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项研究》（以下简称《领导力》）是基辛格撰写的第19本书。这本新书剖析了二战后六位具有不同特质的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历史功绩，包括：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Gaulle）、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李光耀（Lee Kuan-Yew）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

今年7月闷热的一天，在曼哈顿中城的基辛格办公室，基辛格博士在采访中说，1950年代，“在我参与政治之前，我计划写一本关于19世纪和平缔造与终结的书，从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开始，然后成为一本书。我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写俾斯麦，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结尾”，“这本新书是一种延续，而非仅仅是对当下时局的思考”。

这位美国前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说，《领导力》中剖析的六位人物都是在1914至1945年期间（基辛格称这段时间为“第二个三十年战争”）成长起来，又参与塑造了这一时期之后的世界。在基辛格看来，他们身上都具有两种典型的领导品质：政治家的远见与务实；预言家的卓识与胆魄。

当被问及哪位当代领导人拥有这些品质时，基辛格说：“没有。”

一个人在与基辛格长期交谈时，总是会听到“目标”（purpose）和“均衡”(equilibrium)这两个词，前者界定预言家的品质，后者引导政治家的思索。上世纪50年代，基辛格当时还是哈佛大学一名专门研究核战略的学者，自那以后，他一直把外交理解为“潜在核灾难阴影”下大国之间的平衡行为。在他看来，现代武器技术的灾难性潜力，使得维持敌对大国之间的平衡（无论维持这种平衡多么令人不安）成为国际关系中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

基辛格表示，“在我看来，均衡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层面是力量的平衡，接受有时是对立的价值观。如果你认为你努力的最终结果必须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那么我认为不可能达到平衡；另一层面是行为的平衡，这意味着，与实现整体均衡所需的能力和权力相比，你自身的能力和权力的运用存在局限性。”他说，实现这两个层面的结合需要“一种近乎艺术的技巧”。“政治家们经过深思熟虑实现这种结合的情况并不常见，因为权力的运用存在如此多的可能性而又不至于造成灾难。” 

基辛格承认，均衡虽然很重要，但它本身不可能成为一种价值。他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共存在道德上是不可能的。”“例如，对希特勒讨论均衡问题是没有用的——尽管我很同情张伯伦，如果他认为他需要争取时间来摊牌。”

基辛格在《领导力》一书中有一个暗示，希望当代的美国政治家能够汲取他们前辈们的教训。他说：“我认为，当前这段时期很难确定一个前进方向。” 美国人拒绝将外交技巧的理念与“与对手的个人关系”的想法分开。他还说，美国人倾向于用传教的方式而非从心理上来对待谈判，目标是试图改变或谴责他们的对话者，而不是渗透进他们的思想。

基辛格认为，当今世界正接近一种危险的失衡状态（disequilibrium）。他说：“我们在部分由我们制造的问题上，正与俄罗斯和中国处于战争的边缘，我们不知道这将如何结束，或者它应该会导致什么。” 那么，美国能否像尼克松时代那样，通过在这两个对手之间形成三角关系来管控呢？对于这一问题，基辛格没有给出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能简单地说，我们要离间它们（中俄），让他们反目。你所能做就是不要加剧紧张局势，创造选项。为此，你必须带有某种目标。”

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担心中美正在走向一场危机，为此他建议华盛顿方面保持稳健。基辛格说，中美执行的政策已经让台湾取得进步，使其转变为一个自治的民主实体，并在50多年里维持了中美之间的和平，“因此，对于那些似乎会改变基本框架的措施，应当非常谨慎。”

就当前的俄乌冲突，今年早些时候，基辛格因暗示美国和北约方面的不谨慎政策可能引发了乌克兰危机而招致争议。他认为目前别无选择，只能认真对待普京所表述的安全关切，并且认为暗示乌克兰可能最终加入北约是错误的：“我以为波兰，所有作为西方历史一部分的传统西方国家都是北约的逻辑成员。” 但在基辛格看来，乌克兰是一个曾经附属于俄罗斯的领土集合体，俄罗斯人将其视为自己的领土，尽管“一些乌克兰人”不这么认为。由乌克兰充当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缓冲区，将更有利于稳定。基辛格说：“我赞成乌克兰完全独立，但我认为它的最佳角色是类似于芬兰的中立。”

然而如今木已成舟。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表现之后，基辛格说：“我现在认为，无论如何，正式与否，乌克兰事后都必须作为北约成员国被对待。”即便如此，他依然预计，俄乌解决争端的协议将保留俄罗斯最初在2014年入侵时的成果，当时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部分区域。不过，对于这样的协议和8年前的《明斯克协议》有何不同时，基辛格并未给出答案。

自2014年以来，绝大多数乌克兰人赞成加入欧盟和北约。这种诉求带来的道德要求，以及乌克兰人民在俄罗斯占领下的悲惨命运，都与基辛格主张的治国之道很不匹配。如果避免核战是最大的善，那么对于那些在全球均衡中唯一作用是被大国所左右的小国来说，它们应该得到什么呢？

基辛格表示：“如何将我们的军事能力与我们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将这些与我们的道德目标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然后，回顾他漫长而又饱受争议的职业生涯，基辛格不太自我批评。当被问及他是否对从政掌权多年的经历感到遗憾时，他回答说：“从操纵的角度看，我应该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它总是被问及。” 他可能会回顾一些小的战术要点，但他主要会说：“我不会用我们过去可能会有不同选择的这种想法来折磨自己。”