的大国，现在正受到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挑战。这种动态既危险又长期存在。正如古代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解释的那样，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在斯巴达灌输的恐惧，使得灾难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指出，在过去500年里，类似的案例有16个，其中12个案例中国家之间爆发了战争。

为了避免艾利森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必须放弃沙文主义的修辞和摩尼教式的思维，用智慧和创造性的政治才能取代扩音器外交。与中国的竞争并非只有双方你死我活。美国必须承认中国的合理关切和诉求，并做好相应谈判的准备。(在西方目前与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北约扩张问题上的摊牌问题上，中国迟早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美国必须承认，美国霸权的时代已经结束。在当今多极世界，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必须学会共存。苏联意识形态上的失败并没有带来自由民主。或许更重要的是，即使中国突然变成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它可能会成为今天的俄罗斯。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竞争无关紧要。

本文发表于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china-clash-strategic-not-ideological-by-shlomo-ben-ami-202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